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发现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中原因，寻找解决途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倡导全党干部用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典理论著作，理性思考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积极推动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从哲学高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构想，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宝贵财富，也为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筹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与模式的政策，构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计划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运行中越来越暴露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不相适应，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和尖锐。于是，毛泽东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若干理论指导思想，开始广泛听取各大部委来自基层的情况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他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情况汇报后，开始仔细分析、研究中国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
接着，毛泽东从哲学的理论高度连续发表对中国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理论文章，提出了若干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构想。其中很多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在当前也有积极的指导价值，可以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更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济建设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无论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若干著述与讲话都对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给予了严厉批评，曾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①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结合中国实际独立思考，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总结苏联教训，少走一些弯路，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在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生产力，研究什么样的道路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国务院各部委认真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确定了中国要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在生产力布局问题上，要求中央各部委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也解决好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②；在经济体制上，要注意解决好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要求中央向地方与企业分权，要使企业成为“半独立王国”，要使企业具有生机与活力，关于国家对经济与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调动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命运，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更需要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陈云同志提出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薄一波提出积累与消费的三条杠杆的思想；李富春提出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1956年～1957年间，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薛暮桥发表《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再论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两篇文章，指出价值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③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深感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日益尖锐，空想模式的弊端日渐突出，他开始从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道路开始反思，不但自己静下心来研读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著，而且要求党的干部认真学习、思考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学习与研究经济理论是为了取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度认识，他采取读、议结合的方法，注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发表许多对当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点，有些理论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其一，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注重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④研究经济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其内在的本质。毛泽东分析与研究经济问题，就是从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商品入手，既尊重了事实，又抓住了实质⑤；其二，提出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着重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取消商品经济、取消商品交换方式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不可能富裕。他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都不要忌讳“商品”二字，违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和运用商品经济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⑥毛泽东认为，价值规律是一所大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很深的大学问，要尊重它，更要懂得利用它。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形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对立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给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者出了一道难题，既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当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商品经济理应一同消灭，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中还存在商品经济，这个形态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探索曾在一定时期内较为慎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他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商品、物价、工资和货币等商品经济的概念，还明确提出了等价交换的问题，并主张实行等价交换。毛泽东还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所有制并存时商品生产的重要前提，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命运。毛泽东在此时期的讲话中还从多角度、多方面论证了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还针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消灭商品经济的错误言论，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⑦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在与工商联代表的谈话中说：“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就是要求各部门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生产与流通搞活，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对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就是既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成功的案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毛泽东决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上急于求成的骄躁情绪，在实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为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号召全党干部同志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边学边讨论。于是掀起了全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热潮，并结合当时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等关于经济建设运行与管理进行改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领域、商品经济领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党中央也及时出台了一些实施改革发展经济的若干政策，毛泽东把这些举措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由于苏联东欧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曲折等多种原因，毛泽东这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并未能坚持始终，但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构想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探索，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一五”计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顺利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提供了制度、机制与体制保证。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其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势在必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鲜明地指出要对当时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工作会议并制定改革计划实施的时间表，从1956年着手准备工作，1957年试点，到“三五”期间全面实施。⑧为了推进和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1957年10月，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1957年7月首先在工业、商业、财政三个方面进行改革，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由陈云主持制定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毛泽东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认真探索，尤其就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发表了较多意见和建议，要求改革要做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多的优越性。⑨陈云根据毛泽东改革经济体制思想的要求，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毛泽东支持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改革思路，并把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探索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与工商联代表谈话时，就“新经济政策”进行阐释：“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他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是发展起来……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⑩
毛泽东与工商联谈话的实质是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与陈云这些改革思想对于克服当时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剂良药，同时也显示出所有制结构、生产与流通体制等方面也与后来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靠近。
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的诸多困难与问题，也提出了要改革体制的一些设想，但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等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层面剖析问题，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偏重于从政治维稳的思维与视角去探索与研究，因而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或动荡等因素，往往容易使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逆转，也容易将正确的理论误判为资本主义不健康的东西轻易改变，甚至转而受到批判。尤其在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为纲困扰着他，把党内同志的不同认识、不同意见误判为阶级斗争的新苗头、新动向。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很容易否定原来正确的思想，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时，正确的经济建设思想容易被异化。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与陈云同志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未能得到全面贯彻与实施，被不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当时“左”的思想干扰而搁置，被毛泽东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未能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消除。
尽管毛泽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未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完全实现，但其所著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两篇理论文章对于指导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和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仍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毛泽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以及关于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对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01页。
②王立胜：《重新认识毛泽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③贾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④石仲泉：《毛泽东艰辛开拓》（增订本），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16页。
⑤范志轩：“毛泽东创新思维的方法、因素及现实意义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34～37页。
⑥杨治远：“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7～19页。
⑦彭家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6～29页。
⑧顾保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期，第20～22页。
⑨傅佑全：《党的三代领导人廉政思想发展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⑩王立胜：《毛泽东晚年的艰苦探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来源: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