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遵从“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发展道路推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被认为并没有获得预想的发展结果、因而“华盛顿共识”被认为由于脱离实际而以失败告终以后，国家这一工具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进行讨论。本文在分析东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对称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 国家 权威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课题。政治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是经济发展，这已为许多国家发生的事实所证明，因此也就成为了人们的共识。（注1）那麽，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支持，更具体地说，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即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也是贫穷国家在向富裕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最为适宜，说法却很多。也就是说，现代化有利于民主化，这已成定论，但民主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回答却并不一致。后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经济发展到底需要怎样的政治支持？
目前流行的观点是：政治民主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现代化的前提是民主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这样，现代化理论认为，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内源自发型模式，即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国家内部，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自然演进的过程。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属于外源被动模式，即现代化是外部压力和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引进或输入西方文明机制，克服和改造传统因素的过程。而引进或输入西方文明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引进和输入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
当然，从总体上看，政治民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正如我国目前主流意识的观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学者中也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大致是说：只有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才能带来经济-社会真实而又全面的发展，改革也才能贯彻到底，现代化也才能最终实现。这里，民主的前提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只有政治民主才能给黑暗和蒙昧的人类社会带来光明。（注2）
从总体上看，从宏观上看，从全过程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实证地分析，具体地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政治民主是否都毫无疑问地有着促进作用，则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实例的不断增多，个案和经验事实的不断出现，研究方面愈益客观、深入，这样的结论越来越明确并不断地被强化：那种只有在政治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方面的良好发展并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持续地处于较高的发展速度的结论至少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都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请注意：进程中！），总体上看，民主并不能促成经济-社会正常和较快的发展，反而会带来整个国家普遍的不稳定，从而延缓发展。一些国家的事实表明：不发达国家（或叫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初期阶段（这样的阶段往往会持续20-30年左右，甚至更长）政治方面并不需要民主，需要的反而是相当程度的专制与集权，这样才能取得经济-社会方面较稳定、较正常和较快的发展。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很多时候，现今人们普遍了解的那种民主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注3）结论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前期，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
其实许多先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倚仗的也是政治上的集权与强权，比如，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实行的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权的强权政治。这样的政治形态使法国从混乱走向了秩序，从而使法国在一个时期中取得了较其他国家都好的发展，到了路易十四时代（1661-1715年），法国在实力、荣耀和文化诸方面均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法国的繁荣给出的教训是：要秩序而不要无政府主义；建立秩序需要强权；要有强权就必须要集权！这可以称作十七世纪的“法国共识”。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法国的道路是正确的，人们把君主政体视为最佳政体，支持君主拥有绝对权力。17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绝对君主政体的政治主张，并得到了科学和哲学中的“新理性主义”的支持。由于专制在法国的成功，更由于对内战的恐惧，16世纪的法国保皇党和17世纪的英国保皇党甚至宣称，反抗最恶劣的国王也是不正当的，因为即使是暴政也比无政府状态好。（注4）
稍有常识的人或许马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理由把民主与无政府主义这样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字面看，发出这样的诘难是很自然的。民主当然不会带来无政府主义，只有对民主的滥用才很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发展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要去解答“人类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是什么？”。在这样的研究中，新一代的发展问题研究者几乎都是以“稳定”为出发点，大体考虑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稳定（广义的），而不同的国家实现稳定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在某些国家（或者说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个阶段），民主有利于稳定的实现，而在另一些国家（或者可以说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实现稳定则要求助于另外的方法，走另一条道路。基本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低，对参与的容纳很差因而在参与扩大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制度性混乱的国家，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甚至与全面的混乱确实有一种难以避免的连带关系。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参与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原本都是低参与的国家，大规模的参与一旦出现，这些国家在制度上往往一时难以应对，因为在这些国家的现有制度中缺乏相应的容纳和化解机制，所以，在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初期，参与冲击与无政府主义紧密地联系着，甚至是必然地连结着，混乱是这些国家不健全的制度必然出现的临床表现。这样的情况只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民主政治的逐步形成才会消解。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可以简单地、不假思索地、想当然地对待民主问题，更不能机械地套用发达国家（用亨廷顿的话来说是在“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注5））产生的民主理念和形成的民主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的政治家清醒得比较早，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公认的民主主义者，他就没有简单地对待民主问题，他提出中国现代政治要按“军政、训政、宪政”的发展顺序来建立，其实就是清醒地认识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客观现实，和由这样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由这样的基本规律所规定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进程。很可惜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认识并没有引起后来人的重视，后来的人们往往是要么根本不谈民主问题（如袁世凯辈），要么就是把民主简单化、庸俗化（像“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那样）或者工具化（像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从而在认识上与实践上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后发展国家由于并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所以很容易出现那种将民主工具化的情况。因为后发展国家大多长期处于专制王权统治之下，在启蒙时期，这样的国家往往会出现一批“新精英”，这些“新精英”身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参与饥渴”，为了实现参与，并由此而进入统治阶层，“民主”是他们手边能借助的最现成的工具。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新精英”为了满足私欲，打着冠冕堂皇的民主旗号会把国家祸害成什麽样子，早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领教够了。（注6）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民主”几乎都与民主的本意大相径庭，并且极容易使整个国家滑入无政府主义的烂泥潭。一旦进入这样的状况，最容易出现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权的复活，从而使这种不良循环重新开始。
