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全能主义的中国现行体制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与改革以前的体制相比较，有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行体制作如下描述：

首先,相对于改革以前的政治传统体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日益扩展的自主社会空间，存在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领域有限的多元化。中国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仅限于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去乌托邦化”,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主义的目标意识。而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体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支持。

第三，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继承了自建国以来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的危险仍然存在。

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执政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几个特点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里，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软着陆。这种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向未来民主化的“软着陆”，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的自主性的利益主体的明晰化，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法制约束下的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游戏规则与观念、网络的普及与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宽松化而互容性增加，将成为扩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

如果说，以上是对中国模式的特点的描述，那么，用什么核心概念可以表征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的特点？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这是中国变革实践对国际政治学理论界提出的课题。

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国际政治学界有学者把这种体制视为宽泛的“威权政治”，因为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然而，单纯运用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没有揭示出中国改革中形成的体制与传统革命体制之间的历史承续关系。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体形态，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发展并演化出来的一种混合型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模式相比，无论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家的组织资源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由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从原来的列宁主义全能主义体制(Leninist Totalitarian Regime)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应该认为是比较确切的。由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实效，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已经获得了新的基础，政府也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获得了包括新阶层在内的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因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新体制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稳态性与持续性。这种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演变过来的体制，将在未来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中国政治模式或体制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旧体制，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　　

转型分类学上的新物种　

人们自然还会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从全能主义的政治结构中演变为现行体制的？这种的变革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路径？中国的这种转型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特殊优势，面临什么样的发展矛盾？所有这些问题，均可以纳入到转型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来。“转型政治学”（Politics of Transition）就是转型期政治学，它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来考察一个国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以研究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与发展路径作为考察的焦点。

转型政治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是一门相当重要的新的政治学领域，并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菲立普·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学最初是由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学科理论学科。“转型学”这一概念把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转型的历史过程上来。从转型政治学视角来看，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可资比较的政治转型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拉美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苏联东欧模式等几种类型。各种政治转型模式都有其独特的转型特点。

属于南欧模式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长期处于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密切互动的特殊环境中，并在这一背景上，形成为一种由比较成熟的权威主义，向多元竞争型民主体制成功转变的类型。由于该国内部的市民社会与法制约束力，在市场经济长期有序发展过程中逐渐自然发育成熟，这种民主政治模式具有强国家与强市民社会相结合的结构特征，社会经济整合过程较为顺利。因而被国际政治学界视为从权威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瓜熟蒂落地顺利过渡的典型。

而拉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是在激进的民粹主义政治与保守的军事权威政治之间的拉锯互动中演进的。因而社会发展存在着类似于周期性的动荡与冲突。

苏东模式则是通过激进的“大爆炸”方式，即经济与政治的“休克疗法”，来实现一种全能主义体制向异质的西方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变。这类国家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其中原先有过市民社会与多元民主传统的国家，如捷克、波兰、东德、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则能比较顺利地再次转型为多元政治体制，另一类缺乏此类历史背景与传统的国家，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格鲁吉亚向多元民主体制的过渡，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与困境，这种类型国家的“国家—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弱国家”与“弱社会”的共存，这种“双弱结构”可以解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何以如此不稳定，何以充满陷阱与挫折，也可以解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何以可能在此类国家内部轻易发生并此起彼伏。

东亚模式，即四小龙模式，是在冷战过程中，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与压力中，通过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的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化，而完成了从权威政治走向多党竞争性民主的转变。

国际学术界在对以上四种不同的转型模式的研究中，都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学者，例如林兹对南欧模式的研究，施米特与奥当诺对拉美模式的研究，普沃斯基对东欧转型的研究，等等。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的转型模式与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中国的政治变迁有其独特性，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方面，中国的现体制具有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新型的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政治整合，中国转型模式不能归入已有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

可以说，相对于己有的前面四种转型模式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下，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它的特点是，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资源的执政党，具有强大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资源的政治优势，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的成功，它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也可以从这一模式的历史特点与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从中国与越南的转型实践来看，这种体制具有更为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它向民主政治的发展，一般而言，也更具有自上而下推进的特色。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宏观的系统的类型学考察。

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就必须把中国模式放在与上述这些转型模式相比较这一更广阔的架构上来考察，这种模式比较，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平台，启示研究者从国际转型政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较变项中，例如，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自己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身特点的政治发展理论。　　

