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朝朝团坐学时事，目注心营考问频”，吴宓不得不开始习惯新的霸权政治话语，尽管他感到既陌生、无趣甚至恐惧，“每日至夕晚则体倦而神昏……每晚辄自觉如饮酒微醉或疯狂者之初发轻疾。”
《续编》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学习会的记录，是在1951年1月2日。内容很简短：“赴第一小组学习会，心甚不快。勉强发言一次，以雅典、斯巴达之战为比，证美之必败云云。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
不合时宜，自愧自恨。概括了他的感受。
怎么办？吴宓试图从“国粹”中寻找力量。从自己服庸的清儒孙奇逢那里，吴宓摘来七条“语录”，与“马列真经”对照着读，以调养成自己心气。七条语录的内容分别是：学则乐（君子无处非学，故无处非乐。造次颠沛，贫富患难，皆学也。故无入而不自得焉）；知仁勇皆从敬出；凡事惟适中可久；七情惟怒难制惟欲最深；处难事如理乱丝（耐心缓图自有入路，急则愈结所伤必多）；老来益当奋志（志为气之帅，有志则气不衰，故不觉老）。
可是，在实际政治生活和是非面前，儒家这种修养功夫未免流为明哲保身。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有良知和独立见解的人，对于许多事，他又常常违背“圣人”之教， “不能忍耐，情气骚动，言行舛错”。比如，1951年4月25日，吴宓以身体不支为辞申请不加入学校入市区宣传事谊，但实在不能忍受“诸少年之轻薄倨傲，擅作威福”，当即对各种宣传办事方法作评论，称其“不行分工，不用专才，而使一切人遍作各种事，劳忙已极而效果未睹，可谓不经济之甚。”会后，吴宓颇为自己太真率动感情而自责，以为“说出心中之善言正理，殊违背‘随众假意敷衍，但求全生免祸’之旨矣。”
不能说真心话，痛苦；违背良心说假话，还是痛苦。吴宓无奈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策略：尽量不参加或少参加各种会议，即使参加也尽量少说话，最好不说话，默不作声。非发言不可，也只好依样葫芦，随众敷衍，以为应世悦人、避祸全生之具而已。
“随众假意敷衍，但求全生免祸”，这正是晚年吴宓遭到后人病诟的地方。
但是，《续编》的大量材料证明，吴宓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取这种犬儒主义。相反，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他宁可坚持士人的节气和学者的精神，哪怕为此贾祸牺牲。试举几例。
1951年6月28日，学校里有人求他为《大公报》撰文庆祝共产党30周年，吴宓坚决拒绝，并表示“若至万不得已时，被逼，宁甘一死耳……若有命必以身荐寝，则玉碎珠沉之期至矣。”
8月13日，一位领导责望吴宓思想跟上进步，宓“恒用推宕之法以守沉默”。
11月19日，上面有人命他写信祝毛主席寿，“未及写”。
问题是，这种以推宕守沉默之法，比起孙奇逢的语录来，又能维持多久？吴宓很清楚，“今后断难长期如此”。
时势不可挡。吴宓不由得怀念起刚到重庆时还能读书作诗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历经各种惊心动魄的运动与学习会，加上土改中各地亲戚朋友破产殒命带给他的悲伤，吴宓深感“死之日近矣，于是悲郁不胜。”
1951年1月21日，吴宓作《名教授一首》，表达了他的心情：
卅年教授有微名，解放潮来尽倒倾。急卷诗书随呐喊，初工色笑巧逢迎。课程精简难新样，薪给评低耻旧荣。留美昔吾尤恨美，学生今汝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