所以，民主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在其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至少是在起飞阶段（或许更长）——强行移植民主制，并无益处。因为民主制至少在其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够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而这正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都很薄弱，缺乏组织良好的、多元的利益团体和能发挥作用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维持有效的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来总揽大局。在这些国家发展的这些阶段，体现民主政治的竞选、各式各样试图改变现行政策的施压运动、民主的协商、对政府的批评、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的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等等，往往会引起混乱，造成纠纷，并带来不稳定，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承受的。此外，比起民主来，专制强权更有利于那些需要高度集中资源、需要尽快完成的那些大型项目——高速公路、桥梁、大坝、码头和其他属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骨干的那些企业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所必需的那些大型（甚至巨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也正是如此，那些为专制强权辩护的声音不仅不绝于耳，而且还理直气壮。（注7）
历史与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竭力想从理论上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研究的结果是把发展对权威的依赖这样的事实归纳成了一种发展模式，也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权威主义模式”，（注8）这种模式已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其在促进发展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注9）“权威主义模式”的成功不断地在向人们证明，那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在发展方面的操作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或称后发展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没有什麽指导意义，这些经验不光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反而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政治方面的混乱。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须走一条与欧美等先发展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权威主义模式”是已经得到证明的明智的选择之一。
二、权威主义和新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这一概念据说是由西方学者沃·格林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注10）权威主义在中文中也被译为“威权主义”，英文均是authoritarianism。这是介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一种政治模式划分方式，提出这种划分，这主要是为了与“极权主义”相对应。并与民主与专制相区别。（注11）“过去，国际学术界对于政治制度的分类盛行两分法，一端是民主制，另一端是集权制。判断的标准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相对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既够不上民主制的标准，又不具备集权制的全部特点，政治上存在有限的多元主义，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人民意志，没有精心设计的指导性意识形态，通常不搞政治动员，当权者的权力没有受到明确的制约，但也不是不可预测的。于是，人们用权威主义来命名它。”（注12）
亨廷顿把权威主义政体界定为“包括一党制、极权主义制度、个人专制和军人政体等”在内的“各种非民主的政体”，他的描述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注13）这是对“权威主义”最宽泛的解释。
而J．林茨则从狭义上诠释“权威主义”，他认为“权威主义政体”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权力优先、不负责任，政治上为多元化；没有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有他们特定的思想），没有强大和广泛的政治动员（在其发展中会有某些例外）；其领导人（偶尔是个小集团）行使的权力在形式上是不规范的，但却完全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注14）
权威主义整体上体现出一种“中间性”：它介于专制与自由之间，即是有限专制，又是有限自由；政治方面专制为主，经济方面自由为主；强调权力的作用，但又不完全依靠权力。
以上可以说是权威主义的理论模型，现实权威主义则基本上都是变型。也就是说，实际实行的权威主义都被各国依据自己的需要作了诸多修改，出现了诸多变种，我们能实际接触到的都是变种。这些变种与其理论模型有所不同，它们往往要复杂得多，以至于有必要将它们从理论上另外进行专门说明。为此，学术界使用了一些新概念来称呼权威主义的这些变型，如美国学者帕尔马特的“现代权威主义”，阿根廷学者的“官僚权威主义”，中国学者的“新权威主义”等。（注15）这些概念所涉及的对象都属于权威主义范畴，但又和原生态的权威主义有一定区别，所以被统称为“新权威主义”。现今世界各国实行（或实行过）的权威主义，实际上都是新权威主义，或者可以说是改良后的权威主义。
新威权主义本质上仍然是权威主义，它可以被认为是原生态的权威主义发生的一种进化性变异。中国学者俞新天认为，“一些国家主张以传统价值观来凝聚人民，但对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实行了一种“硬政府、软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推出政治或军事强人来领导”，这些“铁腕人物具有现代意识，保护个人和经济自由，铲除腐败，消除社会危机，推进社会改革，这就是新权威主义”。（注16）
戴羿把新权威主义称作“新自由主义权威”，他认为，拉美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权实行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权威理论，即将新自由主义同集权相结合的一种理论。”“所谓新自由主义权威，即是在集权统治下，实行专家治国，发挥技术官僚的作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注17）
奥·唐纳尔把新权威主义称作“官僚威权主义”，他的描述是：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级，在取消大中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规范化，以维持社会秩序；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中部门进行排斥；压制公民权利，取缔政治民主机构，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积累，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通过制度作用，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通道，只保留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注18）
综合各种观点，我认为，新权威主义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国家至上，政府主导，政治集权，经济自由”。
新权威主义的号召力在于它标榜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它标榜自己的目标是国家的崛起与强盛，是国家的迅速现代化。新权威主义把现代化宣布为国家和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总目标。
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发展计划之所以必须依赖权威，利用新权威主义作为工具来促进发展计划的实施，主要是因为：第一，后发展国家由于在比较现代化中产生的在国家发展方面的紧迫性，制定的发展计划大多是“抽鞭子计划”，这样的计划主张赶超，追求超常发展，并且要求尽量缩短发展进程，因而完成它制定的所有阶段性规划和目标必需的消耗与负担往往处在国家与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这就必然造成国内各方面关系的紧张；第二，如果要按预先的设想完成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诸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和改变，同时在计划实施的动态过程中也会不断引起以上种种方面的持续地变化，这样就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一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会受到损害，一些原有的强势集团的势力会逐步弱化，因而企望这样的发展计划能够毫无阻碍地推行是不现实的，甚至一些时候还会遇到来自原有强势集团的强烈反抗。主要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这样的计划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种种政策和措施不能（至少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执行方面的自觉性，而要靠权力的压力来强制性地推行，这样，政府主导是一切政策和措施能够顺利推行的根本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必须实行集权。
新权威主义的合法性（或者可以称作“民意基础”）在于超常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在于国家现代化的迅速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和GDP的高增长率是它证明自身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而它必然用一切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也正因为如此，它并不排除自由经济，也会向微观领域转移相当的权力，期望以此来增进经济“活力”。
许多学者认为，新威权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认为它是由权威主义向自由民主阶段过渡的必经阶段，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亨廷顿认为，亚非拉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政治上的一致，以及高效、权威的合法政府’”，所以首要的是政治稳定，“第二位的才是扩大参政。”（注19）
新权威主义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以便较快地推行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措施，这样，新权威主义政体往往能实行比较彻底的社会改革。虽然政府在政治领域的专制性措施压制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但这种极权政治没有影响反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专制统治实现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的作用是有限的，新权威主义虽然推进了现代化，但这样的步是付出了相当的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它不仅表现在制度化建设方面的迟钝而固执，而且往往用高压手段限制政治参与，削弱政治体系的力量，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群众的参与要求如果一直遭到压制，最终会以激烈的方式爆发，损及政治稳定。
“新权威主义表现出过渡性的特点。在一段时期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对于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保持社会稳定，有效地进行管理，证明它与大多数人的政治意识和心理水平还是相适应的。”它在“实行过程中提供了”“民主的经济前提”，从而“出现了民主的趋向”。 如拉丁美洲目前除了巴拉圭和尼加拉瓜等少数国家还处于军人执政或过渡政府外，绝大部分都走上了民主制的道路。（注20）
三、权威主义发生原因分析
