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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中说到了立志当作家的原因，有了这个原因，就决定了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上大学选择的是中文系，毕业以后谢绝了留校任教，而是到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编辑出版工作进而成为了我终身的职业……既然从事的是编辑出版工作，而我自己又在搞文学创作，自然要和很多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打交道，自然要对某一时期的某些作家和作品产生看法——这是一个广泛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清楚的，所以我今天不说这个。我要说的是对最近五年或者六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这个看法，简单说来犹如标题所示：在中国思想者的阵地上，没有当代文学的身影，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努力之中，中国作家集体缺席了。
看法是不是有一点儿极端了？
让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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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秋季，在某种权力作用下，我进入到了人生事业的困局之中，这种处境使我有机会重新开始由于全身心投入职业工作而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小说创作——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我终于能够重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想自己愿意想的事情、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了。
我当时的一个强烈愿望反而不是急迫地进入到小说世界，急于“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中交代过，这是我插队的时候立下的一个宏愿）。这次，我就像遇到车祸苏醒过来的人那样，非常想弄清楚我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必须寻找能够帮助我解答疑惑的人。
我首先遇到了李慎之。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李慎之是我在精神荒原上孤独徘徊之时遇到的第一个救赎者，他就像上帝一样指出了这个世界的秘密，沿着他所指引的通道，我结识了更多的思想者，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文学之外竟然有如此深刻的存在，这对于把文学作为最崇高事业看待的人来说不啻为极大的冲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下了一个断言：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散文、戏剧之中。
正是在这些思想者指引下，我开始进入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神圣殿堂，开始了解霍布斯、洛克、潘恩、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哈耶克、波普尔、韦伯、汤因比、马斯洛、阿伦特、罗尔斯甚至于更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
我从来不认为我弄懂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虽然在一些文章中经常会涉及有关的话题，我也只是在我所理解的文学的意义上议论它们，正是这种意义，深化了我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我重新写作了二零零二年以前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专门说到了我上面谈论的那种状况：“这本书最初写作于五年前，写完以后，按照我的习惯把它封存了起来，打算让它潜沉一段时间，再择机进行修改。我开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这期间，社会思潮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演进和深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找到了审视现实和内心的新的视角。当我再一次把书稿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东西能够提高和丰富这本书的精神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第二稿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甚至认为，没有那些“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的思想者，就不会有我这部小说，至少，它不会像现在这样成熟。
收获的人总是喜悦的，但是，当我站立在苍茫的大地上远望，向启蒙了我的思想者致敬的时候，我再次明确意识到，在那些思想者坚守的阵地上，看不到文学家的身影。
文学家到哪里去了呢？
3
大约是上个世纪最后一两年，我作为出版社负责人与责任编辑一道去拜访我所敬重的一位著名作家。出版工作者的所谓“拜访”当然就是约稿。经过责任编辑的持续努力，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终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完全没有想到作品会如此低劣，我甚至很怀疑它是不是出自这位作家之手。低劣在何处？低劣在我对文学作品最为深恶痛绝的浅薄无聊无病呻吟上，这种低劣的品质的确能够引起人很大的精神痛苦。
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出版工作者的人格是分为两半的：一方面你内心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另一方面你又必须遵从于出版纪律的约束，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毫无疑问，你得无条件服从于后者，其结果是：没有思想、浅薄无聊都不会构成出版障碍，只有那些真正的艺术品才有可能因为可以预计的风险而不得不割舍，结果，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我的安排下出版了。
就像所有著名作家的所有有价值和没有价值的作品一样，这部我很不欣赏的作品马上引来了文学评论家的热评，从此我知道了，在“欲治之罪，何患无词”的反面还有“欲与荣耀，何患无词”，评论者，是能够在无词的地方造出词汇来的。这部作品在我所在的出版社销售得不好，然而它仍旧作为著名作品被几家出版社反复出版，直到现在，仍旧被热闹着。
