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进国家来讲，找什么样的榜样，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从1949年开始，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就处于一个持续不断地“找榜样”的过程中。越是往前追溯，我们就越会发现，中国“找榜样”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且基本上是一个脑袋取代全国人民的脑袋来“选榜样”。榜样选好了，大家都要照着这个榜样做事，实际上这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虽然当时选榜样的时候，用心往往是好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难发现，从中国最早决定要维新开始，始终就对于选什么样的榜样有着很沉重的负担。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非常不一样。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一样成为大文明的中心。从一开始启蒙的时候，日本就有很清楚的样板，就是当时的唐朝。选这个样板，日本一点也没有选错，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使日本不可能看到地球上的第二个文明中心，希腊和罗马。样板找对了，对日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等到西风东渐的时候，英国海军不远万里跑到东亚来，一下子把清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打败了。对于日本来讲，它没有任何负担，重新选择样板也没有任何痛苦，所以马上就“脱亚入欧”，抛弃中国的老样板，学习西欧新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给了美国，它又第三次选择了新的样板。日本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三次转变可以归功于它选对了样板，转变的时候也没有感情上的负担。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在被英国打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有其他的样板。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才开始找样板，但中国找样板不像日本一样干净利落，从心理上抛不开历史负担，这也造成了中国往往不清楚应该向样板学什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试图以英国为样板。清朝末年，中国最早派往外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到英国。郭嵩焘曾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大意是，日本人也往英国派了很多学习的人，但和这些人比，我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兵”，学人家的“兵”为什么强，而日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制度，比如国民教育、邮局、银行、交通，这些都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他说“兵乃末也”，我们把本末搞颠倒了。工业文明是制度化的东西，比如税收、银行、国民教育，离开了这些，“兵”怎么能强大呢？但这些很好的建议，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这是中国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当时俾斯麦也曾评论说，日本到欧洲来学习的人都是问我们“怎么做”，但大清王朝派到欧洲来的人都是一家一家地买东西，买炮弹、买船，比较价格，看哪家更便宜。俾斯麦因此得出结论，仅仅从这一点看，人们就可以预知，再过几十年，日本将是亚洲的首强。可见，对于后进国家来讲，找什么样的榜样，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学习榜样这件大事变成单线思维，排他性的，如果这样，时间越长危害越大，就越得不偿失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找的样板不是美国，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小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中国转向学美国，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一句话，他认为，要推行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不会有巨大的效果。这是很英明的。邓小平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反对靠空洞理论吃饭，他看重实践，所以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黑猫白猫”。他之所以把对美国开放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上：华人天生适合做市场经济，二战结束以后，所有和美国结盟的华人社会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因此，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从上到下都把美国看作主要的样板，我们对这个样板的积极作用必须承认。
但由此迈向一个极端的态度则是错误的。英文中有这样一个谚语：“好的最大的敌人是最好”，就是说不要走极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若把学习的来源过多锁定在美国身上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美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均资源，它是每平方公里28个人，但在中国，把西部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撇开，东南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是230人，这和美国没法比。还有美国的周边，美国没有多少邻国，周边安全条件好，这点我们也没法和它比。
对于这些，美国人自己十分清楚，在美国政治学中有一个概念，就是“美国例外”。因为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很少有像美国那样发展起来的国家，它的发展条件不具有普遍性。这体现在三点上：第一，当初欧洲的移民离开母国，一定是选择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这就决定了美国人均资源的优势。第二，在美洲大陆上，当欧洲移民到来时，这里并没有什么历朝历代固结下来的沉重遗产（印第安人很快被抹掉了）。在很多国家，历史遗产往往是阻碍变革和进步的大障碍，这一代人要变革，不是想做什么都行，还要考虑上一代，上上一代。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鲁迅会说：在中国，你就是在老房子上开一个窗户也要流血死人的。第三，当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时，他们的母国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他们带来的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可以说，中国在这几个方面与美国存在基本的不同。因此，中国的发展要寻找榜样，一定要是多元的榜样。即便我们第一个找的榜样是正确的，也不能把学习的榜样变成单一排他的，如果这样，时间越长危害就越大，就越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选择的榜样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５０年代初，我们自上而下地决定学习苏联，这其中并不是没有合理因素，但一旦走向极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负面影响就大大超过了受益，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后来才扭转过来。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个教训。
欧洲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人口密度还要大，但是它们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使你有天人合一的感觉，这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也一定是最吸引人注意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上，还表现在它的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精英文化无论多么优秀，影响的人总是不多，但大众文化的影响面则要大得多，可以是几亿人，甚至是几十亿人。大众文化易于被人理解和模仿，门槛很低，相反，精英文化理解和模仿起来则很难。比美国文化更精英的文化有很多，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却无人能及。也正因为这样，如今在中国从上到下，无论是学者、官员还是老百姓，大部分人都将美国视为榜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将美国作为我们唯一的榜样，对于别的国家更好的经验，或者是与我们更相关的经验不注意、不学习，是十分错误的。即使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好经验。刚刚提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美国无法相比。但在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是荷兰，每平方公里有340人，英国是每平方公里245人，还有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些地方人烟密集，但是它们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使你开车、步行的时候感觉到天人合一，这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20多年前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看到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说，中国片面发展汽车工业和高速公路是不合理的。中国人口那么密集，土地资源紧张，为何不学学德国建造铁路网的经验？德国的汽车工业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但它全国铁路网的高效、准时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却是无以伦比的。我当时就十分希望这篇文章能在中国引起大讨论，但是这个建议却没有受到关注。事实上，德国优质的铁路网不但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方便，它贯穿东西南北，与其他国家的铁路网相连，可以说是带活了整个欧洲。再看中国，今天我们面临着汽车工业过度发展带来的许多问题，比如堵车、污染、油价，还有社会公平的问题，铁路的发达其实促进了社会公平，因为它是公共交通。开汽车就不同了，有车的人和没车的人，开好车的人和开破车的人，差别太大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当时没能向欧洲学习的后果。
美国是中国的好榜样，但不应是中国唯一的榜样，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中国唯一的榜样
中国学习的榜样必须是多元的，至少可以从一些方面改变我们对美国榜样的过度倾斜。比如，中国人在外语的学习上应该是多元的。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不应该所有的人都去学习英语，其他语言也要得到重视，比如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儿子正在学西班牙语，学小语种。我感到很吃惊，西班牙语怎么能算是小语种呢？这就是对外界的不了解。不仅是西班牙一个国家，还有拉美国家，甚至是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地方的交通标志等等都有西班牙文。在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学习其他语种。即便是学习英语，我们也不能只看到美国，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新加坡、印度和南非等等。
即使是学习美国，我们也要考虑美国模式与我们国情的相关性，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实现更均衡的发展。日本当初向欧洲学习，就建立在清晰的判断之上，比如，日本的海军效仿的是英国，陆军学的却是德国；大学教育效仿的是英国，而中小学教育则向法国学习。这种对学习榜样的判断和取舍是很聪明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个取舍的过程中，学界和传媒要起到好的引导作用。学界和传媒的任务是收集信息、研究信息、传播信息，一个多元的学习过程至少要求中国的学界和传媒发出多元的声音。
美国是中国的好榜样，但不应是中国唯一的榜样，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中国唯一的榜样。中国太大了，规模大本身就决定了中国和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相似性和不相似性。在一定的阶段，我们有优先学习的对象，但我们不能把其他的对象从视野里排除掉，那样等到错误发生的时候，扭转的代价是很高的。
▲（作者是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本文是根据采访整理而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