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增长会引起社会的现代化，而这二者都会导致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反过来又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以更大的推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备受期待的预言开始崩溃，发展的现实使以上假设遭到强烈质疑。最初是1962年的阿根廷，继而是1963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洪都拉斯，1964年的巴西，最后又扩展到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乌拉圭，最终扩展到整个拉美，一波军事政变的浪潮袭击了整个半球，将民主与民主政府扫到了一边。那些替代的、压迫性政权一一本质上是权威的，经常侵犯人权——开始执掌大权。执政者宣布民主的政党为非法，将方兴未艾的多元主义彻底清除，并采取了铁腕的统治方式。到1977年为止，拉美20个国家中有12个都处于军事-权威政权的统治之下；在其他5个国家中，平民权威与军事权威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以至于几乎无法辨认了；至于剩下的3个民主国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人们也认为它们是精英领导的政体, 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
权威主义对民主的替代不仅仅发生在拉美。20世纪60年代早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获得了独立，并且兴高采烈地支持民主与宪政主义，但是很快这种欣喜就烟消云散了，这些国家一个接着一个都开始实行压迫性的军事政体。在东亚（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菲律宾），新的权威机制开始执掌政权，或者是那些业已掌权的统治者变得越发权威化了。在北非和伊斯兰世界中，新一代民族主义的军事权威人物执掌了政权。亚洲还有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印度（拉•甘地）一度都倒向了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如浪潮般涌来，使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分析它的原因。深入地分析起来，诸多国家转向权威政体主要是由于：
第一，早期民主的实验都未产生出实际的益处，民主的承诺和民主的现实差距太大，人们对民主的期望与他们的实际所得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民主的欢迎与期待就逐渐消退了；
第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不断地出现了何种各样的问题，而民主制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有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对民主之产生了普遍的失望，甚至有今不如昔的感觉；
第三，在民主制下出现的社会动员和参与浪潮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全面紧张，并对精英和统治集团提出了挑战，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之后，他们开始转向专制与集权，以便巩固自身的地位；
第四，权威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它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有关。例如，东亚权威主义的发生地曾经都有专制主义的传统，专制主义虽然消亡了，但其价值观的传统与影响还有存留，东亚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和传统专制主义颇为相近。（注21）
第五，“威权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注22）在“经济的起步和早期发展阶段，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政府改变或疏导传统力量，削弱各种地方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权力中心，尽量减少社会摩擦和动荡，保证安全和秩序；需要对现代化的事业进行引导和支持，将社会资源（包括资金、人才等）更集中地投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以及实行较好的管理，等等”。（注23）
第六，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落后”，“为威权主义滋生和发展培育了天然的丰厚土壤”，而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的定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注24）
第七，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并拥有由此而来的依附性，使得他们并不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所吹嘘的自由贸易理论，而笃信“新重商主义”的国家强烈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注25）
第八，“威权主义国家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国家经济体系，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制定出‘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政策。”（注26）
第九，后发展国家都是传统很深，传统力量也极其牢固、强大的国家。传统力量越牢固、强大，其在发展进程中的阻碍就越大，也越难撼动和排除，结果往往是不得不借助强大的专制与集权的力量来排除发展进程中那些传统（以及非传统）的阻碍因素。
此外，发展中国家实行威权主义，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条件：首先，它们往往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在强烈的危机感下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韩国、新加坡等。其次，它们国内的某种强大的制度化力量推举出了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政治或军事强人，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阿根廷的庇隆政权等。
权威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强大的、有力的、有权威的因而是有效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些对发展有着强大促进作用的政策，并通过权力的高压强制性地推行这些政策，使国家出现超常发展，迅速地实现现代化。权威主义的新形式如今不再被视作仅仅是对不可避免的民主进程的短暂打断，而是被视作不同的发展途径。以前比较政治学一直假设仅仅存在两条发展途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在权威主义被看作是“第三条道路”，是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替代。经证明，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萨拉扎尔（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以及其他长期存在的权威政府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样很明显地也能够引导、调整那些因现代化而四分五裂的社会、政治力量。权威的政体拥有很高的效率、很长的寿命以及很大的灵活性，这一事实使很多学者自然地认为权威主义政权一一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可以成为其他政权模型（民主制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替代。
因此，20世纪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崛起权威主义似乎是很自然的。
四、权威主义实践
权威主义的世界性高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它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已见端倪。从50年代末起，就有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后最初实行西方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转而开始实行权威主义。这些国家主要是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和拉美的一些国家。
这里，我们将讨论东亚和拉美的权威主义模式。
1．“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被认为是权威主义实践的非常成功的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相似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从各自的情况出发而采取了一些做法，人们经过比较后发现，虽然事先并没有共同约定，但东亚这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做法极其相似。这方面主要包括为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建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当然还包括诸多主要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些做法后来被概括起来，称作“东亚模式”。（注27）
“东亚模式”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就是：强权（强人、精英）与集权（而不是分权）政治；极其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开发人力资源。
一般认为，“东亚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宏观调控之外的政府较强度干预，行政引导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最优先发展的产业，大量引进外部发达国家的资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地区经济的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雁形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雁”）。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注28）
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模式”应包括三部分：政府主导型经济管理机制；外向型经济导向机制；“雁行”形态区域经济运行和机制。另有人认为，它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外向依赖和高速增长，保护国内市场和开拓国外市场相结合。还有人着重从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共同或相似特征来总结其特征，即：普遍实施赶超战略；政府主导型经济管理战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雁形”区域发展格局（“雁形模式”）等。
不管哪种概括，其中首先强调的都是“政府主导”。政府是掌握行政权力的实体机构，政府之所以能够起主导作用靠的也是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因此，政府主导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主导。所以，“东亚模式”的首要特点就是强权政治。
在政府的主导下，在行政权力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依靠权力的推动，尽可能地实行一些自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是“东亚模式”的又一个要点。这也是权威模式比较极权模式的优点与进步，因为极权模式绝对不允许任何自由，在极权模式下，毫无自由可言。
被称为实行了“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方面主要实行了以下一些方针和政策：