元老派改革精英的形成与中国变革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转型道路，而不是选择前苏联那种激进的大爆炸（Big Bang）式的“革命模式”？为什么中国选择摆脱平均社会主义旧体制的道路时，采取的是走向“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而不是急剧的西方式的多元民主化？要解释中国采取的变革路径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哲学或某种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考察中国变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是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的出发点。

以中国而论，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对转型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于，中国在改革以前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激进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异化状态”的产物，极左的平均主义与文化专制相结合的旧体制，以荒诞的方式，从反面深深刺激并从而教育了广大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执政精英中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其物极必反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人们从这一体制的乌托邦幻觉中摆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权高位重的上层政治元老精英一般总被认为是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与思想保守者，但中国的“文革”灾难，使元老革命家绝大多数均成为被极左体制打击的对象，这些革命元老派的苦难经历，使他们成为体制的受害者并进而大彻大悟，转变坚定的改革者。由于全能主义体制具有的高度集权性，体制内部元老派政治精英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元老人士一旦成为改革精英，他们特有的政治资源，就会有利于形成走向渐进演化的转型路径选择。一方面，革命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他们在长期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都十分敏感，当那些可能对政权构成激进挑战与偏离的种种现象或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受到他们有效的抑制，他们也决不会放任任何挑战革命理想的激进“革命”发生。这是中国选择威权主义方式，而不是大爆炸的激进方式走出全能主义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相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元老派改革精英，他们在体制内长期积累的威望，使之能有效地整合政治资源，长期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与阅历，使他们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他们还具有把握火候的微妙的分寸感与平衡能力，他们所拥有的丰厚的组织人脉资源，使之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同志，使他们能在推进改革时遇到失误与挫折时，仍然能进退自如。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出自偏远地区党委的、由于前辈年迈或病故的幸运的“减法原则”而乘“直升飞机”上升的戈尔巴乔夫所不具备的。在中国改革进行过程中，执政精英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由于经济发展的实效而进一步增加。这一权威资源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用来推进新的变革，从而最终实现体制的渐进转型。

“中国——越南模式”的演化路径　

如果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殊历史路径。笔者注意到，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概念，用来对照中国经济改革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革的政策经验，恰恰与演化经济学理论有着惊人的联系 。2如果我们能从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中，进一步提升、抽象、并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演化发展理论，那么，人们一定会发现，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也恰恰同样符合演化理论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特点。用“演化政治学”来形容中国转型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了。我们可以从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启示中，对中国三十年的政治发展的特点，在理论上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中国模式演化的试错性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强调实践中的摸索，来寻求摆脱旧体制的发展路径，即不是从已有的先验原则或信条为基础，而是通过面临具体问题时，运用传统政治体制提供的执政党权威政治资源，在人的理性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诸多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前，在人的理性决策能力与解决困难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即存在着演化经济学家所称的巨大的“能力－困难缺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践、摸索、通过“路径障碍，撞击反射，边缘尝试，逐步推进”的方式，逐渐形成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从农村承包制度为起点的农村体制改革到双轨制、分税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均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人们常说，中国改革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与“投石问路”的方式前进的，“投石问路”是“撞击反射”原则最形象的表述：通过投出去的石头受到看不见的东西撞击后发出的声音，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在信息不全、理性判断力不足的条件下保持最大的安全系数。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那么，中国政治转型采取的路径也暗合政治演化理论揭示的试错路径与逻辑。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特色，是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与“非断裂性”。中国转型实践的特点是，强调并尊重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转轨的历史连续性，而不是与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断裂，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通过“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的方式，稳健地走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到本国社会主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通过这种渐进的“试错”方式，来保证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与规范的缺失，不至于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危机。根据演化理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执政精英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来维持转型的稳定性。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

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与演化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转型一样，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 。3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制度变迁需要改变人们惯常的行为模式，但人们适应创新的活动范围，则取决于人们感到制度与决策创新必须约束在恰当的范围内进行， “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充分考虑到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在这一方面，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三个代表”论、“和谐社会”论的发展路径，均可以体现这一演化路径的特点。

