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 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 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国光”作战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
“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1961年4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在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1963年9月6日，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1961年4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的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1964年4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联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
蒋介石事后表示，1964年7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1964年8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蒋对大陆的蔑称）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则是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他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度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
大陆造出原子弹的对台影响
以这套两手策略的手法，从1961年4月，到1965年6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4年多时间。从1949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16年时间，他判断，1965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
1965年6月16日，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再见！”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这番讲话后的一个半月，亦即1965年8月1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
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1957年至1961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
此次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1962年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蒋和克莱恩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2007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恩，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
就在蒋介石和克莱恩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
在蒋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1925年的陈年剧目，循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
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恩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谈话末尾，两人将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转移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的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０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０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在两人的谈话中，“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1964年10月16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1964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的，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
针对蒋介石的说法，克莱恩也作出了回应，克莱恩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０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恩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失败的“八六海战”
然而，克莱恩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
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该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参加护送作战队员的两艘军舰“剑门”和“章江”号，于1965年8月5日，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
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试图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原计划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但事实上，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侦察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域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8月6日凌晨两军接近时，因为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方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大陆方面的说法，炮火炽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一面却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方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方两艘快艇加速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舰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方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方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方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击“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方俘获。
8月6日凌晨5时20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呼出。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
8月6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见蒋介石、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
其间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蒋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
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反攻”的信心和决心，1969年，蒋的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他因病所累，年事日高，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