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个媒体上最流行的词语大概就是“科学发展观”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过去三十年的发展，GDP每年平均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经济实力确实大大提高了。但这种高速发展的另一面却是能源的巨大浪费（每生产一美圆产值的能源消耗，中国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0倍！）、资源的接近枯竭（中国炼钢铁用的铁矿砂80%已依赖进口，按照目前的石油用量，国内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仅够开采10年）、环境的破坏、分配不公、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不仅为后续发展留下了困难，而且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显然这种发展是不能持续，不科学的。为此，现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口号，应该说这是非常及时的。

那么，“科学历史观”有什么意义呢？研究历史不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说吗？这跟科学不科学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有关系，关系就在“评说”两字上。我们知道，研究历史不是钻进象牙塔里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找出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根源，吸取教训，作为制定政策的借鉴，以利当前的工作，这就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以论带史”（翦伯赞当年的提法）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以论带史”实际上是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特别是最高当权者的需要，去到历史事件中找依据，这就难免对历史进行剪裁、歪曲甚至篡改，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政治的奴仆。

毛最推崇秦始皇。秦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到嬴政（秦始皇）接管政权，为了保持住秦政权万世不变，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对内实行焚书坑儒，将除秦军以外的兵器和老百姓的民用铁器统统搜集起来铸成十二个铁人，以防老百姓造反；对外让蒙恬弹压着老百姓修筑了万里长城，以为这样就可以永保秦氏天下万世不变。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政权，自称为“始皇帝”。毛率领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之后实行了镇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一系列更甚于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成了不称皇帝的皇帝。秦始皇在位二十六年，死后二儿子胡亥继位，不久秦王朝便被推翻。毛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他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便被后继者全部推翻，两人何其相似乃尔！

对于秦始皇的功过是非，历史上的评说不少，总的来说，贬者多，褒者少。我非常喜欢读贾谊写的《过秦论》。《过秦论》共三篇，无论其文字的华美流畅，笔锋之犀利，评说之中肯，其中第一篇为最好。本篇的前半部分记述了秦灭六国，一统华夏，建立中央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秦始皇的父辈、祖辈完成的。后半部分记述了秦始皇继位后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最后导致秦的灭亡，结尾点出了秦灭亡的原因：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可以说，在诸多对秦的兴衰述评中，其精确中肯，无出《过秦论》之右者。贾谊的《过秦论》对秦的由兴到衰、到亡，特别是对秦始皇的一系列记述点评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是科学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出于某种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对秦始皇的评述则是强调其功，而韪其过，对待毛的评述更是如此。这样对待历史就谈不上是科学的了。其实，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的“功大于过”的评说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二十年后等我们这一代人离去了，后人可以重新对毛的功过是非再做出更全面的评价。

再看看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我国不少左派政治学者、历史学家，往往把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上。但这些所谓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却不能（或不敢，不愿）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实行了七十多年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戈、叶这样的人物？

二.当8.19政变时，苏联的老百姓为什么没有人上街欢呼，相反地，当叶利钦粉碎政变后，人民却都涌上街头欢呼拥护？

三.为什么叶利钦退出苏共后，却能高票当选了俄罗斯总统？

四.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共、没收苏共财产时，为什么没有一个苏共党员公开表示抗议？

我国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不能（或不敢、不愿）回答上述问题，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历史观是不科学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史和近六十年的当代史。我有幸打开当年上大学时学过的何干之教授编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简直写的不是什么历史，而更象是一本政治教科书。至于建国后的当代史，那就更不象话了。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你如果问问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镇反、三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一脸茫然，摇头不知。我国现在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这样写我国的现代史、当代史，我完全理解有其不能明言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科学的。至于那些为了赢得一杯羹而去主动迎合当权者的意愿，故意歪曲历史的“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那就不仅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了，而简直是卑鄙无耻！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应该是为政治涂脂抹粉。历史学家不应该是政治的化装师。研究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当前的政策制定，为此采取科学的历史观就十分必要了。

二00八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