第四，充分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考虑它们的特定情境与特定的脉络。关于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范围内做出的决定；一方面是受公众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受历史、地理与中国面对的国际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三方面的因素，是理解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政治演进路径的关键。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变化决不是执政精英主观意图的简单外在化，在许多情况下，执政者并没有预定的计划与方案，这种类型的转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是在面对具体问题与矛盾时，在各种现实因素制约下，在政治互动与试错过程中，“不自觉”地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的。

这种渐进演化模式在转型政治学上有什么特殊意义？渐进演化模式的意义在于，从传统权威资源中，转化出推进改革开放的新的现代化权威杠杆，使整个转型过程始终保持着有效的可控状态，从而避免了变革时期最易出现的脱序危机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转型危机，同时有利于降低转型的政治成本，并避免两极震荡带来的后遗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这种模式发挥特殊的优势有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激进的大爆炸式的改革，对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变革特别不利，因为这一体制内部从来不存在妥协讨价机制与政治文化，而集权体制往往积压的矛盾太多，一旦改革通过激进的方式来推进，长期没有解决的矛盾会使国民的不满情绪以“低频率、高强度”的方式得以发泄，形成巨大的人群在短期内急剧地涌入政治场所，实现被压抑多年的愿望。于是就很难避免发生“政治参与爆炸”。政府难以满足如此急剧增长的政治诉求，这又会进一步引起国民的不满情绪，并进而挑战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形成政治动荡。事实上，清末新政进入筹备立宪阶段时，就陷入新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急剧膨胀的问题，正是这一矛盾使清王朝崩亡。而当代前苏联激进转型的失败，提供了激进主义模式高昂代价的实例。政治危机，经济灾难，产量下降，高通货膨胀，卢布贬值，财政收入匮乏，有组织犯罪，资本外流，使西方主张激进转型论的理论家威信扫地。

相反，渐进改革并没有触动原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与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经济改革获得的成效能缓冲、转移并最终消解旧集权体制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矛盾。此外，与激进模式相比，渐进模式决策出了错误后，逆转成本较低，即试错过程中发生问题后，退回来再做第二次选择的努力比较容易实现。用著名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 罗兰的话来说，渐进改革策略可以减轻事前政治约束，逐步集结进一步改革的支持者，从而加强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并且，又具有事后较低的不可逆转性。4 在许多学者看来，低不可逆转性，更具体地说，就是走出这一步就难以退回，被认为是该体制的一种缺陷，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可逆性特点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势，它使试错性的制度演化可以通过退回一步以后,再向不同路径反复尝试的方式，来获得最佳路径，而这正是成功改革的真谛所在。

中国转型的“渐进与演化”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常识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模式，它十分接近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逻辑。是一种人们排斥了普遍主义的先验原则，运用试错与经验寻求路径选择的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路径概括如下：人们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尝试提出某种解决办法，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中，根据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根据行动主体本身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绕过各种思想与观念的障碍，尽可能地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人们的行动一旦产生某种实际结果，这一结果又会促使主体根据既定条件、观念制约、资源约束而对选择做新的调整与修正，行动的结果，又制约了下一步选择，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成果，而不得不再走出新的一步，当新的一步在实际中发生的挫折，矛盾与问题，则可以退回来，找其他办法重新尝试。就这样，人们在不经意中，逐渐创造了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图与理性的设计，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人们主观上想做成什么，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行动，不自觉地做成了什么。这就是试错性的历史变迁。用几个简单的、并不全面的关键词来表达这种变迁方式，那就是，中国改革的行动主体的特定方向感（摆脱旧体制的逆向性），随机性（根据当下事态来决定下一步），试错性（走一步看一步），约束行动选择的观念因素（遵守基本原则的约束条件），支持行动的各种政治资源（国家机器与执政党组织系统），等等。

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试错过程。邓小平并不知道他开步以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这一路径在每次面对挑战时，都会强化一次，概括地说，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可以被称之为“路径障碍，试错反弹”的方式，逐渐告别了旧体制，并逐渐演化、蜕变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软着陆。

