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不断对改革进行改革
由邓小平在30年前开启的这场改革，不但对中国社会是必须的，其方向也是正确的。无论是将社会生活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还是 改革的市场化、全球化取向，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对症的。今天不断有人“抬胡抑邓”或“抬赵抑邓”，不过是在把历史当作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以售其私而已。
但是，当中国社会沿着邓小平划出的这条轨迹运行20多年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整个身躯长高的同时，身体的各个部分发育是不 平衡的。原来的短腿可能变成了长腿，原来的长腿可能反而成了短腿。在改革方向上，堆积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原来无庸置疑的方向问题，开始令人困惑，进而引 发全社会反思。此时，对方向的调整成为必须。这是所有改革必须经受的宿命：在改革初期必须绝对强调方向的正确性，为改革注入强大驱动力。但任何政策的长期 执行，都会导致不同社会元素多寡及分配的变化，改革将面对与启动时截然不同的环境。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这就是胡温正在主导的政策调整和方向变化的实质。“科学发展观”是对长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修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对以效 率为核心的市场化、全球化改革方向的校正。目的在于拉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这些已经变短的腿，使之与“经济增长”这一变得超长的腿相适应，维持相 对平衡。
这样一种方向性调整，每隔几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必须来一次，因此历史总是呈螺旋状演进，改革的实质就是必须不断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二，已经发生的变化与蕴涵其中的机会
30年可以带来的变化非小，更何况是在一种有意改造社会的过程之中。现在有人胡扯什么成功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自发演进”的，是由民众自发进行的 ——这是把事实当作了可以任他搓捏的泥团。如果由民众自主选择，以人数多寡决定，那么中国改革可能到农村联产承包、企业物质奖励就打止了。这30年的中国 改革不但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且始终有明确的观念指导贯穿其中。持上述“自发演进”观点者的惯伎是，将偶尔符合其理念的民意要求视为“民众自发”，而对不合 其理念的民意诉求视而不见。于是，由精英主导的这场改革，就被描述成了“民众自发”的演进。
这场改革的最大后果之一，是社会自由度大幅增加，与改革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多元力量逐步滋长。政府力量虽然仍占有绝 对优势，但在很多时候已不能单方面决定事态进程，而必须顾及来自多方面的态度和反应。这是《收容谴送条例》被废除，政府在禁书、厦门PX、警察进京抓记者 等系列事件上立场后撤，顺从民意的原因。放在改革前，这种变化是不可想象的。现行体制一直靠维持某种高压来掌控社会，但社会本身对此却存在一种天然的反弹 力，存在一种要求回复到压力前状态的自然趋势。社会的自由度越大，这种反弹所蕴涵的力度就越大；一旦政府施加的压力有所松懈或空隙，反弹就会乘隙而入。作 为一种人为施加的压力，维持它需要很高成本和效率，“有所松懈或空隙”是必然的，于是民间社会就有了扩张、进步的机会。
在社会力量方面，各种社会组织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虽然还很弱小，相对于政府不堪一击，但其中有两种力量却无声无息壮大起来，已经达到了连政府力量 也无法遏制、乃至对其无可奈何的境地。其一是民营经济，其二是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民间教会。前者身系国家经济命脉，政府不敢轻易碰触；后者存于个人内心、流 于社会管理越来越大的空隙之中，政府无能遏制。港台等地虽有以佛道二教挤压洋教的成功经验，但对大陆政府来说，只要不是自己直接控制的，不管什么教，都是 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都需要警惕，能挡出去则挡出去。去年缅甸发生的事变，似乎印证了政府的这一顾忌。于是，相对温和的佛教被挡在国门之外或供养于 香火之上，而挡不住的基督教却自己下到了民间，掌握了数量不菲的民众，并且把国内的民主派精英几乎一网打尽。
上述两大独立力量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单独话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两大独立力量的存在，对于其它社会力量包括NGO的成长，不但是一种示范与鼓舞，而且只要气候适宜，它们就会成为其它社会力量滋长的温床或避风港。
