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七中度过了难忘的十四个春秋。那不是普通的十四个年头，而是我的右派生涯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右派的岁月，有三分之二是在杭七中过的。在我受难无处可去的时候，七中给了我一个栖息之所。“鹪鹩巢林，不过一枝”，这一枝给了我一个宽容的环境，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温馨的记忆。
（一）我是怎样到杭七中来的？
我1958年初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五六月间被送往山西太谷农村劳动改造。劳动了一年多后，党校恢复招生，从32个右派分子中调回包括我在内的12个人。按照杨献珍的说法：“这些人还年轻，摘了帽子后还可以为党工作，还可以重新入党。”我们起初在水泥厂、林场、农场、稻田等处劳动。从1959到1961年的三个国庆节，先后分三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因为改造态度不好，对认错反复较多，到1961年才最后摘帽。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对我说：“我们管理处没有文化高的人，科长们都是老粗，你来当个秘书吧，文字上把把关，帮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于是我就到了事务管理处。
党校校长杨献珍1959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为副校长。党校的干部普遍为他抱不平。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在集中学习中央文件时，许多人提出要为他翻案。不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下子风向又变了。1963年林枫来当校长，发动干部批判杨献珍的“翻案风”和“合二而一”。甚至把我们这些人留在党校工作一事，也作为杨献珍的罪状，说党校干部队伍严重不纯，是杨献珍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结果。于是，我们这些摘帽右派和一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就成了组织清理的对象。1964年，大体上有二十多个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先后离开党校。处理的原则是由民政部遣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却因为两个偶然的机缘，留在杭州，进了七中。
第一个是进入杭州的机缘。
林枫进校后，先处理杨献珍的主要骨干：孙定国到陕西，刘子正到浙江，郝沛霖离职学习。这三人都是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被认为是杨的嫡系。刘子正原来是组织处处长，对我一直比较器重，常让我帮助他修改组织处的文字材料。有一次叫我修改一份科里上报组织处的材料，他把我修改的文件批给科长，让他学习应该怎样写报告。我划为右派后，在太谷农村劳动，他到太谷检查下放干部工作，还找我帮他修改报告，连下放干部都很吃惊。我被通知离开党校后，交代了工作，却没有下文。一个多月了，浙江没有动静，党校却紧着催我走人。党校秘书长牟泽衔甚至质问我：“你为什么赖在党校不走？”我感到在党校再也呆不下去了，加上已经到了9月，孩子上学还没有着落，十分着急。这时听说刘子正在浙江担任人事厅厅长，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希望来到浙江等待分配。过了不久，杭州市就发来了调动的信函。于是全家南下。后来才知道，刘子正给杭州的人事处打招呼，说中央党校要调出一个摘帽右派，此人文才还好，可以放在市内的学校里教书。
到杭州后，妻子被分配在杭州市委党校，我的档案已经转到市教育局人事科，但还没有落实接收单位。我在杭州等了将近一个月，教育局联系各个中学，谁都不要我。最后被杭七中收留，是靠了另一个机缘。不过，这是我后来悟出来的。
杭七中当时的校长兼支部书记萧学均，是一位宽容敦厚的长者，颇有儒者之风。他为什么会接纳我来七中呢？有一次学生下乡劳动，他和我都去了。休息的时候，他问我：“你是温岭人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家在哪里？”我说“住在南监”。他笑了一下，说了一个南监的歇后语：“噢！剃头刀gei a，难gei！”这是温岭方言，a的意思是大便，gei专用于指揩屁股的动作，发音与监相同，用剃刀揩大便，当然难gei，谐音就是南监。起初我还有点纳闷，他怎么知道我是温岭人呢？转而一想，他当然知道，他在决定要我之前，肯定是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的籍贯。于是我进一步领悟到：他会不会从教育局人事科了解到我无处可去，见了我是小同乡，动了恻隐之心，因而把我留下呢？一个受儒家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他的乡土之情，恻隐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作用是非常自然的。
也许还有一个因素也多少起了作用。后来我听说，反右运动时，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也被打成右派分子。知子莫若父，他当然知道儿子是无辜的，但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他只能同儿子划清界限。这种埋在心头的隐痛，久而愈深，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六七年后，当他看到我曾经遭到与他儿子同样的厄难，而现在又被所有学校唾弃时，他对我施以援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二）包容在宽厚平等的氛围里
