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冷个丁”说一句：“在月坛北街开了个拉德方斯门”，没人能听懂，——月坛北街在北京，拉德方斯在巴黎！——是不是全身麻醉还没醒透？

怎么全身麻醉？皆因我刚动了个“搭桥”手术，这是俗称，那手术的“学名”我记不住。

病名倒记住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五十四年前，我是在斯大林的讣告里，头一次听说，当时觉得这是个遥远的、陌生的名目，跟我不搭界，想不到过了半个世纪，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跟斯大林，虽不“相怜”，却是“同病”啊。

那位大人物，因为说过他不呼叫谁也不许进他的寝室，且据说加上贝利亚的故意迟延，破门而入时他已经倒在床下，来不及安装“支架”或“搭桥”了（那时候似乎也还没发明这两手医疗新技术）。

我比他幸运，于是要到月坛北街住院接受手术。

月坛北街？说是住院部在红塔礼堂旁边。那方位我知道。这原是国家计委的内部礼堂，三十年前我的儿女都随学校来此看过电影。当时我在一个文工团打杂，常跟着舞台工作队到红塔礼堂装台。

那年月，记得有一天，新华社记者报道，说在北京全城，烟囱都冒白烟不冒黑烟了，我正从红塔礼堂出来，向东一望，儿童医院那个方向，烟囱正咕嘟咕嘟大冒其黑烟。

躺在病房，从北窗可以看到茂密的行道树。这条街上公交车少，比较安静。往西不远，街口对面就是钓鱼台国宾馆。

心里有事，醒得早，天还没大 亮，窗前那位病友，忽然无奈地说，这乌鸦真讨厌！我耳背，听不见乌鸦叫，用老眼去搜索，依然浓密的枝叶间，穿出一只喜鹊，喜鹊的叫声我熟悉，但好像没有 叫，也许在专心地捉虫。这乌鸦和喜鹊，照病友的推测，都是栖息在钓鱼台里的，那里水木清华，为什么还要上街来觅食？

隔着窗，看不真切，行道树是白 杨，但似还夹杂着别的树。白杨敏感，它的叶片一天到晚总在颤动。不过，只有二三级风的日子，说不上“白杨多悲风”。只是天渐渐暗下来，禁不住东想西想。想 起从今年春夏之交，锺灵去世，秋天，黎焕颐去世，想起这次住院前不久，马文通从香港来电话，告诉我陆拂为在加拿大去世了，我立刻转告林斤澜的女儿布谷，问 斤澜能不能承受这个噩耗，让她掂掇告不告诉她爸；斤澜、拂为，他们跟林昭曾经在苏南新闻学校同学……人生如寄，人竟比树木容易凋零！听着这些朋友的消息， 真是“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让人感伤。

还好，病房里容不得你感伤。护 士来送药，量血压，送饭员来登记菜饭，各家家属来探视，一时热热闹闹，因为同室的另外两位病友也都在等待手术，免不了忐忑不安，我忙给他们贴安民告示：我 的老伴，整整五十一年前，因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就到当时设在黑山扈的解放军胸科医院做手术，开胸结扎。那就是这家心血管病医院的前身。你们看到了，半个 世纪过去，一切安好，还不放心？

我就是怀着对医生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上了手术台。

据说是在手术结束后三小时，我从麻醉中醒来。先在楼上ＩＣＵ，然后回到有监护设备的两人病房，进入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最突出的是口渴。事前早听护理人员讲过术后要控制饮水，但没想到是这样口渴难耐，不但切身懂得了什么叫“口干舌燥”，“舌敝唇焦”，舌头不听听唤了，而且看看手和胳臂，皮肤变干，纹理变粗，使你不由得想起木乃伊——也就是干尸形成的机理。

不是有意去想象，我硬是觉得自己身在沙漠或戈壁，四顾无人，更不知绿洲何处，干渴中沉沉睡去。欲醒未醒，仿佛有人告诉我，我的身体是躺在“三国大地”上——就是三国时“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吗？我难道是散落在那干旱土地上的白骨？

明知道自己睡糊涂了，可还得想 办法接着往下睡。一个屡试不爽的老办法，是从小母亲教给我的，连续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似睡非睡中我还想，应该念“南无阿弥陀佛”，但念了“南 无”，想不起下面的词，“弥赛亚，米修斯，米歇尔……”绕一个大圈才找到“阿弥陀佛”，该是许久没念佛的缘故吧，虽说费力，毕竟还是睡去。

白天好过，夜晚怕醒，醒了只能 睁着眼睛看窗户。这里的窗外没有树，远处楼房只剩下几盏灯光，与我无关。窗玻璃背景是黑色。上面映出一方亮光（后来弄明白那是从病房门上的横窗透进来 的）。望着望着，那一方光亮幻化出拉德方斯门，方门，开阔而闳伟，钢结构的吧，衬着高远的蓝天，还有流动的闪光的白云……我仿佛从协和广场向西，穿过凯旋 门，一直朝着拉德方斯门：是步行？是乘车？全无感觉，我只知道，我的窄窄的四条血管，像小巷塞车一样，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却一朝开通，车如流水马如龙， 足可并驾向拉德方斯门驰去。

啊，在月坛北街开了个拉德方斯门！

这才叫“心旷——神怡”。

当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超过７５％（如下水道管子内壁上挂满铁锈）时，心不能旷，神不能怡。

终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允许多 少吃一点润口的水果，每天也可以喝若干克的水了，嘴里逐渐恢复了接近正常的感觉，在床上的玄想因而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实际了，既不再如卧“沙场”与口渴 较劲，也不再重温拉德方斯门前的“心旷神怡”，而回到了此时此地的月坛北街。月坛北街东头２号楼里就是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那里有帮助我们打过版权官司的 可敬的律师们，而离我更近的，是在我们住院部南面不远，便是月坛南街，那条街路北６９号一座楼里，有我每期必读的《炎黄春秋》杂志的编辑部，可敬的编辑先 生女士们正在忙着发明年第一期的稿子吧？他们都不知道，在相距不远处一张病床上，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祝福。

我自己首先有一种幸福感。因为 我忽然忆起了曾经的不幸。恰恰五十年前，１９５７年的深秋，我被置之于虚拟的手术床上，接受一场标榜“治病救人”的大手术。我听着刀剪乞吃卡嚓地在我身上 响了一阵，伤口还没有缝合，流血还没有止住，疼痛彻骨钻心，一看，“治病救人”的大夫们全已散尽，原来他们开庆功会去了……这比肉体痛苦更大的痛楚，我在 《沉船》中写过。肉体的痛苦会过去，这种精神的痛楚却是刻骨铭心的。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我在月坛北街，领略了实实在在的“治病救人”，那来自第一等的医院，第一等的医生，第一等的护理的恩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我第一等的女、婿、儿、媳，第一等的金婚老伴，他们共同给我的余生一个新的起点。

出院时，我想，我是潘世伟医生“改编”过的一件“作品”，我一定要在术后康复期谨遵医嘱，成为他众多的“优秀作品”之一。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能想象我浸沉其中的愉悦和欣慰。然而，当我转念一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几亿人不能获得应有的医疗，有病只能“扛着”时，我的心情转而黯淡了。

07,12,17. 手术后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