一是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奉行“出口第一主义”，以扩大对外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器”；
二是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三是在战后特定的内外条件下建立了形式各异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实施经济战略，建立东亚特色的经济体制的保证。（注29）
东亚经验中有四点被认为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一是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干预经济是必需的；二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与开拓国外市场相结合；三是利用内资与外资相辅相成；四是技术模仿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国内也有学者总结了东亚成功的启示，认为“从宏观层次上看，东亚经济中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有以下三点重要的经验与启示：（1）应特别重视政府的作用；（2）切合实际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3）重视智力投资，开发人力资本。”（注30）
高度凝结以上宏观与微观方面的内容，就得到了“东亚模式”最根本的启示：为了发展什么都可以做，但一切都必须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来做。国家至上，政府主导，权力推动，有限自由——这就是“东亚模式”的要诀。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对“东亚模式”褒贬不一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东亚模式”中政府会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政府官僚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会导致“政府失灵”。（注31）但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模式”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各国采取一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结果。过去20多年来，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获得的极大成就，与其特有的发展模式分不开。因此，不能因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就把“东亚模式”全盘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当然，亚洲金融危机发出了重要信号，即现有模式存在某些弱点和不足之处，必须进行调整，或重新塑造。（注32）还有学者指出，“东亚模式”实际上是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综合发展模式。正是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提供了这一模式建立和实施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基础。这一模式的历史功绩是不容置疑的。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认为，“东亚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东亚奇迹对亚洲经济的改造是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注33）“东亚模式”的产生及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成就都说明，“东亚模式”在一定时期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模式”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把双刃剑，优点、长处与弱点、短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和变革的潮流，是“东亚模式”的负面效应越来越超过正面效应的重要原因。（注34）东亚模式的政府“主导”、“夹生的”机制和制度工具、外向型经济的这些特点，使得东亚经济在其市场经济体系的培植、发展过程中易出现各种“不协调”或“扭曲”现象，在金融领域中这些“不协调”或“扭曲”现象便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风源。（注35）
2．“拉美模式”
拉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拉美国家所实行的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一种权威主义模式，只不过拉美式的权威主义更多地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注36）
“拉美模式”在政治方面的基本特点是集权政治。不过，“拉美模式”的集权政治有一些新特点：第一，它们是文官的，或者是文官和军人的联合政权，而不仅仅只是由军队统治的；第二，它们在对待人权上通常要比军人独裁者好得多；第三，已经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而不是完全依靠一个人，所以它们比一人独裁能更好地解决继承问题；同时它们比那些僵化的独裁政体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政治变迁；第四，因为它们比封闭的、排斥性的军人政权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它们往往蕴含着民主的萌芽，或者有能力向民主制过渡。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在那里，由革命制度党支配的一党政权主导了国内的政治，维持了70年（1930-2000）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革命制度党的组织基础包括了社会上新兴群体的各部门：有组织的劳工、农民，以及笼统的‘大众'范畴——其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大部分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在这个专制的、占有支配地位的执政党的领导下，墨西哥在70年的时间里都保持了稳定，并渐渐地适应了社会的变迁——虽然比较缓慢，但比起其他威权主义政权来说好得多。同时，墨西哥并没有出现对人权的严重践踏，由于社会上的主要群体都为官方所吸纳，所以墨西哥也想方设法地宣称自己的政权是‘民主的'”。
“在一党政府的领导下，墨西哥不仅在政治上保持了稳定，而且由于这份稳定，还吸引了广泛的外国投资，其经济在超过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保持4%、5%、6%甚至更大的增长率。这比起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最有成效的，尤其是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使得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在相当短的时期就翻了一番，随后又翻了一番。因为这些瞩目的稳定增长，墨西哥成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试图模仿墨西哥这种一党制的同时又能整合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主义政权，……我们不能将墨西哥的个案太过理想化：它仍然是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它提供给选民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它也非常的腐败；而且它的人权状况也非常令人不满意。不过尽管如此，它取得的成就——稳定和长期的增长——还是比较显著的。此外，一旦墨西哥真正开始民主化，革命制度党的包容性也会使这一进程相对其他国家向后威权主义的过渡来说要容易和成功得多。”（注37）
经济方面，从20世纪世纪30年代初开始，拉美国家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其有强烈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对进口进行数量控制，通过设置非关税壁垒，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外国产品的进口。通过采取财政、税收、价格、信用等优惠措施，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避免外部干预，在半封闭状态下迅速构建自己强大的经济体系，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进口替代型的发展战略可以说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普遍奉行的基本战略，也可以说是拉美各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共同点。
可以看出，这样的战略强调的是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所以，“拉美模式”在经济方面的特点也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式的经济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在典型的国家主义式的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三都是国家拥有和创造的，正如墨西哥那样。国家通常会拥有或垄断石油、石化、钢材、通信、交通与保险等行业，以及所有的公共设施、银行业、制酒业与博彩业；国家还会在其他经济部门拥有重大的利益。除了实际的所有权之外，国家通常还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制定中央计划；常常会亲自规定（而不是让市场来决定）价格、工资与生产水平；并且还会对经济中那些仍然属于私有的部分实施紧密的控制。”
“拉美一直都奉行一种国家主义式的发展模型。拉美的国家创造了国民收入的30%到70% ，具体比例因国而异。这就意味着拉美的国家所有制程度虽然比现共产主义国家或前共产主义国家低得多，但是却比美国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多。”（注38）
由于实行“拉美模式”的国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每况愈下，与实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形成很大的反差，因此学术界对这一模式多持贬义。如有学者指出，这种模式虽然提高了拉美国家的进口水平和进口结构，但并没有减轻经济对进口的依赖，随着进口替代水平的提高，实现工业化日益困难，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降低了国内产品的质量，提高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此外，由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有限的资金和外汇，极易出现严重的寻租行为。（注39）
另有学者指出，“拉美模式”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国内市场狭小，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业萎缩，债务沉重，过度保护等，直至导致80年代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注40）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普遍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出口导向”的开放型市场经济改革，并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热潮，20世纪 90年代已取得一定成效。
关于“拉美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
“首先，这些国家都非常无能，由于缺乏市场推动，因此就没有什么理由精简机构或提高效率。其次，它们都会变得异常腐败，因为腐败通常是使得该体系运转的唯一途径。第三，它们都倾向于实行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到处繁文练节，因为效率高也得不到奖赏，所以就没理由迅速处理工作了。第四，这些国家倾向于变成巨大的挂名机构或保护人关系或腐败现象盛行的机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效率不再是人员任用的标准，人员任用成了奖励朋友、裙带关系、盟友以及家庭成员的方法。第五，这些国家培养出了对国家依赖的心理（和企业家精神截然不同），因为国家实际上是雇佣的唯一来源，而且还是合同、许可证以及执照的唯一来源。”
