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语境里，“富强”在观念上的分量特别重，可是在思想和制度建设层面，却对力量或者说富强本身缺乏应有的警惕。
在中国崛起的众声喧嚣中，张剑荆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试图重新审视“力量”。作者提醒国人，“强权如瓷器”。这跟富布赖特告诫美国人的那句“强权是一种麻醉品”，可谓是异曲同工。
毕竟，国家力量可以向外挥发，也可以对内使用，并且在这两个方向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越富强，滥用起来危害就越大。注重对力量的追求，忽视对力量控制机制的现代化，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是典型的例子。
就德国来说吧。俾斯麦当首相后，普鲁士三战三胜，从挨打者变成了打人者，眉也扬了，气也吐了。武力崛起的德国，屹立在欧洲中央，创下了没有政治现代化也照样民富国强的榜样。如果只说工业、农业、国防和技术的现代化，在一战前，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出色。
无论纵向忆苦思甜，还是横向国际比较，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人还真有点赶上了盛世享幸福的味道。难道不正是在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国，那个老是跟德国过不去的法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么？许多臣民们真呀个真高兴，也是人之常情。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一段可以尽情享受的岁月。还瞎操心啥呀？克虏伯就对工人们讲：“享受给你享受的东西，工作之余和你亲近的人，你的双亲，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关心你的房子和家庭。让这些成为指导你生活的方针……。至于政治，请别为之担忧。”说的也是，富也富了，强也强了，不想着如何能买房购车让自己的小日子不断上新台阶，却惦念什么英国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不是吃饱了撑的？
不过，在民富国强的德国，可不仅工人是无权者，大老板们也是无权者。工业巨头基尔多夫就抱怨“我们不幸毫无发言权”。
当年德国的情势，确实像一位德国大使描述的那样：“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而使德国人渺小了。”对于工业巨头、金融家和商业大亨们，枢密顾问、商业顾问、司法顾问、建筑顾问等等这些炫目的头衔，就足以让他们满足沉醉。西门子就说，“几乎每个人都愿意攀高枝，我自己也不例外”。老板们在商言商，权力舞台的主角，是贵族和军人。
尽管帝国议会的议员是普选产生，但德国依旧是一个军事专制国家。它那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并不只让宿敌法国心惊胆战。威廉二世对他的近卫团新兵说：“因为目前社会主义的煽动，朕可能会命令你们向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兄弟，对，还有你们的父母开枪——这也许会遭到上帝的禁止——但那时你们也必须毫无二话地服从朕的命令。”可见，“国强民弱”下的“民富国强”，是一种危险的状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国民岂能不感到自己的渺小、无助？而国家科技越发达经济越富足，就越发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这种状态。“富强”，不仅对法国等国意味着一种威胁，而且对德国人自己也意味着一种威胁。
和德、日不同，英美的政治现代化，比如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对军权的分割制约，以防止国家强力对内和对外的滥用，这都是在“富强”之前出现的。正因为有了对力量的有效制约机制，不断提升的国力对内才不至于变成对国民自由、财产、生命和幸福的严重威胁，同时，即使这种国力对外使用，也受到这种机制的制约，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玩火”，难以落到个“自焚”的下场。
(本书评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