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根源是城乡分割制度。人们在春节要回家与家人团聚，是最正常不过的想法。但是，在中国，人们要回的家，却离平日工作、生活的地方相当遥远。他或她要从大城市、从沿海工业地区，千里奔波，回到内地，回到乡村。过完春节后再返回去。于是形成了庞大的交通流。

春运成为严重的交通、经济、社会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那之前，城市壁垒高筑，在那之后，这一社会控制体系松动，民众享有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年轻力壮的农民可以流入城市、沿海地区打工经商了。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人口已有数亿之巨，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常住于城市。事实上，这类人口在大多数城市常住人口中占到相当高的比例，甚至超过户籍人口。

但是，民众的迁徙自由只是事实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他们处于最佳工作年龄，其人均创造GDP能力可能远远超过户籍人口。但是，他们却始终是外来人口，而不能享有所在城市的市民权。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制度是：政府在统计本地、本市GDP总量的时候，包括这些外来人口创造的产值，但在公布本地、本市人均GDP的时候，却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外。使用这个数字游戏技巧，各个城市纷纷宣告自己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现在好像有一个进步，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最近公布人均GDP数字时，纷纷改以常住人口为“分母”。据说，把常住人口作为计算人均GDP的基数，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认识当前的发展水平和今后的奋斗目标。

这么计算就能让政府更准确地认识城市发展水平？令人怀疑。也许更糟糕，政府为了保持城市发展水平不至于跌得太难看，很可能人为地减少计算人均GDP的分母，不是在统计报表上，而是实打实地，比如，定期出台出租屋、城中村、教育等方面的政策，驱逐外来人口―――反正出台这样的政策，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是没有什么法律障碍的。

这就是那些奔波在春运列车、汽车上的人们中间相当大一部分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城市政府确实拒绝给予他们以市民权，尽管这些外来人口的工作、日常生活已经早就扎根于城市，尽管他们已经为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来就已经是新市民。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但在当代中国，生活于城市中的大量人口却并无自由之身，因为他们不享有市民权。

而没有市民权，就没有公民权。这种市民权不仅是指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福利，人们在这方面已经谈论了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指新市民获得法律上的市民地位，从而在纳税的同时也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比如司法保护。

然则，新市民们如何获得市民权？当然得靠新市民自己。权利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所有权利都是意识到自己权利的人努力追求才能享有的。比如，在古代，意大利人为了获得罗马的市民权，作出了很多努力。同样，中世纪欧洲民众为了获得市民权，也从多个方面进行努力。今天被城市当局当作外来人口的新市民，要享有市民权，恐怕也需要向城市管理当局、向老市民争取。

当然，对于新市民的努力，中央政府有责任提供帮助。市民权是一个宪法问题，中央政府的首要法定责任是维护统一，而对于个人来说，统一的主要价值就是他可以自由地在境内迁徙，自由地购买境内其他地方的土地、商品，自由地在异地投资。这是民众向中央政府纳税的最主要理由，福利反而是次要的。中央政府有法定责任，利用政治、司法、行政等手段，打破城市政府和户籍人口的集体自私。比如，法律应当将市民权设定为一项可诉的公民权。

或者更简单，在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修改户籍法，一举破除地方政府限制、剥夺市民权的陋规。比如，法律可以规定，城市政府可以明确规定迁入者获得本地市民权的资格。一个人只要达到这一规定，且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就自动获得市民权。当然，城市政府的这些规定本身也应当接受宪法与法律的审查。

一个人享有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范围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享有其所居住的城市的市民权的范围和程度。而比较完整的市民权将使新市民对城市形成归属感，他可以把家安定地安在城市―――谁愿意与家人长期分居呢？自己的家迁入城市后，他也许会积极地融入城市基础性社会秩序的网络中，参与到城市的精神生活中，在心灵上成为城市的市民，把城市当成家。在这之后，春运或许就不会成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