此种类型的事例，即使在我个人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中也绝非绝无仅有，在更大面积上更是司空见惯，于是，我们看到了整个当代文学的品格日趋低下。
难道著名作家连自己作品的分量也掂不出来了么？难道他不知道这样的作品会辱没他的名声、流失他所享有的尊严么？他当然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把这种近似于垃圾一样的产品抛洒给公众呢？他们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我再说一件事情——这次我可以说出作家和作品的名字了。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陕西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的时候，对李佩甫就很钦佩，也曾经约请和发表过他的作品。一九九九年，我们向李佩甫盛情约请，终于拿到了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这部作品仍旧由我终审。我的看法是：在整个新时期文学长篇小说画廊中，《羊的门》都是一部经典，它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见解广博而深刻，艺术上无懈可击。我们全力以赴做了营销方案，隆重推出。公众是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的，结果，我们第一版印制的3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随后在一个月时间里又印制了第二版，印数达到50000册。
我们自我感觉很好。
人一自我感觉很好就要出事——正在我们认为为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的上级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指示，要求对《羊的门》进行内容自查，然后将意见上报，气氛很是森严。我的上级不敢轻视，我更不敢轻视，于是，带着悔罪的心理重新逐字逐句审读了《羊的门》。
不幸的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好作品，内容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起草了这样一个上报意见上报给了有关管理部门。有关管理部门没有看到想看的东西很生气，又把电话打给我的上级，意思很清楚：这部作品必须做出停止发行处理，我的上级也开始给我施加压力，要求再次审查，结果我也生气了，道：“即使查禁也得有一个文件吧？他们为什么不下文件呢？”
他们不下文件，事情整个都带有神秘的色彩。要知道，人总是本能地对神秘的东西感到恐惧，结果，我就陷入到了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那种困境：不断接到来自城堡的指示，却无法看到城堡里的人，更无法弄清楚城堡里的人的真实意图，所以我也害怕了。
害怕意味着妥协，于是我们妥协了——在不断“城堡”指示直至你在也没有能力抗拒的时候，你只能痛苦地做出 “停止发行，发行出去的图书如数追回”的选择。 “城堡”抒一口气，然后暗示：这可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与“我们”的意图无关。
这又是卡夫卡的境界。
一个人被宰杀以后最大的愿望恐怕不是别的，就是想弄清楚我为什么就会被宰杀了，“城堡”当然不会告诉你，而我从另外渠道得到消息是：据说（请注意“据说”这两个字，一是我们最终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二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肯定这是一个准确的说法）是河南省什么地区什么县什么公社（这不是幽默，我的确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所属的南街村的首脑给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写信，说《羊的门》影射了这个村子发生的事情，那位国务院副总理给有关管理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让“看一下是怎么回事”，结果这轻轻的一个“看一下”到下边就演变成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是“大事件”么？我认为是，因为它夭折了一部真正的文学精品（这样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极为稀少），夭折了艺术的真正价值（我不认为那些对现实生活和人性本身丧失关注的东西是什么艺术，有什么价值），夭折了我们极为珍重的思想（没有思想骨架作为支撑，任何文字都只能是一种软体的堆积），沉重打击了一个有良知作家内心那种珍贵的社会责任感（我认为李佩甫后来出版的几部作品远不及《羊的门》精彩和深刻）。
我认为这是天大的一个大事件。
有了这样一番折腾，本来对这部作品赞赏有加的文学评论家马上消失了声音，直到现在——现在还有人提《羊的门》吗？或者我们再问一句：还有人提《中国农民调查》吗？有人提《往事并不如烟》吗？就连王小波、崔健这样的人都被评论家所躲避所忽视，你还能指望文学评论有勇气担当起思想牵引的责任吗？
后来，在有关管理部门召开的部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通气会上，《羊的门》被点名批评，我做了一个较为激烈的发言，提出“对任何一部作品的评价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然而，仅仅是一个发言而已，对于《羊的门》的遭遇已经没有任何补益。
管理部门也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人所散发的气息当然与机器散发的气息不同。私下里，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上级的官员拉着我的手说：“老陈，你要理解我啊！”
我当然理解。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解，我从来不放大具体的人在历史事件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与深刻作用于历史的那种力量相比，我甚至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包括那些连篇累牍制造垃圾作品的所谓作家甚至于著名作家。
4
有了这两件事，我想我已经说清楚了为什么“在那些思想者坚守的阵地上，看不到文学家的身影”，说清楚了当思想者顽强地表达思想的时候文学家在哪里。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深的失望是有理由的。
可能有睿智的人会质疑：“陈行之，你说这里面没有个人的责任不对，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当中，文学家缺席于思想阵地，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儿个人责任吗？他们难道不应当被指责吗？”