近年来还有一值得认真关注的现象是：随着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从严征收，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正在急剧觉醒和增强。 不同于民主化只是少数人的政治诉求，这种来自经济上的需求覆及一个甚至是几个阶层的全体。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开放运动包括美国的独立，都是从纳税抗 争，纳税人要求相匹配的权利开始的。中国在此之前，由于纳税主体主要是企业，民众个人对于纳税一事并不敏感。随着大批中产阶级进入纳税主体的行列，尤其是 2006年底出台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对个税强化征收，面对从自己口袋里强行掏钱出去的那只手，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突然喷薄而出—— 人们纷纷责问：这些钱到底将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将因此而享有哪些权利？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应虽然迫使政府“有关部门”的强化征管立场有所退缩，但是这事还没 完。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已经被催醒，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滋长，一种新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这也是政府无从压制、难以应对的力量，而且它的动员面更广，对政 治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
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政府行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外，中国已摆脱“独立自主”的独行状态，诸多利益的实现都须依赖良好的外部形象与对外关 系，利益纠缠迫使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了许多顾忌，难以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对内，多元力量的滋长使中国社会再非铁板一块，政府必须协调多种利益，弥合多方面 诉求。更重要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政府相对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正在被大幅缩小，政府可以闪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民众的独立意志却越来越旺 盛，力量对比在悄悄发生变化。当然，现在发生的还只是量变，但未必在将来不会积累成质变，或者在某个点上引发质变。
不仅政府行为在因应环境而变化，政府本身的构成、结构、性质也在有声无声地发生转变。从十七大的最新变化看，原来“定于一尊”的结构有逐渐被“集 体领导”规则取代的趋势。当体制内部不再存在可一言九鼎的权威时，多种声音的并存，将迫使政府在对外行动时再难硬起心肠，采取刚硬果断的措施，而不得不转 而趋向于更柔软、更缓和的处理方式。中国前3代领导人的果断，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密不可分。在后权威时代，将越来越少见政府主动的果断行为。除维持规则的运 转外，政府将更多只是被动地作出反应。这样的政府固然较难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在它对环境变化的被动性适应中，改革将不知不觉发生。这才是中国式“自发演 进”的真义。
这种“适应性变化”现在仍在继续，它或许将成为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环境的变化导致对其反应的变化，最终促使政府和社会的全面演 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期待的“市场经济必然导向开放政治”的公式确实成立，只不过它发生作用的过程远比一些人期待的缓慢而漫长，甚至有可能不是在一 代人的自然寿命期限内就能完成。西方先发国家完成这一过程用了几百年时间，中国如果能够在未来50年内完成这一过程，已经足以值得自豪。以社会演变而不是 个人生命的尺度相衡量，有理由对这种趋势保持乐观。
三，真正的危机或考验将来自经济
中国这30年的另一显著变化的是社会分化，无论贫富、贵贱，都在日益两极分化。经过改革初期十多年的转型震荡后，利益格局已经再次固定化。无权无 势的人“向上升”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权力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大多数利益。经济增量的大部分以及部分国有资源已经落入他们囊中，而被行政垄断滋养得 越来越庞大的国有资产，正在沦为轮流坐庄的庄家们的钱袋。行政分割资源与特殊利益家族化正遥相呼应。
