［摘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知识建制，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价值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社会事实这一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体现出理论对自身使命与责任的定位。对价值问题的任何回避或拒斥，都只能使社会科学自身陷入困境。
［关键词］ 社会科学 实证主义 价值中立 解放
社会科学究竟是要坚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自然科学式的研究，还是应该以某种明确的价值倾向介入社会政策和社会运动?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价值论困惑”，其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倾向:一种是实证主义的回答，主张以自然科学式的“客观性”超越社会普通成员的经验与成见，将社会作为“客观的物”来看待; 一种是韦伯式的解释性社会科学的回答，认为社会科学无疑要以某种价值选择为基础来建构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区分价值关联与价值判断，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被排除。第三种回答来自马克思主义，它强调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张以一种解放的价值取向贯穿社会科学研究始终，以批判的实证科学和积极的社会行动来引领社会变革。
本文试图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论困惑及其相关争论进行辨析。这种知识社会学主张: “每一种完整的和全面的知识社会学分析都在内容和结构上为被分析的观点划定了界限。换言之，它不仅试图确立关系的存在，同时还表示了这种关系的范围和有效程度。”①这就是说，知识是历史性的产物，知识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承认知识的历史性前提，并不意味着将知识等同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而是意味着在追溯知识产生、争论和积累的过程中，发现真理的历史性和有限性。这种方法论的意义在于: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充分利用这一解脱不断地进行这种分析，他才能产生出严密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这种科学不是把行动者投入僵硬的决定论的牢笼之中，而是为他们提供唤醒意识的、潜在的解放工具。”②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系列知识、原理和逻辑方法，而是与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建制。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就是要分析社会科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以及“应当如何”确立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一、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实证理想中价值意蕴
“社会科学”这一概念诞生于启蒙运动。创立之初的社会科学，曾自我期许要把社会研究变成一门自然科学。这种期许一方面来源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给启蒙思想家带来的自信，另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产生之初的社会危机迫使启蒙思想家努力探索能够精确描述社会现状的科学。然而，这种对自然科学的向往并非价值无涉，而是在实证的理想中寄托着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危机中重建社会的价值意蕴。
在方法论层面，启蒙思想家希望通过概念和逻辑，使经验世界的事实不仅可以被理解，而且能够通过经验事实的积累和理性的不断规则化而免除玄想的臆断。他们把牛顿力学视为理性的典范，将数学“分析”作为首要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将复杂的现象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组成部分，如同牛顿把白色光分解为单色光，然后将单色光再通过棱镜聚合成为白光一样。看上去，白光仍然是白光。但是，如果没有分解，我们就不能理解白光的本质。在法国方法论哲学家孔迪亚克看来，古代哲学方法论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分析，使被证明的命题优先于证明。牛顿的实验方法，不仅能够使分析与合成统一起来，而且成功地使分析过程定量化。那么，如何将这种定量化的分析运用于社会研究呢? 概率论的产生使启蒙思想家获得了最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以达朗贝尔为代表的一些启蒙思想家认为，历史的真理由于依据的往往是见证，而且无法重复对这些事件加以检验，因此只能是概率性的。同理，法律判断因为无法重复再现案件的发生，因此也只能利用概率性知识。① 于是，“社会数学”、“政治算术”等观念大量产生，成为促使社会科学诞生的重要基础。
在社会基础方面，18 世纪中后期，法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压力异常紧迫。启蒙思想家们意识到，仅仅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设性理论和哲学思辨已经无济于事。解决问题的希望在于精确地了解支配现实社会的种种规则。时任路易十六总理大臣的杜尔哥(Anne Ｒobert Turgot) 与孔多塞首先提出了“社会科学”( La science sociale) 概念。他们认为，社会是由“糟糕地联合起来的不同等级”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缺乏社会联系，“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特别的利益，几乎没有人想着要完成他的义务或知道他与其他人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持续的、理性和互相理解完全调节不了的对立观点之间的冲突”②。因此，解决危机的办法只能依靠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经验的和定量的科学，利用数学工具使正确决断的概率最大化，使真理体现出正义的最大化，从而有益于社会秩序与公民生活。一旦这种科学能够建立起来，那么国王就能够像上帝那样通过一般规律控制世界，政府的运作就会变得简单而和谐。
这段社会科学的诞生史表明，在早期社会科学家那里，尽管关于社会的研究必须从寻找规范和理想的启蒙式的社会哲学转变为以事实描述为基础的政策式的社会科学，但是，科学的“客观性”本身就是善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以对社会的观察为终点，而是将其作为起点; 它关注人的权利、意愿以及个体自由，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追求。这种充满价值理想的人文精神依然闪烁在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和涂尔干那里。