来到杭七中的时候，萧学均对我说：“我们食堂正缺一个管理员，你就来做这个工作吧。”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复他：“好的。我一定好好工作。”食堂里其实没有多少工作，也就是每顿饭前写写菜单和价钱，帮炊事员洗菜切菜。好几次切菜时切到了手。钟医生对炊事员说：“你们不要再让他切菜了。”后来他们不再要我切菜，工作就更少了。
在食堂工作了一个月左右，萧学均找我谈话，说总务处只有主任一人，需要帮手，让我到总务处工作。我遵命前往总务处报到，总务处主任刘光华是从空军复员的，为人直爽热情，见到我直说“欢迎欢迎”。但我在总务处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为什么把我从食堂调到总务处呢？过了一年多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红卫兵给萧学均贴大字报，说他重用坏人杜光，让他占领了食堂这样的重要岗位。幸亏教育局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不许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留在食堂，才把他调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萧学均是因为受到教育局的批评才把我调到总务处的。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帮着刘光华做些杂事，如常到教室去看看，有破椅子破桌子就背到木工室去修理，修好再背回去；隔几天到各教研组转一圈，给他们送粉笔、墨水；教室有玻璃破了，就去问是谁打破的，查出后带学生到会计室交几角钱的赔款；等等，都是些临时性的琐碎事。刘光华对我非常体贴照顾。这个时期我正在通读《列宁全集》，我对他说：“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看书吧。”他满口答应，经常有事情也不叫我，他自己一个人就做了。有一次一处墙头坍了一块，他拿了刮刀就去了，休息时回来喝水，我问他做什么，他才告诉我。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跟着去给他刮砖递砖。他一边劳动一边说：“你看书好啦，我一个人就行。”其实这种工作有一个帮手做起来才顺当，他却宁可自己更劳累一些，让我可以多读一些书。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一个摘帽右派，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一，可是，在七中这个小天地里，我却尝到了人间的温暖。人性和人道主义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之后，却在这个角落里悄悄地散发着自己的光辉！
1965年下半年，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四清运动”，工作组组长是宁波市卫生局长。运动结束时他对萧学均说：“杜光在总务处有点可惜，可以让他教书嘛。”于是，我到了语文教研组，教初三的语文。其实，我还是愿意在总务处，因为在那里有更多的读书时间。
在语文组我同样感受到了平等祥和的气氛，没有人另眼看待歧视我。老师们知道我没有教学经验，就把他们自己的教案拿给我参考，告诉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但我同时也体察到了中学语文教学的僵化死板。语文应该是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丰富他们的人文修养的最好的课程，但课文的大量革命训诫却使它死气沉沉，加上教师们迁就政治需要，不敢越雷池一步，更扼杀了这门课程应有的生气。
我只教了半年语文，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作为“五类分子”的牛鬼蛇神，我自然难逃首当其冲的厄运。于是，扫地、游街，戴高帽，蹲牛棚。不过，初期还比较文明，没有打骂。秋后新生入学，情况就变了。当时，我和萧学均、江涛（一位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老师）已经被单独关押，学生造反派把监管我们的任务交给一年级新生。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被文革初期的造反狂飙所激发的兽性，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发挥的机会。有一个名叫H.Y.P的，多次把我当做练拳的靶子。有两个宝贝，高大的被同学称为“大木度”，矮小的则是“小木度”，经常找机会戏弄我、侮辱我，总是用典型的“杭骂”（“卖*儿子”）来称呼我。有一次他们要我写“我老婆是个卖*货”，我拒绝写，他们就拳打脚踢。有一晚几个学生闲谈时，有一个说：听说大同学造反时，看见金银财宝可以随便拿，什么时候再造反就好了，老子也可以拿一点。我听了难过极了：“造反有理”把孩子们的心灵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下去，我们国家还有希望吗？
幸而监管很快就被更为严格的隔离所取代。我被正式关了起来，避免了那些小流氓的继续侮辱和殴打。
隔离约一年后，大概在1968年冬天，工宣队进校了。当时正有所谓“两厂一校“的经验，他们就把我放出来，让我“发挥所长”。于是，我刻了将近两年的钢板。
1970年七中为了建立学农基地，与杭州市民政局所属的大观山果园联系，在果园里办一个校办农场。交换条件是：七中每年的春夏秋三季派两个班约100名学生到果园劳动，果园则拨出十几亩地给七中（后来增加到二十亩），作为七中的校办农场。农场需要一个常驻人员，我自告奋勇，接受这个任务。当时的支部书记王宝青对我说是为期一年，到期时他对我说：“学校里老师抽不出来，你是不是再在农场工作一年。”我说：“这个工作对我挺合适，就让我继续干下去好啦，你一年后也不必操心谁来接替我。”我遵守这个承诺，在七中的校办农场里边劳动、边工作、边读书，不知不觉就干了八年。
