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探讨一下知识分子，有人把“读书 人”和“知识分子”作为同义语，因而才有大、中、小之分。我认为读书人中包括知识分子，而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自动成为知识分子。这里并无高低之分，只有作用 的不同。过去的“士”就是知识分子的统称。今天广义的“士”还是指读过书的人，其中可分文史与科技等。然而其间还有一些人（只能也只应该是少数），除了本 身业务之外，还关心国家的大事，关心社会和文化的走向。例如一条船上，主舵的是船长，有众多的划船手，他们只顾使劲往前划。其中有一小部分人，一边划，还 一边关心船的走向，所以难免就会多嘴多舌，因而往往不为船长所喜，认为他们多事。容许一些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存在，船的安全系数，就会大一些。国家大事还 是要有人来关心的。

在知识分子里，我算是个“洋包子”，从小我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到国外住过七年。可是我的底子是“土包子”，我是城市贫民出 身，本来我连小学毕业都不大可能，因我母亲在我九岁时就死了，我还没出生我父亲就死了，要读书很不容易。但是我机遇不错，半工半读，织了五年地毯，送了两 年羊奶，后来又在教务处油印讲义什么的，高中差半年毕业还因搞学运被勒令退学，最后不知怎么混到英国的最高学府剑桥。但是我自己有点自知之明，就是学无根 底。像中文，我大白话可以写，别的就不行，自然科学，加减乘除勉强，小数点我都不会算的。1933年我就开始给《大公报》写文章，1935年大学一毕业就 进《大公报》，当新闻记者，很自然地就关心时事。解放前，我在《大公报》分工是言论版，主要管是写国际社评，所以我向来对时事非常关心。要是埋头业务，不 关心时事，一般说来比较保险，但是我惹了很大的乱子。大概你也了解，得罪过郭沫若，后来还当了右派。

解放之后，对于知识分子要做驯服工具，我当时 听了心里就有一个问号，知识分子不应只埋头自己的业务，他还应该四下张望，关心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应该冷眼看一些东西，如果都成了驯服工具，我觉得对国 家、民族前途未必有利。我当时就有这种看法，但我在解放初期非常谨慎。因为我40年代后期在英国，看到东欧解放后，那里思想斗争多么残酷。1948年，我 写过一篇《拟J。马萨里克遗书》，是答复郭沫若对我的批判。1949年到1953年，我负责一个叫《人民中国》的英文刊物，对外宣传。对内我不发表意见， 除了土改时写了一本书《土地回老家》，那纯粹是宣传政策，不涉及到个人意见观点。1956年松动起来时，我旧病复发。当时我又是《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 发表文章很方便，头天晚上写了，第二天就可发。有的人平常什么也没写过，或者一两句话就成了右派。我这个右派是一点儿也不冤枉，写了三篇文章嘛。我也是憋 了几年放出来了。帝王时代的御史，大家都来给皇帝磕头的时候，他能够高瞻远瞩，看得多一些，有时提些不同的意见。如果知识分子不起这个作用，那他只是个读 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心、良知，这也是我1957年必然遭难的一个原因。在林彪上台期间，大家都喊“万万岁”的年代，我是只 伸胳臂不喊，只张嘴我不出声，反正人家也不知道。当时我想，在大家都这样的时候，总得有人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我敢说了。如果逐个把右派审查一下，在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大方针上，我想大多是没有二心的，在总目标上，没有什么分歧。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我认为应声虫不可取，不管什么命令，什么指示，还是应该通过 一下人的大脑，如果他的大脑中有什么，还是让他放出来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做只有好处。而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大都变成读书人了，等到1956年松动了， 知识分子又在发挥起他的天赋和作用了，结果就发生了“反右”。

当然，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业务。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特别是曾经有幸受过高等或 中等教育的公民，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职以外，还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所谓关心，不是不通过大脑，一切都接受，而是大家都开动脑筋，对国家有好处。反右，我觉得 对右派个人的打击还是其次，重要的是把这动脑筋的“机器”停掉了，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灾难。当时上边要知识分子做啦啦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做打更的更夫， 除了辑查的任务之外，还应该巡逻，要跳出现实来看，该歌颂就歌颂，有毛病呢，也能够说出来。有个杂志有一栏是专门谈不同意见的，每次杂志来了我先看那一 栏，可是没东西。有时有一点鸡毛蒜皮，有时甚至连一点鸡毛蒜皮都没有，我觉得这不是很可喜的现象。反右除了对个人的打击以外，把知识分子能够起到的那种帮 助政府警惕、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的“御史”作用也一同消灭了。储安平写了一百个字就不见踪迹了。我那篇谈人事工作的文章，四分之三都是歌颂，就是尾巴稍 微有一点很含蓄的批评，口气还是相信如何如何。不能允许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尽管是基调一样，也不行。这是可悲的。一个国家如果只有齐声歌颂，而没有舆论监 督，我觉得很可怕。

人都有自我保全的本能，所以总倾向于走自我保全的路，选择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不会出问题。我觉得林彪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把事物推向了极端，比如打电话先得说声“毛主席万岁”，他把病态推到极点了。事实证明上喊万万岁的那个人最不可靠。

所以，从上边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建立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解放以后好像只信任工农兵，知识分子是等外人物。而知识分子也并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只觉得国家是 自己的了，所以有话就讲。北京话“我们”和“咱们”很有讲究，“我们”就不包括你，“咱们”就是一家，我觉得应该多有“咱们”的这种感觉。我最近看了几本 书，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邵燕祥的《人生败笔》和你的这本《和友人对话》，我们好像又恢复到一个思考的时代，我觉得这是盛世现象。

现 在大家都学乖了，绕着圈子说话，直截了当的不多。巴金提倡说真话，我想修改一下巴金的“要说真话”，我想加上“尽量”两个字，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 话。能做到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也不容易哪，有些事情不好答复，就只好保持沉默。说真话，别看简单的三个字，很难做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很知趣，能够和领 导和平共处，上边对知识分子也不搞什么运动。人从本能来说都是追求一个平安，谁没事爱给自己找麻烦啊。像国外的记者，遇到大事爱找一些言论界人士发表意 见，咱们这儿可没这个习惯，知识分子也求之不得，你不来找更好。但是我觉得言论堵塞是很可悲的。大家经过历次运动都学得油滑了，因为人要保全自己，这也无 可厚非。我有时也看不起自己的胆子这么小。过去的运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扭曲了人性，能够把很善良的人变得很凶恶，很诚实的人变得很狡猾。我觉得，一个社 会鼓励人在表达意见时学得油滑是不好的，从五十年代就是这样，当时大概顺利的都懂得分寸的，倒霉的都是想什么就讲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