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的问题（以后我也许会根据自己所加所闻议论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是——在当代宏阔的历史发展图景中，在强大胁迫力量的胁迫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位置沉落在了一个很不让人敬重的地方，它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就像阳痿了的人知道何为美何为丑却没有能力去面对，它四肢无力，背离了民众的重托，背离了时代的责任，它甚至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点可怜的勇气也丧失掉了，求生的本能进一步滑落到不择手段向社会攫取利益的欲望深渊，欲望浊流淹没了崇高，淹没了责任，淹没了道义和良知，于是这些人的灵魂开始变得些小而苍白，文坛则成为了一群群可怜人孤芳自赏的沙龙，一个个小圈子争风吃醋的所在。
这样一些所在，当然远离思想者坚守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注意一下，在思想者表达思想的地方，你能够看到著名或者不著名作家的身影吗？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喊吗？在可怕的沉寂和喑哑之中，我们只能说他们已经不屑于思想，或者说，他们失去了思想的能力。
失去思想能力而又执着于文学所造成的尴尬真的是非常尴尬，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李慎之等思想家的牵引，我也同样处在这种尴尬之中。我当然不能说我的作品已经进入到了思想者之列（事实上这也不是我今天的话题），但是，面对文学的原野，我能够自信地说，有了最近五六年以来文学之外的努力，我能够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并得出自己的见解了。我感谢思想给予我的这种能力，尽管它还很肤浅，还很微不足道。
我完全赞同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评价，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垃圾。
批评总不像表扬那样让人心里舒坦，我很理解那些坚决捍卫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并愤怒斥责顾彬的人的心情——我们当然能够列举出王小波、崔健、章怡和、陈桂棣和春桃等一大批坚定地站立着的人，但是这不意味着我赞赏完全不正视当代文学现状的鸵鸟姿态。简单问一句：六十年，将近六十年了，我们贡献了几个能够与三、四十年代站立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文学家比肩的人物？就精神的广阔性和人性的深刻性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为世界文学画廊留下了几笔让人赏心悦目的色彩？面对人家的批评，我们是不是应当谦虚一些？在那些并不严厉的批评声中，难道没有丝毫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么？
我们应当思考，早就应当思考了。
5
范仲淹有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近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当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就连这个并不高的高度也无法达到的时候，我们的确应当想一想：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到这个世界究竟干什么来了？
有人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知识创新和思想探索、具有个体自主的精神权威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的群体或个人；他们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的批判力量。”（参阅许纪霖：《智者的尊严》1991年版）这个定义虽然不能说全面，但是它道出了知识分子特性的主要方面。
就人的内心图景来说，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个定义，也不会有人反对把自己列入这个定义所确定的人群之中，这里包括那些具备知识分子心理却没有发生知识分子行为的人，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创造出文学精品的中国当代文学创造者们，甚至于包括那些不断制造文学垃圾的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人都认为知识分子很好，很光荣，却很少有人像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样构建出一种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品格，“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孟子）。
很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悖论。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悖论呢？
李慎之先生认为，决定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状况的根本因素不是经济（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制度，而制度又来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以，在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思想中，皇权专制主义始终是他进行无情批判和鞭挞的东西。把李慎之先生的思想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指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一切都渊源于我们浸淫其中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于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生活状态的制度，渊源于我们“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选择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里怅言“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也就如同上面所言不是对文学家个人的责问了，我关注的仅仅是也只能是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目前这种状况的本质力量（它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在我看来，那种力量不仅与公众的期望背道而驰，它也与我们的国家目标，与政府要求背道而驰。
（2008-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