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天则，茅于轼老师说像一场梦，盛洪说是一个奇迹。虚幻的梦变成了真实的奇迹，悲壮而美丽，令人荡气回肠。这场梦，这个奇迹，就是张曙光老师所坚持的“学在民间”的理想，在官学霸道的当代中国所走过的艰难旅程。尽管走到今天，虽然只实现了“安身立命”（盛洪语），不管下一个十年将走向何方，但天则“已经是永远”（何帆语）。
我曾经误入歧途达6年之久，在党学殿堂里和商海中彷徨漂浮。当我终于走回正路（盛洪说学术乃我的正路）时，恰逢天则呱呱坠地。承蒙盛洪错爱（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在天则的创始人中，只有盛洪认识我），我有幸忝列首批天则特约研究员队伍。直到今天，我依然享受着这份荣誉。自感汗颜的是，我得之于天则的太多，为她付出的却太少。作为一个勉强可称之为学者的人来说，我的学问之路正是从天则成立那一年开始的，如果没有天则，我的确不知道学问该怎么做，也断断无法体味学在民间的真正含义。
这篇纪念文章的题目，原本是“大学天则”，想说明一个观点，即天则虽然无大学之名，却有大学之实——至少是一所人文社科大学（除了没有校园、固定的教授和不给学生文凭）。但转念细想，“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乃属官学，即便在现在，“大学”也绝大多数属于官学。而天则乃纯粹之私学，与历史上的“精舍”或“书院”类似，甚至比后者还更“私”。西方的“Universty”乃以私学为主，翻译成中文的“大学”似不尽贴切。如果天则有一天真正成为一所“私立大学”，也应该与西方的私立大学同，而与当今国内之“大学”（官办的或民办的）异。所以改用“学在民间话天则”，是为了强调天则“私学”的独立性、公益性、兼容并包和自由主义精神，而这正是时下各色官办和民办大学以及智囊研究院所缺失的，后三者的区别只不过在维持生存和赚钱的手段不同而已。当然，天则还具有其学术上的权威性，这就是她对制度经济学的弘扬。正因为她把制度上升到“天则”的高度，才奠定了她的独立性、公益性、兼容并包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基础。一个民间机构，以研究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为己任，在一个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公德的社会中，其生存和发展的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历史上私学的兴起始于春秋战国，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墨、孟、庄荀都广设私学，形成学派。两汉则出现了相当于太学的“精舍”或“精庐”和相当于小学的“蒙馆”或“书馆”。到唐宋时期，因政府的高度自信和相对自由化的文治，“学馆”普及，而新型“书院”更是登峰造极。但作为馆主和山长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柳宗元、韩愈、孔颖达、朱熹、陆九渊），或既做官又讲学，或先讲学后做官，或卸官后再讲学，总难脱离一个官字。虽然它们以私人捐助的图书为教材，还自由聘任教学和管理人员，其独立性仍有相当的折扣。天则的独立性，体现在四大“山长”茅、盛、张和汪（丁丁）身上，可谓与官绝缘；而且天则成立之初，即明确声明与政府保持远距离独立，从不向政府递“奏折”。天则的经费，也绝大多数源自国内外民间机构及企业的捐助和课题合作。因此，天则的独立性比书院和学馆要强得多。当然，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在视民间组织为卧榻扰魂的现存政制下，并非没有风险。正如明清两代，虽私学书院仍有发展，但自由讲学、学派体系、议政之风却屡遭中央集权政府的抨击，甚至有禁毁书院事件发生。天则这十年弱冠学步，难免如履薄冰。在这个意义上，天则的客观命运，实乃奉“三个代表”为圭臬的现政府之自信力和宽容度的试金石。
无论与当今教育部和其他政府各部举办的官学官研，还是与近年始滥觞的民办大学或智囊机构相比，一个小小的天则所提供的公益服务之大及其公益性特征之显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天则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务公开。按理，国有化的和靠社会捐助的非营利性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具有公益性特征，在国外，其财务状况必须向社会公开。但在国内，似乎只有天则一家主动公开其财务收支。以天则2002年财务收支状况为例，可以发现，其总收入277万元中，有174万元用于课题支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90万元，只占不足30％，而在行政管理费中，人员工资为50.5万元，虽然占大头，但按人员构成20人计算，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2.5万元，其收入之低令人叹惋！茅老师在《十年历程》中说起过，在天则早期困难时，“有好几个月不得不拿个人的家庭储蓄借给所里开工资和支付出差费”。这使我想起，茅老师总是自己从家里带午餐盒饭，而盛洪也一直蜗居于大北窑的二居室，到今年才购置新居。张老师的衣着也普通得像个下岗工人。像他们这样的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如果在大学里，何致于如此节俭和拮据！二是开放性双周论坛。天则的双周论坛，坚持了十年，接近240次，这恐怕也是举世无双的奇迹了。双周论坛从来就是开放的，吸引了无数国内外的一流学者、在校学生、媒体记者、政企人事和社会慕名者。