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都要对自己的人生做某种程度的选择。
由于人生的幕布刚刚拉开，你还不知道这出戏剧将要上演的内容，所以，在为自己确定角色的时候，除非一些特别早熟和幸运的人，一般都是盲目的。比如，很少有人能够在事业和职业间做出区分，而这两者之间却有重要区别：事业是寄托着你的全部灵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你将要向这个世界证明你的全部价值的事务，职业却有可能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少数人能够将这两者融为一体，选择一种能够成为事业的职业，大多数人都在这两者之间煎熬着，时时感叹说：“我每天做的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我很幸运，选择了文学，并且，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也是我的职业。但是，当初的这种选择却完全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惨痛的人生代价才换取来的。
下面让我慢慢道来。
2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个飘雪的日子，我和大约三万名北京知青一道，经过三天三夜火车和汽车的奔驰，来到了黄土高原，来到了延安。当风雪把我们裹挟进土窑洞狭窄木门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无边无际的雪野愣怔着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当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少男少女接到第一封家信不顾羞耻地挤在一起嚎啕大哭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生活开始了。
那时候的黄土高原一片寂寥，看不到一丝绿色，映入眼帘的全部是冰雪，是僵硬站立着的森林，在山坡上蔓延的次生林带，凝固在白雪下面的小溪。刺骨的寒风恣意掠过沟、峁、塬、梁，彼此呼应着，交谈着。挂在崖壁上的村庄，此刻也悄无声息，只有缕缕炊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蠕动。没有什么“信天游”，你听不到著名的陕北民歌；没有书，北京知青的行囊里没有书，当地老乡的土窑里更没有书——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所有承载人类情感和精神意义的东西都必然被窒息，就像厚厚冰雪下面的溪水，你无法进行显示你生命活力的吟唱。
如果生命在一种自如状态下延展，没有民歌没有书也可以，人不至于绝望，不至于感觉了无生趣，生命自身会创造诗意，创造激情。问题是那个时候人不自由。一个每时每刻都被教导着的人会尖锐地处在两难之中：在生命创造的激情和社会要求之间无法找到平衡。于是人压抑自己的本性，压抑良知的呼唤，想办法把自己装扮成社会要求的那个人……于是，本来处于自然状态下应当激昂着生命诗情的少男少女，在精神上却一天天变得苍老起来。如果哪一个人不幸不能够压抑住本性，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这方面，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无论关于男女问题还是关于所谓政治问题的。
我也出了麻烦。非常不幸的是，我的麻烦属于后者，即政治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学校赠送给我两台油印机和刻字钢板、蜡纸之类。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即使灵魂动荡得没了模样，我也许不至于招祸，因为你除了发发牢骚，不会把那种动荡转变为一种思想，也许就不至于和政治勾连在一起。现在有了可以把自己想的东西向外传达的工具，就会抑制不住自己，于是，在我主办的油印小报《新社员》上，就有了我的一些文章。严格一点儿讲，这些稚嫩的文章表达的还不是思想，但是，在当时用挑剔的眼光看，还是能够寻找到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许是这张小报在北京知青中间广受欢迎的原因。
北京知青到陕北以后面临很多问题，北京市政府为了加强知青工作，向陕北派出很多干部，协助地方进行管理。在我所插队的那个公社，基本上一个大队一个。这些北京干部和知青吃住在一起，和北京知青都处得很好。一九九四年我从西安调北京工作，听说中学同学的聚会竟然还有当年的北京干部参加，我就大为惊讶，难以想象他们怎么会成为朋友。原因很简单：我插队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北京干部不是朋友，而是一个邪恶如魔鬼般的人，一个给我上了人生第一课，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人。
3
这个人姓吴——为了尊重他，我不说出他的名字——是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个普通干部。这个吴姓中年男人是我所在公社北京干部的组长，也就是说，他的职责是管理对北京知青进行管理的北京干部，而不直接管理北京知青。他住在公社大院。这里出现了一个巧合：公社机关正在我插队的村子里，离我们住的窑洞不过二百米距离。于是，就没有给我们另外委派干部，由吴姓男人代管。
一群远离家乡的少男少女，当然希望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个父辈男人，所以你不难想象吴姓男人在我们当中受到的尊敬与热爱。吴姓男人也许在整个一生中都没有享受过这种被纯洁和单纯簇拥着的感觉，所以他觉得很奇妙，很舒坦，言谈举止间就有了一种被权力赋予合法性的威严和轻佻——对男生威严，对女生轻佻。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姿态，表现在目光中，表现在他出现在不同场合的几率和时间长短，表现在毫无必要地拉住女同学的手的交谈中，或者用陕北话说，表现在对女同学或者本地妇女赤裸裸的“骚情”过程中。