农场工作是辛苦的，却也是愉快的。起初劳动和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经常性的工作是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到五里以外的瓶窑镇给学生买菜，每次约挑八九十斤；后来有了平板车，就改善多了；再后来有两个知识青年做帮手，我也不用每天去了。早饭后两个班主任带学生去果园劳动，给我留一个小组的学生，约有六七人，随我在校办农场劳动。下午学生上课或休息（紧张时也有继续劳动的时候），我则到地头看看，对上午学生没有做好的地方，做些查缺补漏的劳动，然后回来看书。王宝青和老师们对我很照顾，总是劝我少劳动一些，不要那么辛苦。但对我来说，劳动和读书一样是一种心灵的享受，更何况我刚四十多岁，精力充沛，正是劳动和读书的好时光。所以，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还是坚持劳动。后来有了两位青年做帮手，盖房子时跑里跑外的事很多，到地里劳动少了一些。此后又从德清县请了一位农民来指导耕作，带领学生劳动的任务，主要就由他来承担了。
先后在农场和我一起劳动、工作的还有江涛、罗平两位老师，两位知识青年丁星儿、杨炳耀，退休工友金国顺，两位炊事员老王和王阿姨，德清老农嵇大伯，副校长高立山也到农场里住了几个月。他们对我十分尊重，也十分关爱，八年里没有同我绊过嘴，吵过架。罗老师为我做了一只木板小书箱，直到现在还放着我的一些读书笔记，安置在我书桌旁。
八年岁月的一大收获是读了一些书。平时，我每天可以有半个下午和晚上约四五小时的时间用来读书，大体上是劳动读书各半。冬天是我读书的黄金季节，每天可读十三四个小时的书。八年来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9卷，法国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等关于人与自然的作品，以及中国的史学史、经济史、地理史、佛教史、报学史、绘画史、数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金石学等方面的书籍，写了约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摘要。这一切加上在党校时读的中国古籍和文革前读的《列宁全集》，构成了我后半生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外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事，如1、原来劳动的学生借住果园的房间，上课就在睡觉的地方，双方都感到很不方便。后来我筹划盖了十几间房，宿舍、教室、厕所、浴室都有了。2、与果园建立联系，互通信息；每年梨桃成熟时请果园给劳动的学生发一点；盖房子和加工农作物时请他们出车帮我们运输；等等。3、跟附近农民打交道，请他们帮助打墙、盖房，后来买了一辆拖拉机，请了一个农民当拖拉机手。4、收获的农产品，一部分运回学校，发给教职工，如红薯、花生、糯米、黄豆等，一部分给来劳动的学生食用；有些则拿出去加工后再用，如粉丝、豆油；还用生产的棉花弹了几床棉被，供带学生来劳动的老师使用。5、我向钟医生学了点医疗常识，给学生发药包扎，无非是头痛发热APC，拉肚子矽碳银，手脚割破了就用消炎粉，等等。经常在吃饭时放下饭碗去给学生包扎伤口。6、场里还养了几只羊，平时由江老师放牧，我则在夏秋草盛时，带几个学生，或我自己一个人，割一些青草，晒干后捆起来，为羊准备冬天的饲料。每年还要翻一次羊圈，把羊粪起出来，铺上新的垫草和泥。7、有一次我早晨起来到田间散步，夜里下过雨，地面经过冲刷，露出很多小石块。我见有一块比较特别，检起来一看，半截小手指大小的扁平石块上，有四个对称的刻痕。这不是石网坠吗？我这才想起这里离良渚不远，应该是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内，我仔细寻找，又发现了几个石箭头的残片。从此以后，我每次雨后都要到山坡的地里去寻找，积累了满满一抽屉的新石器（绝大部分是残片）。利用这些石器，我为来场劳动的学生开设关于古代社会的讲座，颇受学生欢迎。最近还有一位学生说起当年我给他们讲过挪亚方舟的故事。
七中对我的宽容特别表现在“不干预”上，那八年的前六年是文革的中后期，虽然造反夺权等高潮已过，但还是运动不断。学校却从来没有要求我参加学习检查之类的活动；而我对学校提出的要求，总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样，就在外面被文革搞的昏天黑地的时候，农场却是处在文革之外，平静而热烈。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园”里，真是莫大的幸运！
1977年，我被选为七中的模范教师，1978年还被推举为杭州市的模范教师。这虽然同粉碎四人帮后的宽松形势有关，但我当时还是一个“摘帽右派”，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正表现出七中领导人和老师们对我的关切和爱护。
1978年底，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调到杭州师范学院工作，从此离开了七中。但14年的七中生活，特别是8年校办农场的生活，却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在七中的历史上，我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曾经置身其中的过客之一；但在我的一生历程里，七中生活记录着我的转折，我的觉醒，他为我的后半生、特别是晚年的奋起，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杭七中，你永远让我怀念，让我感激！
2008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