正因如此，持续增长30年后，仍有不少人对现实不满，许多人几十年的“收入增长”，扛不住一场“结构性通货膨胀”。恰逢此时，中国经济又面临转型 升级的关口，即增长由高度依赖出口转为主要依靠内需，竞争力由劳动力成本优势转为科技自主创新。无论是从转型的内部规模还是外部环境的严峻看，全世界都没 有先例，难度可想而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攸关中华民族命脉及现政权存亡的生死豪赌。正因为赌注如此之豪，所以虽然赌桌早已摆好，选手却迟迟不肯 入场，长期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是现在，关键性的一步已经由胡温迈出。从原材料、人工成本的全面上涨，到环境、能源的瓶颈约束；从“出口退 税”率递减，到内外税合并；从地方政府催促地区“产业升级”，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生效，中国已经没有退路，惟有背水一战。
再乐观的人，对这样的决战也不敢操必胜之算。对于将主要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的中国政府来说，对于需要持续的利益增量来弥合社会分化缺口的中国 社会来说，经济危机就意味着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中国已经走到今天这种高度时，只要执政者不犯下大错，其它因素包括美国威胁、台海危机、群体事件，都不 足以危及政权稳定。唯有经济危机的发生，是政府力量既无法控制，也无从应对的，除非实行很可能是饮鸠止渴的军管。
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灵丹妙药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跛足”的，政治改革的滞后，严重拖累了社会发展，是当前诸多问题的根源，所以必须立即启动民主化政治改革。在中国社会 的良性变化不知不觉发生时，也有人担心：这种缓慢的变化，会不会“来不及”？更有人举晚清为例，称晚清就是贻误了“改革时机”，才被覆灭的。其实，晚清覆 灭的根源在于政权有效性的丧失，在内忧外患面前，当时的中国已有亡国之险，于是大批志士仁人形成了“推翻满清”的共识。这才是满清气数已尽、不得不亡的根 本，与立宪之早晚关系不大。没有证据显示，及早立宪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更大可能是，早立宪反而促使满清早倒台。
所以，今日中国的真正危险还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将导致政权有效性的丧失，从而引爆其它潜在风险。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政府就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其它危机就会始终被抑制在“潜在”状态，不会实际爆发。
但经济形势总有变化的一天，是不是应该及早民主化，以应对经济危机的风险，使其不至扩散成政治危机呢？这是许多人主张“即行民主”的理由，但是， 对于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够防止“经济危机扩散成政治危机”，他们却从不曾作出有力论证。事实上，民主制度并没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它或许象某些人所说的“是个 好东西”，但并非灵丹妙药；它或许能够锦上添花，却未必可以雪中送炭，反倒有可能雪上加霜。世界上民主国家很多，其中经济搞得不好的不少，因经济危机而引 发政治危机、社会震荡的也不少，因民主化转型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更不少，但却从不曾见有哪一个国家因为民主化改革而避免了“经济危机扩散成政治危机”。
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不管是它对政治权力的制衡，还是它的定期纠错机制，或者是权力和平更替机制，都取决于许多其它条件的配合。因此，民主化改革不 能“不顾一切”，不能以牺牲其它条件作为代价，也不能在其它条件尚不具备时强行为之。否则，必然未见其利，先蒙其弊，自食恶果。
海内外有一些“民主精英”，他们自诩真理在手，声称按照他们那一套，不但可以救国，而且可以使民主化转型没有多少风险。但是，这些人总是连他们自 己搞的，由理念相同的几个、几十个人组成的，有着他们自己设计的明确“民主程序”的小团体的“风险”也避免不了，总是弄得臭名远扬，众叛亲离。可见，这些 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或疯子。真按他们说的做，尤其是由他们来做的话，中国早完蛋了。
在中国进行民主化制度转型的基本条件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在社会两极分化显著、怨念集中的今天，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当中产阶级（以 城市白领为主体）成为政治力量的主流，政府面对这种变化也作出足够的“适应性转变”，这个社会的弹性越来越多、刚性越来越少时，民主化才能水到渠成。
在此之前，我支持渐进的权利开放和自由增进，不赞成制度性的民主化转型。在这种渐进中，面对民主化的前景，民间和外部对政府形成一定压力是有益 的。但这种压力应该是温和的，而非暴烈的；应该是富于建设性的，而非单纯破坏性的。这不但是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可能沿着良性的方向来适应压力和环境，进 行自我转变；更是因为，民主不是唯一。除民主之外，人们还有着更多值得珍惜、追求和守候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