“类似的弊病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我们所说的已经足以表明，一直以来，这些体系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率都非常低，而且拉美及其他地区的国家主义式政体和共产主义政体一样，在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比较的时候，表现得都很不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过去表现不错，因为它们基本上是靠石油为生的（因此可以与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比较），巴西的国土非常辽阔，而且资源非常丰富，以至于即使处于国家主义式的政权的统治之下，也能继续保持增长（据说：‘巴西在夜间发展，那时候政府正在睡大觉。'）。但是如果将诸如丰富的资源等因素设为常量的话，大部分国家主义式政权的表现就相当不佳了。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尤其是智利、阿根廷以及如今的巴西和墨西哥，都认识到了国家主义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软骨症，因而开始摆脱这种政体。”
“此外，……如果国家行使了太多的权力，并在经济方面控制了雇佣、许可证、合同、垄断、保护与规章，那么它距离实行政治控制就只剩一小步了。这种联系包含两个方面：直接的联系，采取的形式是控制私人就业的机会，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家是最大的雇佣者，人们无法批评、更别提反抗给个人发工资的政府了；间接的联系，采取的形式是全部的许可过程与管制过程，这些过程可能对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造成破坏。”（注41）
五、权威主义的前景分析
稳定对于任何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必需的，稳定的大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更是至关重要的，太平才能出盛世。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中国家大多政局动荡不安（比如中国，从1911年以来一直到1978年前后，在国家的宏观稳定方面就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因此，尽管在这期间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方案提出——其中不乏很好的方案，但由于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或“不安宁”，任何方案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国家始终还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稳定也符合大多数低层民众的利益，因为普通民众更经不起“乱世”——“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比起富人来，穷人避乱求安的能力要小得多，在“乱世”中更遭罪的是穷人。升斗小民，求的就是个平平安安。专制与王权有利于稳定，民众在潜意识中对其是认可的，这也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专制与王权这两个鬼魅在政治生活中迟迟不能退去的重要原因。
许多案例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期，国家的不稳定状况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且发展在持续一段时间、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政治混乱和公民暴力行动。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可以说是一个“危险期”，度过这一“危险期”，国家在稳定方面的状况就日趋好转，发展也日趋正常。（注42）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起飞过程中，即在从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也是从贫穷国家在在向富裕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会产生不稳定——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1）政治竞争中缺乏良好规则导致政治不稳定（政党和政治领袖之间激烈的政治竞争，由于缺乏规范制度，竞争者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执政者选举失败，宣布选举无效；在野者预见落败，就可能发动群众运动，压迫政府重新选举，或者勾结军人发动政变，从而使和平交接政权困难）。
（2）严重的经济困难或经济危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定（一般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经济困难有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民生物资供应短缺。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良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处理这些困难的能力较强，即使在苦难之下，人民基本不会危及生存，所以不会造成严重不稳；但在发展中国家就不同，经济困难很难解决，危机状况很难好转，以致引发普遍的社会不稳定。）
（3）列强势力的渗透导致国家不稳定（国外势力的介入，特别是在19世纪40-8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苏联阵营各自扶持亲美或亲苏势力，导致这些国家政局不稳）。
（4）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灾难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如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大跃进”战略和政治发展方面“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战略）。
（5）社群和族群冲突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丁（黎巴嫩、缅甸、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内战；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的族群不和引发的暴乱）。
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严重困扰。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建设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如何获得国家宏观局势的相对稳定（微观和局部的不稳定是允许的，也是难免的；绝对的稳定是荒缪的。本文中说到的“稳定”，都是这个意思），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的首要任务。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机制，所以，这样的国家宏观的稳定可以“自然”产生，稳定问题在那里似乎不是什麽大问题，用不着“刻意”地去追求。
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宏观稳定则一直是困扰着整个发展进程的首要问题。发展中国家由于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现有制度本身并不具备“稳定机制”，“稳定”只有靠一种强大的力量“制造”出来，嵌入到社会之中，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大环境，获得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权威主义的使命即在于此。在极权主义已经臭不可闻，民主制的条件又不完全具备的国家，权威主义的合理性和优势在于，它不像极权制那样蛮横和不人道，但又比民主制更有“力量”。比起极权制来，这种模式能够为人民接受，比起民主制来，这种模式能够更迅速地为国家锻压出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全面的稳定环境，并且还能够将这种稳定的环境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除此之外，它差不多一无是处。一旦使命完成，权威主义的末日就会来临，它必将被民主制所替代。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权威主义的发展前景。
事实印证了这种分析。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个又一个的前权威主义主义国家转向了民主制，开始了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亨廷顿）——
“第一个从威权主义（该个案中实行的是平民统治）转型到竞争性民主制的拉美国家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一转型发生在1978年；接下来在1979年，厄瓜多尔实现了转型；在1980年，洪都拉斯与秘鲁也实现了转型。在长期实行威权统治之后，玻利维亚于1982年举行了民主选举，阿根廷也在1983年回归了民主制。萨尔瓦多在饱受冲突与内战的折磨之后，于1982年举行了议会选举，并于1984年举行了总统大选。同一年，巴拿马也选举出了一位平民总统，尽管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控制的军方才是真正的幕后力量。而拥有长期民主传统的乌拉圭也在经历了11年威权统治之后，于1984年举行了民主选举。类似地，危地马拉于1984年举行议会选举，并于1985年选举出了新一届政府。至于巴西这个在国际舞台上更重要的行为体，在20世纪70 年代末就开始抛弃威权主义，但是这期间的进程太缓慢，直到1984到1985年间才真正回归了民主制。”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向民主制转型的国家数目减少了，但是后来又再次增加，大部分苦苦支撑的非民主政体最终也变成了民主国。长久以来在巴拉圭实行独裁统治的阿尔弗雷多·施特怀斯那（Alfredo Stroessner）被迫于1989年交出了权力，为巴拉圭逐渐实行民主制铺平了道路。1989年，智利残暴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举行了全民投票（plebiscite），选民可以就他的政府是否可以继续连任说‘是'或‘否'，让皮诺切特大吃一惊的是选举的结果为‘否'，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智利也开始了向民主转型的进程。……尼加拉瓜政权也同意在1990年举行一次选举，该政权对这场选举志在必得，但选举在事实上却变得极具竞争性，结果是反对党获得了胜利。即使在贫困交加的海地，在实行威权统治的杜瓦利埃（Duvalier）家族被驱逐之后，经过几次失败的民主试验，最后还是进行了选举，民选的总统也宣誓就职了。”
“随着拉美将民主制推向前进，亚洲不久也对民主开启了大门。最富戏剧性的转向发生在菲律宾，在那里长期实行独裁统治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被迫于1987年交出权力，为民主选举铺平了道路，而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也正是在这场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在长期实行一党独裁统治的……韩国，对平民反对派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了，社会与政治也变得更加公开、多元了。在新加坡，平民总理李光耀虽然有时候比较专断、变幻无常，但是却让步了，转而采取不太专断的统治方式。即便在东南亚那些经济不太发达的边缘国家里，比如说泰国、缅甸、马来西亚，也出现了希望实行民主统治的骚动。在人口众多的南亚，印度在短期实行威权统治之后，又回复到了完全的民主制。同样，巴基斯坦也在实行一段时间的军事统治之后，恢复了民主制。”