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四十岁的男人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比如老乡中传言他把村上的某某“弄”了之类。我成年以后，曾经设身处地从吴姓男人角度想过这个问题，即使这个人真的有什么事情，也不足为怪。四十岁还不是耐得住寂寞的年龄，而他又远离妻子。在我插队的那个公社，就曾经逮捕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北京干部，他总是找借口留宿在男生宿舍，半夜钻到男生被窝里进行骚扰。在老乡中还有一种说法：他也“弄”女知青。不过这个说法很可疑——为了打击极为严重的强奸北京女知青的犯罪行为，有这种事情的人全部都会被枪毙掉，可是我说的这位同志没有被枪毙，只获得八年徒刑。这个北京干部我还是认识的，在人品上，应当说是一个不错的人，绝对在吴姓男人之上。
吴姓男人逐渐被我们知青小组所厌烦。每到星期天，我们借口政治学习，全体不出工，就想方设法做一些好吃的。事情往往是：刚把饭菜端上桌子，吴姓男人就和蔼地从公社大院溜达过来了，并且吃相不好，他那突出的门齿给人感觉好像整个口腔都露在外面。吃相不好的后果在女同学中的严重性要远远大于他吃了大家凑钱买的东西，于是，每逢吴姓男人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灶房，就有女同学突然静止下来笑闹，推说不舒服，连饭都不吃，回窑洞躺着去了。
于是，问题到了我这里——我是这个知青小组的组长。
4
如果让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会找到一千种方法，既不让女同学继续恶心，又能够制止男同学的愤怒，同时也能够哄好这位贪馋的吴姓男人。但是，那时候的我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还不是能够世故老练地看事情和处理事情的人。所以这件事被我处理得很糟糕。
我到公社大院，走进吴姓男人的办公室，直撅撅地对他说：“我们很尊重您，但是您星期天最好别到知青小组来了，这样，大家还会非常尊重您。”
他想办法用上下唇包住突出的门齿，黄蜡蜡的脸好像被击打了一样，在不同的区域出现了不同的颜色，变幻得很生动。
但是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具有应付一个不知人事的小混蛋的足够经验。他放弃了包裹门齿的努力，把它们全部露出来，笑着说：“哦。”
我还想说什么，可是我设计的话语已经全部说出，再没什么可说了，就在那里站着。
倒是吴姓男人帮助我解了围：“我知道了。”他就像是在谈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就走了。”
他站起来，送我出门。
我走在他前面，觉得后背在燃烧。
到大门口，吴姓男人在我身后突然说：“谢谢你啊！”
我回过头看他，他脸上竟然没有笑容，上下唇把门齿包裹得严严实实，从外面都能够看出门齿的轮廓。
我不傻，在这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惹祸了。
吴姓男人真的不再到我们这里来了，来了也不吃饭。就在我们欢呼这个小小的胜利的时候，我在说完那句话以后预感的横祸就来了，并且是专门对着我来的。
当时，延安地区正在残酷地农业学大寨。读者可能会说：“残酷”这个词用在这里不准确，从语法上说也不规范。但是它是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不能不用的词汇，因为只有这两个字才能够从本质意义上传达那场全国性运动带给我的感受。如果你在零下二十度严寒天气里看到被民兵小分队用真枪和棍棒把衣衫褴褛的农民驱赶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上劳动的场面，看到人因为过度劳累瘫倒在地上，反而招来棍棒的殴打，你还反对我使用这个过于温柔了的词汇吗？残酷，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能够引起人灵魂悸动的字眼，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用心灵感知世界又不能够想象自己也有可能得到残酷对待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
于是，在我的《新社员》油印小报上，就有了某种程度的非议，有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以后如何看待农村落后习俗以及对知识青年境况以及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犹如我上面所说：“能够寻找到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地方。”
“能够寻找到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地方”，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问题，更何况那是一个疯狂野蛮的年代？
但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对于危险和残酷总是缺少直接具体的想象，或者说，不相信这些东西会直接落到自己身上。这是任何一个刚刚迈进生活门槛的年轻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总觉得世间有一种超自然力量护佑着他。其实，没有这种力量，相反，生活为了把一个人从毛坯状态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往往要把一些额外的苦难和惩罚施加到年轻人身上。我当时根本不曾想到这一点。我就像一个在湖水中滑行的小鸭子一样，欣赏着水面的波纹，完全没有想到水下一个危险的生物正在向自己靠近。
我还在如期出版我的油印小报，就像一个没有方向盘的汽车滑向被灌木丛遮挡着的万丈深渊，等到可怕的坠落发生时，一切都晚了。
5
我简要一些叙述。
那个吴姓男人终于从《新社员》中找到了“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地方”，这意味着他获得了决定一个年轻人生死的权力。在吴姓男人的亲自安排下，一个把他的知识青年小组创建为延安地区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的人，成为了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坏人，我被民兵小分队押解着在全公社范围内轮流批斗达半年之久。