西方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为自己设计的休克疗法辩解时，用过的最多的比喻是“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流”，但渐进演化论者批评激进自由派的改革战略时，也可以使用另一个同样生动的比喻，那就是，休克疗法如同“飞机在半空中更换发动机”一样危险。渐进主义者对于如何过河的办法，也可以沿用“过河”的比喻做出如下回应：“过河固然不能分两步跳，但如果一步跳入河中，就意味着淹死在深水区，那还不如在浅水区渐渐会会边摸石头，边学会游泳。”在保持与旧体制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走出旧体制，就是在浅水区边摸石头，边学游泳。这一过程就是试错过程，这两点正是渐进演化模式的关键，这对于理解当今中国政治演化与经济演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演化型的转型过程中，执政精英并没有用泛道德主义的标尺，把传统体制资源判断为无用的废物而予以遗弃，而是体现了严复所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原则，把传统政治资源作为转型过程的政治整合所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来予以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用1906年严复所说的另一句话，体现了“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的原则。我们可以把严复整整一百年前的这句话，作为中国转型模式的十六字真言。

中国模式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在权力体制并没有经过革命断裂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的结构。由于21世纪的中国人把与旧传统、旧世界彻底决裂的革命思维作为核心价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这种对渐进思维的回归，体现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态与深层思维方式的一种重大变化。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路径的研究，即对中国转型政治学的研究，对于发展出一种与“演化经济学”相呼应的“演化政治学”，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中国的陷阱：从路径锁定到“急诊室效应”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从全能主义结构蜕变出来的转型模式，虽然有其特殊的优势，但也有其特殊的弱势。众所周知,全能国家体制内部是没有自主的市民社会的,中国改革通过市场经济才逐渐滋育出新生的自主社会细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从历史上看，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本身就先天地缺乏体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改革以后形成的“弱社会”本身，又缺乏体制外的对国家官员的有效监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腐败与权力不受约束而造成的种种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就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变本加厉。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不满，就会进一步引发国家对社会的加强权威控制的习惯冲动，“强国家”可以运用无所不在的行政机器，轻而易举地通过强控制的方式，把社会冲突压抑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就有可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的路径依赖，即通过加强控制、约束社会自主空间的方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强化的路径，就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在国家控制了强大政治资源的情况下，这种以强控制方式来应对矛盾的办法，一方面似乎成本甚低，收效较快，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反弹，然而，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民主的制度创新难以在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健康发育。

在后全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下，最值得关注的一种综合症是类苏丹化现象。这种苏丹化政治的特点是，权力范围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化，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以庇荫网络为基础的朋党组织结构。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现行转型体制的低参与度，虽然有助于抑制转型初期出现过度政治参与膨胀，从而有利于改革启动期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然而，低政治参与同时也往往导致有效监督的缺位，此外，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增多，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就势必增加这种在某些地区的类苏丹化相伴随的腐败发生的概率。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严重的腐败发生率引起社会公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时，某些当权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他们会以“政治稳定”为理由，进一步抑制与排斥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员的批评，并把对腐败现象的揭露视为反现行体制的非法行为，利用自己的权势来阻遏对自己的监督与批评。另一方面，又同样恰恰是中国政治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社会内部自组织力量，如市民社会、社会中介组织的先天缺乏，因此，中国现行的转型体制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与东亚权威主义体制更为缺乏。“后全能体制”的制度刚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转型期土皇帝综合症”就有了滋生的温床，在缺乏权力制约的条件下，地方官员的既得利益在没有面对挑战者的情况下，势必会不断凝固化，自我封闭化。

中国转型期出现权力结构的“类苏丹化”现象，还与以下三个相互依存的制度性因素有关。首先，是上下级之间的非法制的庇荫关系的形成，从而导致以个人为中心的当权者的私人关系网统治；第二，黑社会组织与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是受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组织结构，这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司法系统的司法庇护，从而可以为所欲为。

正因为如此，以“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为特点的后全能体制所具有的低度政治参与特点，出现大爆炸式的“革命”式动荡前景的概率并不高，但出现地方上或部门里的“类苏丹化”这种弥散性顽症的可能性，则有极高的发生概率。中国一旦陷入这种苏丹化陷阱，未来中国即使推行民主政治，也很难改变这种结构性矛盾。地方利益的分利化与固化，会进一步使民主政治变形为各自为政的垄断性的私利板块体。