“最后实现民主化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世界。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文化与威权主义及强人统治（政治文化变量）的历史阻止了实现民主的可能。但是在北非——也就是被人们称作马格里布的地区——却出现了对民主的开放，即便这些国家是伊斯兰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尽管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很薄弱，而且大部分国家独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威权统治，但还是发生了向民主的转型，这种情况在赞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安哥拉、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以及南非表现得最显著。因此，民主的浪潮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了，如果考虑到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与中国的开放，情况更是如此。目前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是民主国，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也是如此。东亚与东欧正在朝着民主制迈进。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世界里则出现了希望实行民主政治的骚动（也许事实还不止这样）。”（注43）在为这波涛汹涌的民主浪潮欢呼庆贺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去想它与权威主义的关系呢？
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一个主要操纵在私人手里的市场经济，这样就使政治与经济得以分离，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得以实现，即所谓的“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注44）经济活动不受政治控制和干预，经济行为去掉了政治性，也去掉了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方面的高压保证了各种改革政策、措施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市场经济则极大地激发了发展的活力——这一切加快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又必然地将整个社会引向了民主转变。
民主不一定促成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经济发展和繁荣可能促进民主发展。“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注45）民主转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条件。尽管不能完全证明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确定经济发展达到什么水平才会开始民主化转变，但是，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支持，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民主的实现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概括起来，经济发展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到民主化：
第一，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基础。（注46）这是因为：
（1）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他们崇尚自由，反对干涉；主张合作双赢，反对你死我活；倾向中道温和，反对极端和突变等。他们更愿意使用协商、投票甚至交易这样的和平方式来谋求他们所希望实现的各种改变，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手段。
（2）经济发展促进教育的发展。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后，自主意识必然增强，就不容易受极端分子的煽动，不盲从政治野心家的蛊惑，这当然有利于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公民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
（3）与上述两方面因素相联系，经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利益并希望表达出来。随着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力观念的形成并不断增强，公民自然会要求制度能够对自身权利提供保障，如果现行制度不能满足公民在保障其权利方面的要求，公民就会要求社会对现行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造，或者就会致力于建立新的制度。
（4）市场经济本身教会公民自立、多元化、宽容以及不要期望过高。这都有助于维持一个民主制度。
第二，经济迅速增长或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危机削弱了权威主义政权。在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的例子说明，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都会瓦解权威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成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如果不稳定的成长或经济危机出现而不能达到预期的富裕程度，权威政权就有可能垮台。（注47）
第三，由于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在此期间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逐步的具备了民主的基本条件：
（1）经济市场化——在一个温饱不能保障的国家，在一个政府对社会主要资源即经济资源实行高度控制的国家，在一个连经济自由都无从谈起的国家，保障政治自由的民主宪政不可能得到成长。
（2）文化世俗化——在一个宗教观念主导人们思想，人们总在非理性地寻求和证明自己的“正统”，而把其他持有不同信念的人视为“异教狂徒”的地方，民主不能得到成长。
（3）政治文明化——在一个政治没有得到“驯服”的“自然状态”下，在一个动不动拔刀相见、崇尚武力的国度，民主也不能得到成长；在一个没有“给政治家和反对派以出路”的国家，民主转变也不会通过采用和平手段得到实现。
（4）政治领导人和执政党开明化——精英在政治转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现代化和民主意识的政治领导人及执政党的存在，对于民主的和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从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分析权威主义消亡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结合实行权威主义那些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这个问题。具体地看，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权威主义政体都日益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如下情况：
第一，低能和无效率。这些威权主义政权大部分掌权后都自夸它们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国家的发展。但是若干年之后，由于没有能建立起来稳固的制度，大部分威权主义政权被证明它们是低能和无效率的；
第二，腐败。腐败是在现有法律中找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利用公共权力将公共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行为，实际上这种行为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都有可能发生。只有在这种行为经常地、大量地、并且毫无有效办法遏止其发生的情况下，腐败才成为问题，才可以说一个政府是腐败政府，才能把一个国家称为腐败国家。几乎所有的权威主义政权都有腐败问题。可以说腐败是权威主义政治生态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因为权威主义倚靠的是强权和高压，它所受到的反抗也会异常强烈，这时，掌握权力者和实施权力者就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经常处在危险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理安全和心理平衡，掌权者和施权者必然要求得到超常的报偿，如果制度本身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报偿，他就会在制度之外去寻求这样的报偿。所以，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就有一种“腐败机制”，腐败也就成了权威主义政治下一种特殊但又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由于有了腐败，权威主义政治生态才可能维持自身的平衡。虽然如此，就像豺狼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豺狼仍然被人厌恶和痛恨一样，腐败也是人人痛恨的现象。在权威主义政治制度下，更大的问题是腐败无度。根据威亚尔达定律（Wiarda's law）：如果第三世界众多商业交易中只有5%-7%的腐败，那么这是可以承受的，可以将其一笔勾销，或者将这笔损失算作是计算所得税时可以扣除的商业支出。但是如果腐败达到了25%-30%（这是许多独裁者所追求的），这就超过了大多数商业活动的利润率，反对派就会兴起，政权就会很快倒台。
第三，失去活力。许多权威主义政权持续了20、30甚至40年之久。但这已经大大超过了那些渴望变迁的民众的耐心和容忍度。杰斐逊曾经说过：每一代人，或者说每20到30年，政府就需要一次激进的改组。人们会感到厌倦，甚至厌烦，渴望新鲜事物的出现，这就是许多权威主义政权的经历。
第四，失信于民。当初很多权威主义政权之所以上台是因为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然而，权威主义政府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会发现这样的政府中的那些官员的低效、无组织、腐败。到20世纪70 年代末，大部分这样的政府都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第五，经济衰退。另外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因素是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其中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重大的石油危机——第一次是在1973年，第二次是在1979年，那一年中石油的价格翻了一番，接下来又翻了一番——再加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遭遇了原材料与初级产品的价格全面而长期下跌的状况，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繁荣局面遭受了好几次严重的打击。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滑入萧条状态，权威主义政权对经济的管理也失去了人们的支持。经济不景气状态很快就转变为从政治上反对掌权的军政府。
第六，社会变迁。许多权威主义政权持续了20、30甚至40年之久，而且已经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那么社会——往往还有政治上的——变迁就会随之而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很多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国家的识字率提高了，城市化程度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动员程度也更高了。它们不再是以前那种乡村的、落后的、“昏睡中”的社会了。此外，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很小的但却至关重要的企业家阶层、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组织有序的工会运动以及一个新崛起的农民阶级。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新的社会团体还在不断出现，并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这些社会力量对持续的权威主义统治越来越不满，它们要求实现更充分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成为时代的呼声，而多元主义在政治领域中就意味着民主。