在这半年里，我从我的同学中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出卖：和我最要好得朋友把我们的私人交谈都变成了检举揭发材料，那些材料成为为我定罪的主要证据；第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弱点：所有在一起欢笑和歌唱的男女同学，突然之间将我视为路人，就像我是一个能够带来灾难的人一样，唯恐避之不及；第一次知道了人在强力面前的软弱无助：我感觉到彻骨的严寒，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光亮似乎都消失了；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不再抱任何指望：人性中既然有如此丑恶的东西，我还能指望什么呢？第一次想到自杀：既然我不再指望什么，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稍微有一点想象力的人都不难想象，这些东西在一个“人”形成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我幸亏没有从我选择好了的一处悬崖跳下去。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无数个夜晚的沉思默想之后，十九岁的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说法是：我要当一个作家。
6
这是我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做出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大的决定。从此，“我要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成了我生命的轴心，我的一切就都围绕着它来运转，直到今天。
可以说，这个决定最终决定了我的一生。
这件事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这件事具有一种坐标的意义，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习惯这样问自己：“你是为什么活下来的呢？”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那个庄严的承诺，意识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虚幻，人生就显得明净清洁了许多，我就会从灰暗的图景中看到光亮。
这件事对于我后来的人生当然很重要，却也还没有到取代一切的程度。支撑一个人行走人生的，需要远比这件事的启示更高远的目光和精神境界，需要跳离开自己的经历，需要某种抽象的精神来开启智慧，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理性地审视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尽管这样，我仍然非常感谢那个吴姓男人，他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他让我第一次从客观的立场上思考什么是不正义，思考人生应当具有怎样一种质感。从这个偶然来到我生活中的吴姓男人身上，我初始地知道了什么是不正义，知道了被私有化的权力是世界上最野蛮、最肮脏的东西，它无时无刻不在涂炭生灵。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世界上杰出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见解的人，我必须承认，是他们启发了我的心智，所以才使得我从自己的人生事件中最大程度地获取了营养。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可以说，在此之后我直接和间接又遇到很多吴姓男人这样的老师，但是都没有吴姓男人对我的教育来得直接，来得深刻，来得彻底。
我经常把我这次人生的第一次挫折想象为吴姓男人为我的人生油箱加满了第一箱油，后来者的加油不过是让我保持持续的动力而已，意义远逊于人生的第一次推动。经历过更多的风雨，领略了人类历史上如此众多思想家的思想，吴姓男人在我的心目中早已经形而上学化了，他已经不是具体的人，他被抽象为我毕生都在激烈反对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恶。
恶，简单地定义，就是对善施以罪恶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无处不在。在这种力量面前，人极为脆弱，善极为脆弱。
一个不能对恶表示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的人不配称之为作家；一个对善没有感知没有呵护之心的人也不能称之为作家。这是我的基本信念。我相信，这个信念是那个吴姓男人给的，是我决定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时候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吴姓男人和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共同决定了我今天的状态，一种将信念构筑在远比小小的自我宏大得多的精神境界的状态，一种肩负了某种崇高使命的状态。
我很为这种状态感到骄傲。我相信，任何恶都不会比善长久。恶也许会在一段时间里显得很强大，但是，它色厉内荏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害怕时间，害怕真相，害怕历史，害怕后人的评说，而我创作的文学作品，正是要为历史提供一种具象的说明，我必须让后人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在我看来这至关重要。
（2006-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