尽管孔德主要借鉴生物学来建构其社会模型和理论语言，但他依然强调科学研究的道德责任和公共义务。在他看来，“今后所有及时系统化的实际思辨会不断地尽可能促成道德的普遍优势，因为道德观点必然要成为所有其他实证方面问题的科学纽带和逻辑调节器”③。一切研究的使命都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只满足于那种不结果实的好奇，更不能引起无穷的疑惑和争论。因此，他对“实证”概念的界定是: 真实而非虚幻; 有用而非无用; 精确而非模糊; 肯定而非困惑; 知识的相对性而非形而上学的绝对性和终极性。④ 在涂尔干那里，社会的“健康”和“病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在《社会分工论》的最后，涂尔干写道: “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我们自己确立一种道德，但这个任务是不能在悄无声息的研究工作中即刻完成的。”①从中不难看出，涂尔干的社会学并非价值无涉，而是“既包括事实和知识判断( 如规则—不规则) 的意涵，也包括价值和道德判断( 如应该—不应该) 的意涵”②。遗憾的是，在孔德和涂尔干之后，一种将自然规律作为理性的唯一体现，将认识局限于经验观察的实证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正统共识”。用华勒斯坦的话说，“或许是为了彻底割断社会学与社会改革组织之间的渊源关系，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也推到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③。这种实证主义信仰表现为: 第一，本体论的自然主义，相信人和社会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从属于自然，与自然是统一的; 第二，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自然科学中获得成功的方法论准则，不加怀疑地被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以期获得同样的成功; 第三，认识论的经验主义，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的物”来看待。④ 由此，这种实证主义在价值论上必然奉行价值无涉原则，追求与人的行动和社会理想无关的纯粹客观知识。由此，“从早期启蒙时代的理想到当代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似乎是一种自然进展，一度曾经是伟大的解放理念，却转变为桎梏人心的紧身夹克”⑤。
二、价值中立原则与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
在哲学基础上，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尽管存在重要区别，但是，二者在关于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上却是殊途同归。
新康德主义将价值关联确立为文化科学的主要方法。正如李凯尔特所说: “只有借助于价值的观点，才能从文化事件和自然的研究方法方面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别开来。”但是，“理论的价值联系处于确定事实的领域之内，反之，实践的评价则不处于这一领域内”。⑥ 这就将研究过程的价值关联与对研究结果的价值判断区别开来。价值关联是客观的、共同的，而价值判断则是主观和个别的，因为对同一事物人们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韦伯同样认为，对文化生活或社会事件作纯客观的自然科学式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的无穷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支配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上，指导性的‘观点’对于建构在研究中将被使用的概念系统非常重要。”⑦对对象进行选择或分析，都不可能不涉及研究者基于自身价值观的问题预设。但是，这种价值关联并不同于根据我们的感受对各种现象作出的价值评判，前者是具有客观性的逻辑联系，而后者则是站在高度个人化的情感或欲望的角度而表达出的一种主观倾向。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关于具体社会现实的经验科学，只能以研究现象的“实然”为任务，而不应该涉及规范性的知识和价值判断。“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至于提出这些价值判断的人是否应该坚持这些基本的标准，那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涉及意志和良心，而与经验知识无关。”⑧
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一方面与当时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氛围，特别是大学教学环境有密切关系: 他坚决反对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而不遗余力地赞美民族国家和霍亨索伦家族的人。他指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沦为现存国家的辩护人，而不再是公正的学者。他赞成他们关注社会政策，并在‘联盟’的机构中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但他多次责备他们忽略了一个他认为极其重要的原则: 价值中立原则”①。韦伯主张: “调查研究者和教师应当无条件地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同自己的实际评价即他对这些事实的评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区别开来。这两件事情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异质的问题混淆起来。”②他希望能够诉诸“价值中立”原则，避免政治的干涉，维护学术研究的纯洁和“理性的诚实”。另一方面，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是与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界定分不开的。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恰恰是一种反对追问价值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精神虽然从新教伦理中吸纳了诸如敬业、守信、勤劳、节俭等内容，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逐渐从资本主义精神中消逝了。
“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 而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③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对于价值观的各种禁忌、热情和敬畏，皆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只要人们想知道，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 从原则上讲，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④面对终极价值的祛魅，面对着“诸神战争”的价值冲突，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意义在于: 一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反对将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甚至强加给别人的霸权原则; 二是在肯定的意义上，维持各种价值观的自由竞争甚至冲突，并将价值选择的权利和责任交给个体自己。