作者曾在研究20世纪初期清王朝新政运动的论著中，发现自我固化的集权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的一种困境，我把它称之为“急诊室效应”，其形成的机制是，集权体制习惯成自然的路径锁定状态，使决策精英往往有一种很强的思维定势，即在顺利时，会由于路径依赖心理的干扰，而拒绝进一步的深层次改革，相反，当原有的路径发生巨大障碍并影响到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时，才会产生不得不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强烈意愿，然而在此时，就会产生类似于急诊室医生面对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的两难命题：主张激进疗法的医生认定，只有立即动大手术，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而主张保守疗法的医生则相反认为，由于病人体质急剧下降，动大手术只会加剧病情，因而只能用保守疗法，大手术即使必要，也只有在体力恢复以后进行，但后者的方案又会被前者批评为“远水不求近火”。随着危机的深化，在政治精英内部，面对社会的重症效应而产生的激进与保守的两种“治病方案”的分歧与矛盾，也只会进一步激化甚至两极化。清末新政时期，在筹备立宪问题上，军机处内部就形成这种两难命题之间的激烈争论。5

当然，中国当代改革与二十世纪初期清朝新政无论在历史背景与政治结构性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集权与权威体制由于路径锁定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仍然会有相似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行的转型模式，也应从中国百年来的改革历史中，去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现行权威体制有效的政治整合能力,法制的逐渐健全,法制观念在社会上的深入人心,执政党的政治绩效使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增长,政治上的基本稳定,凡此种种有利条件,表明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这一现实条件下，进行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并在条件成熟时,迈出较大的政治民主改革的步伐,通过体制创新来克服社会矛盾,防止中国由于路径依赖而在未来某一时候出现“急诊室效应”，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与中国属同一种转型类型的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有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发展，在党内民主方面，越南的具体举措有：强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与书记处的监督，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中央委员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公开提出质询；扩大党内差额选举比例；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与选民直接见面，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可以根据国会通过的一项重要程序，就某些问题直接质询政府官员，其过程连线直播，让全国普通百姓直接看到；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积极推进司法独立，并取得显著成效。越南执政精英充分利用了后全能型的新权威体制的“强国家”政治优势，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创新，有许多值得国人吸取的经验。

当然，中国的国情与越南仍然有所不同，中国的幅员广阔。人口总量也要大得多，问题与矛盾要复杂得多，然而，当今中国同样也存在着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赛跑。制度创新的速度如果快于后者，中国有可能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反之，就可能在路径依赖不断强化过程中，进入锁定状态，走向发展的死胡同。正因为如此，如何通过“走小步，不停步”制度创新，来克服转型期路径依赖，是中国改革的演化政治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结语　

要研究中国转型政治学，一方面，要广泛吸收国际政治学现有的理论资源。西方政治学中的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发展型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命令贯彻与政治参与危机，政治参与爆炸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与试错理论，杜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林兹提出的“苏丹式政权”腐败理论，奥尔森提出的软政权与分利化理论，都对思考中国政治转型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创建中国本土的转型政治学，首先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怀着对国际政治学发展成果的尊重之情，广泛吸收西方政治学现有的理论成果。

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中国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国际政治学界提出的许多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概念，是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运用这些理论方法，用来分析中国政治时，就可能出现理论与研究对象不兼容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我们研究的中国对象的特殊性，对源于西方的政治学概念软件，做“汉化”处理。当现存在概念方法的汉化处理，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发生的政治现象时，就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开发新的软件”，另辟蹊径，去建构一些新的概念。6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现代化转型社会，它所具有的十三亿人口的巨大的规模效应，它自洋务运动以来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充满曲折、艰辛与创伤的历史经历，三十年来中国转型实践所提供的如此丰富、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又可以向西方政治科学提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改革的政治学研究，理应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最富有生机、最具有开拓前景的学术领域，中国大转型时代的现实矛盾与困境，又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我们这一代学者，迫使我们去理解它们，并为克服它们而竭尽自己的心智。正因为如此，中国政治学理应成为对国际政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最有希望的领域，我们应有志于运用我们自己在本国政治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与理论创新，来丰富国际政治学的思想资源。生于这样一个国家，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学者的人生价值与社会责任感，都将在这一耕耘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注释：

1 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第207-20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 参见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3 同上。

4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第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第32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6 本文作者在二十年来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制度决定论”思维模式、“脱两极化”、“有限多元化”、“低度政治参与”、“类苏丹化”、“地方庇护网政治”、“后全能主义型新权威主义”，“派群”理论、“延时效应”、“反应型民族主义”等新概念，作为探索中国转型政治的工具，希望这些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一书中收入的各篇文章，该书已经由新星出版社于2008年3月出版。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