第七，反对派的复活。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特点就是压制反对派，但是一旦现有政权出现问题或者危机，反对派就会复活并开始大声呼吁变革。
第八，外部压力。在网络民主的今天，信息全球化和信息全民化已经成为现实，任何国家实际上已经无法封锁本国信息的传出，也无法阻止外部信息的进入，同时那些非国家形态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的作用也是今非昔比，所以，外部压力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这些外部压力无疑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些声名狼藉的权威主义统治者（马科斯、苏哈托、伊朗国王、索莫查、皮诺切特和海地的杜瓦利埃）的下台，外部压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九，时代的变化。20世纪50、60和70年代这段时间人们尚能为威权主义的存在找到合法性，可以说这是出于维持秩序、稳定等等方面的考虑，也可以说是欠发达国家自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是到了80、90年代和今天，人们就不能再拿这些当借口了。时代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也改变了，权威主义及其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不可能再具有合法性。
第十，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复兴。权威主义统治的早期通常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民主团体——工会、政党及诸如此类的团体。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部分是因为权威主义政府已经失势，或者是因为如今他们在执行严厉的措施时，已经变得松懈，公民社会开始复兴了。在那些压迫性更强的政权中，公民社会的出现通常会采取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秘密的“学习小组”（study groups）的形式，而这些小组实际上却具备政党的功能；还会采取扩展的流亡组织的形式，这些组织相信权威主义统治不可能长久；还有可能先是秘密组织，但最终转变为公开组织，它们将成为未来政党的核心力量。社区团体（community groups）、妇女组织、复兴了的社会运动与其他新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加入了新出现的公民社会的行列中。复活了的公民社会很快就变成了权威主义统治的有力替代。
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为什么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时，权威主义会开始向民主屈服。那些看起来曾经是那么稳固、强硬的威权主义政权开始纷纷垮台。而且，大部分威权主义政权是和平倒台的，很少几个是被暴力革命推翻的。（注48）
总之，权威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有着某种必然性。权威主义好像一只酸果，它在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方面功不可没；但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与强制，压制了人权与民主，权威主义对国家政治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方面它又罪不可赦。
注释：
（注1）在比较政治学中，人们看到的普遍事实是：多数富裕国家在政治上都是实行的民主制度，而同时多数民主国家又都是富裕的（印度被认为是个例外），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把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假定：“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他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认为，只有在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才会有理智的健康的大众参与。“一个社会分裂为大批贫穷的民众和少数特权精英，其结果不是寡头制（少数上层集团的专制统治），便是暴君制（受民众支持的独裁）。”（参阅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33页。）
李普塞特以后的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他们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把一个国家的人均GNP水平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变量”。普遍的认识是：经济发展与民主的联系是最强的；贫穷是或可能是民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民主的前途有赖于经济发展的前途。（参阅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83，326 页。）
（注2）“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季卫东：“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注3）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 P．）的研究。他在1968年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为发展研究、特别是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本著作不啻为发展研究本身发展中的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在亨廷顿之前，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已经使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不得不打破传统，摒弃固有观念，突破现有结论，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那些政治特征，以及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差异等等这些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因素，但总起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仍然是如何在一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中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重新复制一遍。比如在政治方面，他们关注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他们所设计的政治发展目标方案，也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政治发展过程为蓝本的，比如：如何扩大参与；如何开放党禁，实行民主选举；如何实现舆论自由等。他们并没有从不同的国家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方面也必然不同，也就是说，没有从发展样式的多样性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亨廷顿的研究所体现的独特性在于：在别人对民主夸夸其谈的时候，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秩序与稳定问题放在政治发展中压倒一切的地位。他强调政权的统治能力，强调政府的权威，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真正分水岭。亨廷顿提出了一种新思路，开辟了一个新视野，创立了一种新方法。这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种新的发展研究逐步形成，一种新发展主义开始产生。比如在对国家的研究方面这样的倾向就非常明显。在一些学者仍然拘泥于一些古老的概念，大谈什么“民主国家”、“专制国家”的时候，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既然国家还存在，就说明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国家既然存在，当然就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国家发挥功能、履行职责的效果，取决于国家能力，所谓“国家能力”，指的是国家对社会的穿透和资源汲取能力（penetrative and extractive capacity）以及国家的协调能力（coordinating capacity）。国家能够正常履行自己的能力，社会才能正常发展。能够正常履行自己能力的国家才是“强国家”（strong state）（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96、97页），“强国家”是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或缺的。这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显然是对各式各样先前的关于国家的观念的一种扬弃。
（注4）参阅：[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7-80页。
（注5）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注6）有一种相反的意见，即认为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恩格斯在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进行比较的时候，就对黑格尔的这种看法表示过赞赏。恩格斯写道：“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见他的著作《法哲学批判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原编译者注）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的秩序的背叛，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这种意见在从总体上分析历史时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在具体对待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时则肯定会遭到巨大的质疑。对有些人物——如拿破仑——人们也许还不会太多地反对这样的分析，但是在对待另一些人物——如希特勒——时，要想使人们对这样的观点哪怕是表示出一丝一毫的苟同，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
（注7）“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描述意大利的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他让火车按时行驶了’。同样，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领导人拉菲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过去也常常说：‘在一个没有道路、没有高速、没有桥梁、没有公共建筑、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文化的国家里，民主无从谈起。’还是在那个国家，一位杰出的总统候选人在空中挥舞着驾驭凶狠牲畜的鞭子，宣称道‘我需要权威来驾驭我的牲畜，我也需要权威来驾驭我的人民。’——而台下聚集的农民则报以一片欢呼。与此类似，巴拉圭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Alfredo Stroessner）过去常说，‘我们的国家中有75%的人没有文化。我们没有道路也没有各种制度。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民主对美国是有益的，但在巴拉圭却并不起作用。’”“像声名狼藉的拉美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索莫查(Anastasio Somoza)、弗尔甘西奥·巴蒂斯塔和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都是残忍而又腐败的暴君，但是在他们的长期统治下，他们的国家在最终陷入混乱之前还是实现了很大的发展。”“智利的奥古斯特·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领导的军人政权同样也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速度，但是在此之外却是相当糟糕的对人权的恶意践踏。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也都与索莫查或者史托斯纳尔相仿：……腐败，但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62-64页。）