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批判及其所强调的“价值中立”原则恰恰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对知识生产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商品形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⑤这种商品形式意味着任何事物的价值必须体现为通过货币以量化的方式来衡量的交换价值。事物独特的质的特征被转化为量的特征，质的区别被转化为可计算的量的区别。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历史的进程消失了，既有社会制度成为类似自然规律的永恒秩序。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及其历史趋势成为“自在之物”。社会系统成为外在于生产者的既成的可计算的“客观的物”。就像自然科学家力求将自己确立为外在于对象的认识主体一样，社会科学家也主动将自身作为社会秩序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旁观者，他们将自身活动局限于现存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越来越漠视新的社会的可能性，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问题被他们排除在外。
表面上看，社会科学不再涉及意识形态，而只是从事技术性和工具性认识活动。但是，这种认识活动本身就在执行着维护现存体制的意识形态动能。由此可见，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学社会科学的起点尽管意在高扬文化的价值属性，深入到“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传统中使认识的前提超出科学逻辑的规定，以示与自然科学的划界，但是，在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上，解释学与实证主义却殊途同归，它们对社会事实采取的同样是自然主义的态度，认为社会事实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存在，以一种先验的形式而为人们所遭遇并迫使人们去理解。然而，只有对社会事实“不可理解性”做出“理解”，才能真正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三、解放的社会科学何以可能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那里，解放意味着使人与社会摆脱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境遇，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无疑具有价值规范的意义，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正如德里达所说:“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①解放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取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批判的方法论原则与理论家自身的积极的价值行动。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与孔德几乎同时高举起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使用“实证主义”的概念来指称理论的科学性，但是，与孔德相比，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证”有其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②如果结合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意味着“实证科学”必须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它必须是批判的与革命的。
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矛盾，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由于采取了非批判地对待社会矛盾的态度，致使无批判的实证变成了有倾向的辩护。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片面强调实证性，反而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工具; 而马克思则力图从经济学的研究中揭示无产阶级异化的原因并探求彻底解放的根据。解放的激情与实证的冷静在此是高度统一的。解放的价值理想，非但没有妨碍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相反，却给予研究以不竭的动力与崇高的目的。只有在不断追求解放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才免于在惰性中失去自我超越的意识和能力。
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真正的实证主义”主张“批判的实证”与“实证的批判”的统一。理论研究固然要从经验事实出发，但不能将经验事实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视为只能被动接受的先验前提，而必须把它当作有待展开的起点和进行批判的对象。这就意味着，科学研究必须由经验事实的表象深入到其内在结构尤其是本质性矛盾中，去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历史规律，从而达到说明揭示经验事实的有限性及其新的可能性，促使社会通过自我批判与自我扬弃，由“旧世界”的“现实”转变为它本身应有的“新世界”的“现实”。
在现实世界自我批判与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历史主体的行动是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实践力量。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只有承担起激发公众实践能力的使命，才能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然而，如同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诸如种族分化、性别歧视、利益冲突等斗争的场域，公众同样需要思想的启蒙和行动的引领。正如阿多诺所说: “批判对于一切民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不仅需要批判的自由和批判的动力。民主的内容还是由批判来定义的。”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 他既是学者也是公民; 他不仅要克服专业理论与公众话语的分离，而且要将其本人塑造成一个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行动者。这就需要学者既不能自命清高，自我陶醉于书斋书房，使锐利的锋芒藏刀入鞘; 更不能与资本和权力合谋，以话语为工具攫取社会资源; 而是要同劳工运动、民间组织等共同工作，相互建构，成为沟通政治家、政策制定者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将知识、行动与价值结合起来，最终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作者工作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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