尽管天则囊中羞涩，论坛主讲人和评论人却都有报酬，饮料无偿供给，特约研究员甚至还可以报销出租车费。三是免费内部文稿。天则的内部文稿，我没有仔细统计过，大概不下300期吧，即使只向160名特约研究员赠送，也高达48,000份，其公益性之大可见一斑！四是茅老师的个人公益实践。茅老师说退休10年来，只做了三件事，除天则外，就是发起建立了吕梁龙水头村小额贷款扶贫基金和富平保姆学校。光这两件“小事”，就足以使政府的各种小家子气的扶贫计划黯然失色，也使得天则的公益性和公信力大放异彩。相比之下，我们的政府建立了无数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如教育、医疗、传媒、研究机构等），但至今尚未形成合理的管理制度，使得它们往往以财政投入不足为由，利用相对垄断优势地位，大发不义之财，以至其公益性荡然无存。天则的经验证明，如果政府给以非政府非企业组织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完善民间捐助制度，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组织和社会效率的增长潜力将何其巨大！
窃以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天则乃继北大之后，54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唯一仅存的高举蔡元培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旗帜的自由主义思想阵地。中国现有的国有大学，不但公益性式微，自由主义精神也被束之高阁。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少数学者，在其所属校所，不但势单力薄，而且还屡遭歧视甚至驱逐。一位在北京某著名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朋友曾说起过，在该校授课可得小心翼翼，因为学生们很可能把你的“出格”言论记录下来并向校方打小报告，以此培养他们的政治资本。但这些学者至少在天则寻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正如不久前驾鹤西去的李慎之先生，在他于天则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所坦言的那样：“天则所可能是全中国最能够自由发言的地方，所以我要抓住这机会，来‘大放厥词’一番，因为北京已经没有我多少发言余地。”前不久在天则举行的李慎之先生追思会上，小小的会议室已容不下150余慕名者。我再一次体验到了那扑面而来的自由主义气息，并为之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要证明天则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精神，除了其座右铭“君子和而不同”外，我们只需浏览一下天则的特约研究员名单即可。在天则最新的168名特约研究员中，学科涉及全部人文社科专业，还有少量自然科学专家。而且都是各学科目前挑大梁的中青年学者，经济学中有张维迎、林毅夫、杨小凯、周其仁等；法学中有梁治平、贺卫方、朱苏力等；政治学中有刘军宁、王炎、邓正来、萧公秦等；社会学中有孙立平、李银河、郑也夫等；历史学中有秦晖、许纪霖；哲学中有陈来、何怀宏、徐友渔、蒋庆等；宗教学中有陈明、何光沪；文学中汪晖、刘东。可谓菁华荟萃，济济一堂。国内有那一所学术机构能够将他们如此“一网打尽”呢？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大学和研究结构，且并非在天则只挂有虚名，大都积极参加天则的双周论坛和各种研讨会。他们在学术上甚至存在严重分歧，如汪晖、黄平被称之为“新左派”，与所谓上述名单中的某些“右派”势同水火。再如胡鞍钢，他有关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曾经被天则请来演讲并陷入激烈争论，但他也最终成为天则的特约研究员。只要参加过天则双周研讨会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天则在坚持“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自由”理念上的玉树风范。
正是因为天则拥有这许多优秀学者，才使她保持着学术的高水准和权威性。尤其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成为举世公认的权威学术团体。天则的气派很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全球化的时代，她要做的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改造西方文明，为未来世界传造新伦理价值的大事业。盛洪在这方面体现得尤其执着。因此，天则在推动制度的研究中，强调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良治，努力探寻和构造一种包括成文制度和非成文的习俗文化在内的良性互动的社会经济治理结构。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则所孜孜以求的乃“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的事业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光荣使命，何尝不是我辈拳拳学子的共同目标。愿全社会给以天则宽容、爱护和支持，愿天则在下一个十年成为形神兼备举世闻名的“私立大学”。
学在民间，天则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