（注8）或者叫“威权主义模式”，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我在这里仍然将其称作“权威主义”，完全是出于我国学者的习惯称法，是为了方便讨论问题。
香港学者丁学良在一篇议论中国学术界当年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讨论的文章中说，不能把权力与权威划等号，权威绝非权力更非专制的天然属性，只有为人民所真心信服（即具有真正的法统）的人和机构才有权威，哪怕他或它暂时尚不拥有实际权力。因此有权力（即使是手握专制大权）并不等于有权威。稳固的民主政体没有专制之权，但却是权威的。相反，被误称为“新权威主义”的那些政体，其中大部份却是不拥有权威的。所以他认为，“威权主义”不能称作“权威主义”，因为“威权主义”没有权威，有权威才能称作“权威主义”。他主张，应按“国际惯例”， 把authoritarianism译成“威权主义”。（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刊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0期，1997年秋；又见“中评网”（ www.china-review.com））。
我则不这样认为。“权威”也好，“威权”也好，其实所指的皆是同一个对象，不过中文译法上的区别而已。至于是否有权威，这个问题很带主观性，不能作为讨论的依据。
我这里把中国学者的习惯称呼与现今西方的流行用法都列上，是想使读者尽快进入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涉及我们所要论及的制度安排是否真正具有“权威”的问题。
（注9）一项对98个国家的细致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有碍于发展的一种奢侈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也有作者认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威的强化而不是弱化。“‘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在政治权力的强力介入下，将在市场化条件下本来不可能形成生产能力的生产要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生产能力；使市场条件下本来可以聚合形成生产能力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聚合速度、快速形成了生产能力。
权力介入形成生产能力并不难，但在相对开放的市场上要持续做到这一点，这种生产能力就必须具有某种竞争优势，这才是难题所在。‘中国模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基本方式有四：一是通过削弱劳动者的组织能力和意愿表达能力，使劳动力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上；二是‘土地国有’保证了政府可以用令投资者满意的方式将土地低价转让给投资方，使投资方无须与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和利益主体讨价还价；三是‘银行国有’保证了政府可以以低门槛为‘投资方’提供资金；四是政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税收等其它方面的‘优惠政策’。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在权力强力介入后，中国在产业投资方面对投资者经济条件方面的要求已经低得骇人听闻。只要获得权力支持，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者，从极端而言，自己甚至已可以不拥有任何生产要素，就能够完成投资行为。一切生产要素，都可以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投资方面的低门槛甚至是无门槛，刺激了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1997年占GDP的33.6%，2003年占到42.9%；这一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占到需求总增长的56.7%，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生产要素的低廉价格，使‘中国制造’产品具有了国际竞争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加工厂。
显然，上述刺激投资、使产品具有竞争力的四大措施，只有在权威政体条件下由行政权力强力介入才有可能实现，这既是中国的经济表现与众不同的原因，也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权威政体的原因。”（闲言：《“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权威政体》，凯迪网络。）
所以，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相比，中国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民主进程的相对放缓，加强集权而不是放纵多元化，显然是经济发展方面更为成功的基本经验。当然，苏共与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类似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样的口号，这也许是其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经济方面的原因。
（注10）参见贾都强：《东亚政治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载《威权政治与现代化》1999年第5期。
（注11）参见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刊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0期，1997年秋；又见“中评网”（ www.china-review.com）。
（注12）俞新天：《机会与制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 252页。
（注13）参见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载《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注14）同上。
（注15）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注16）俞新天：《机会与制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 252页。
（注17）戴羿：《欠发达国家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3页。
（注18）参见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载《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注19）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注20）俞新天：《机会与制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 274、275页。
（注21）参见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注2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注23）戴羿：《欠发达国家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注24）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载《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注25）刘天会：《民主政体、威权主义政体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载《国际论坛》1999年第6期，第18 页。
（注26）同上。
（注27）“世界银行1993年的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东亚发展模式’”，“世界银行所讲的东亚发展模式，是指‘东亚成功的等同点’而言的。”（李长久：《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比较》，载《现代化：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注28）薛新：《走出低谷再现繁荣一一东亚经济模式的反思与创新》，载《东南亚研究》（广州）1998年第6期，第30、31页。
（注29）巫宁耕：《东亚模式的缺陷与革新》，载《经济学家》（成都）1998年第6期，第55、56页。
（注30）戴羿：《欠发达国家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注31）于海莲：《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第67页。
（注32）李琼：《世界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第17页。
（注33）巫宁耕：《东亚模式的缺陷与革新》，载《经济学家》1998年第6期，第55、56页。
（注34）参见沈元加：《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刃剑一一“东亚模式”的两重性》，载《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 第6期,第84页。
（注35）参见黄范章：《经济全球化、东亚模式、金融风险》，载《经济纵横》1999年下期，第25页。
（注36）“到（20世纪——引者）70年代中期，20个拉美国家中有12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都处在军事-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而在其他5个国家里——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海地、古巴和尼加拉瓜——文职官员虽然仍掌握着政权，但军人与权力的关系却相当密切，这种情况下将文职政权和军人政权区别开来并没有太大意义；同时很明显地威权主义占据了上风。这样就只剩下三个国家是民主的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但就是这三个国家通常也被看作是精英主导下的民主制，而不是真正的、或大众都可参与的民主制。”（[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58页。）
（注37）同上，第65页。
（注38）[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价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页。
（注39）参见戴羿：《欠发达国家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3页。
（注40）参见朱以青等：《在动荡中发展一一世界经济问题透视》，经济科学出版杜1999年版，第169-170页。
（注41）[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4-146页。
（注42）参见朱以青灯：《在动荡中发展——世界经济问题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0页。
（注43）[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19-121页。
（注44）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注45）乔万尼·萨托利：《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见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1页。
（注46）亨延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9页。
（注47）同上书，第69，83页。
（注48）参见[美]：霍华德·威亚尔达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97-100页；《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21-122页。
（作者韩西林，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