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记得是夏天，晚上，黄锐到北新桥我家里来。所谓家，是为了结婚刚借的一间七平方米的屋子。如果结婚，凭政府配给的票，可买床一张，还可以买，很奢侈，书柜一具。天气热得漆发粘，但终于还是把柜门拉开了，我的画在里面。黄锐要看看它们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个画展。

黄锐看了，说还可以。我很感激，也明白自己有几两重。三十岁，不是狂的时候了，二十不狂三十狂，都有点儿发育不良。

如约在几天后赶去参加筹备画展的聚会，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西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茶儿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订起来，成为《今天》杂志。

很可能我记错了，画展的名字“星星”就是那天黄锐提出来并且定下来。我同意，这样可以让人说清楚是哪一个展览。

黄锐和马德升为了展出的场地到处奔走。马德升被大家称为老马，其实不老，拄拐，却灵活异常，甚至可以在拐上做双杠动作，令人目瞪口呆。我总以为老马出面事情会好办一些，其实中国是个平等的国家，不给其他人的，也不给残疾人。我曾随着去过美术家协会。印象是接待的年轻人很热情，但管不了事，管得了事的却不能答应任何事。

没有任何单位可以提供场地，不是因为钱。于是大家决定十月一日前两天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头公园展出。

星星画展，是个雪球，越滚越大。有天见到黄锐，他很高兴地说，有一个搞木雕的，叫王克平，东西很好。于是晚上到黄锐家，王克平已经在了，很温和的一个人，东西，令人吃惊而且喜欢。又有严力，很聪明的某种成熟，诗写得极好。黄锐，老马也都会写诗，我很敬佩，因为诗实在是极难的东西，需要才份。当然还有李爽，我一直认为她是少有的那种天性能克服阴影的人。人是越来越多，朱金石、周迈由、薄云，我亦把毛栗子介绍进来。我记得有一张几十人的名单。

我所能做的事，一是将大家的画翻拍洗印出来，寄望卖出以补经费；二是运画，把别人的画用三轮儿车先运到黄锐和老马家，再运到展出场地，之后装画到镜框里去，这是需要仔细的活儿，我很仔细。出汗的活儿是运王克平的木雕，很沉，其中一个叫“沉默”的木雕，搬起来吃力而且有预言性：展览被取缔了。

结果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那天的第一次不是为了庆祝的游行，再结果是允许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于是再搬运，结果困难的是钉子。冬天到了，几百万家要装煤炉取暖，钉子售缺。但是历年的钉子还在，我从一扇老窗上使用各种办法拔出一百一十三个钉子，长短不一，都有资格进博物馆。

来年，一九八零年，第二次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栅栏里展出，人有退出的，有新加入的。展出之前，江丰来审查作品，脸红红的，上海浦东口音，看了放在西城黄锐家的画，都通过了，再到东城看王克平家的木雕，除了“偶像”，也都通过了。后来“偶像”还是展出了。我认为它是几十年来有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第一个可称为艺术的作品，有种可触摸的幽默感。

之后，历史上到目前在大陆没有第三次星星画展。

我不知道历史要怎么写，尤其是那种具判断的历史。古今中外在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判断就没有历史了，结果变成为重要的是判断，可是十年前那盏昏黄的灯哪里去了？斑驳的墙壁哪里去了？当然，闪光灯过后，一排笑容可以固定在胶片上，可是某天中午大家去隆福寺吃芝麻酱面条，老马把拐杖靠在桌边儿，黄锐举着钱挤在窗口，大家把一碗一碗的面条从人头上传出来，有一碗撒了，王克平笑了：“我操！这些怎么判断呢？”

历史，对于某个人，某些人，也许是那些不能与其他人共享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