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日在世贸广场B座6楼会所举办了“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研讨会。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秦群力、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义才、深圳市市场学会会长倪振良、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徐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萧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及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中国商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亚洲周刊等30多人参加了会议。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提供了《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的论文，并作了主讲发言。

本次会议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承办。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响应汪洋书记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我们今天讨论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设想不是开一次会，而是开一系列的会，有一个人主讲，大家来讨论。今天是我主讲，我把大概的思路说一说，也请张思平副市长讲一讲。

今天为什么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新理念，实现新转折。大概30年一个转折。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1949年革命成功，用了近30年时间，这是革命为本位。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30年是以政治为本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30年，政府以发展为首位，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实行物质为本位。2007年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解放思想，汪洋书记來到广东号召解放思想。这意味着后30年开启新的转折。

这是什么样的新转折呢？我认为是物本位向人本位过渡。这就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新的目标，走一条新的道路。以人为本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对以人为本的解释还是老的，所谓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和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区别，也就产生不了新的理念、新的政策、新的措施。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人既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要保护生态和环境。

前30年的物本位，为向人本位的转折创造了条件。当年小平同志说，以经济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是针对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我国GDP是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位，深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了。这就有条件转折了。

前30年的改革带来的问题，也要求新转折。我概括为三大关系的恶化：一是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深圳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水的污染也更严重了。二是人和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扩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三是人和自我关系恶化。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可是对这个数据，人们不关心，也不了解。我们关心的是GDP、创汇、投资、招商。我国最严重的病不是肿瘤和心脏病，而是精神障碍，有1600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为了发展，与自然过不去，与别人过不去，与自己也过不去。这就要反思，我们发展是为什么？

深圳在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中，当了排头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理念创新，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股票市场、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等，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深圳如果还是沿着发展第一、GDP为目标的路走下去，三大关系恶化的问题能解决吗？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能推进吗？深圳没有新思路，不走新道路，就当不了排头兵。

解放思想，就是理念革命：第一就是真正以人为本位，尊重人，关怀人；第二以人为本位就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三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非科学发展观是以物为本。第四建设全面小康，我认为有五大本质特征：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深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用全面小康的五大标准看，深圳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相比，经济上要差一些，但其他方面相同于或优越于西方现代化。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全面小康就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汪洋书记提出要有世界眼光，我认为深圳不仅要与首尔、新加坡比，还要在世界现代化的总格局来考虑。现代化没有解决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引起反全球化运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要20个地球，西方式的现代化不能持续。西方式的现代化也没有使人幸福，幸福指数成了热门，全世界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问题。英国人越来越焦虑，美国的历史学家写了本书，答案是没有找到幸福。一个国际组织对26个发达国家做调查，人感觉愉快的时间越来越短。总之以物质为本位、以GDP为目标、以消费为时尚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我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将具有世界意义。

深圳当排头兵是什么概念，不只是在中国当排头兵，要给世界当排头兵。我们要解决世界现代化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像我口气大了一点。其实，我们要走新路，是不得不走，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年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我将上述理念，又作了新的概括。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三大思潮：第一是西方文明，第二是传统文明，第三回到改革开放前。这三种观点水火不容，互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推进改革？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爱自己，自由、民主、人权的实质，就是允许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爱他人，首先愛对自己有恩的人，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以至爱故乡、爱母校、爱祖国，再爱其他人。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就是爱大家。马克思看到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主张用看得见的手，来维护公共利益，建立理想社会，这就是爱大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这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三爱有什么意义呢？以三爱作为共识，就可以推进改革。爱自己，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爱他人，就是孝敬父母、奉献他人；爱大家，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平分配。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落实。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实现了平等、幸福、持续，也就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民众修身、齐家的理念，也可作为治党、治国的理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讲，这三爱就可以叫响世界。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一个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为大家所接受，老百姓接受、年轻人接受、港澳台同胞接受。两岸统一的障碍首先就是理念问题，人家害怕你的理念。美国布什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人权，我们向全世界推广什么理念呢？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党是靠理念起家的，当年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就是为先进的理念所吸引。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被嘲笑的马克思主义，一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争论不休，其实很简单，大家向往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愿意移民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因为他们的公共福利好，这就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偷渡十分严重，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偷逃的人少了，而且台湾、香港的居民回来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了。

我在北京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开了三次会。今天又在深圳开，这都是为了解放思想，创立新理念、树立新目标、实现新转折。

解放思想要做什么？就是要制度创新，推进改革。

第一，要建立劳动产权制度。建立公有制是为了消灭剥削，但传统的公有制并没有消灭剥削。国有制是国家把剩余价值拿走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国家为名剥削员工。而国有资产流失，流到少数人口袋里，是少数人剥削了工人。按要素分配，土地是要素、资金是要素、人力也是要素，所以劳动也可以有产权。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资产的一部分，折为股份按工龄送给每一位员工。

张思平：

我们搞的员工持股，是按工龄进行经济补偿，再支付股本金。

徐景安：

第二，赋予工会谈判工资的权利。政府应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提出增加工资的指导意见，由工会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协商。由于职工与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使得劳动在与资本、权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社会要实现利益均衡，必须由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博弈。党代表人民利益，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不能替代制度安排。

张思平：

在共产党领导下，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徐景安：

第三，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从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政府的开支太大了，重要原因是不透明，无人监督。土地收益，没有纳入预算，问题更严重。为什么老百姓对改革不满意、对政府不满意，就是这方面出现了大问题。

张思平：

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不是政府的透明度，而是人大的监督。

徐景安：不透明，人大就没有办法监督。行政开支涨了10%，就要解释为什么涨这么多，用到哪里去了。把这个公布于众，人大、老百姓就能监督了。没有魄力、没有气度，这项改革是很难的。

第四、制订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深圳应该在“民生净福利指标”基础上，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住房、环保等进一步具体化。只是规定教育支出增加，是不够的，可用于盖教育局大楼。要解决学生上学，尤其是农民工子弟上学。不能因为农民工没有户口，上学就要多交钱。深圳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张思平：

深圳市政府要破除地方狭隘主义观念。

徐景安：

第五、鼓励成立非政府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首先要做到各社会主体都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社会就无正义可言。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尤其以公益为目的的，要放开。这实际上是第三次分配，鼓励人们拿出钱来做公益事业。改革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领域。

第六、发动民众搞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从政策到体制、从经济到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从观念到习惯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全面参与。只是投资、上项目，是实现不了循环经济的。

第七、实现公共决策民主。人们总在议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来自两个，一是竞选民主，由民众选举；二是协商民主，公共决策由民众参与。我国政治改革可以从协商民主起步，即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让公众参于公共决策。建议政府各部门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政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

第八、试行党内差额选举。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眼睛朝上、向上负责，一人独大、无人制约。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党内民主起步。经过考核，提两个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然后进行选举，选上的是书记，没选上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负责监督书记。实行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党管干部、组织考察的现行体制，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候选人就必须一个眼睛朝上、一个眼睛朝下，既对上负责、又向下负责，并由纪委书记监督书记，就从制度上改变了一人独大、无人制约的状况。这项改革，深圳可从镇委书记的选举开始，然后到区委书记。中央认可后，可以推行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

第九，建立情感护理网络。在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在工作、生活、学习、恋爱、婚姻中，人们会遇到矛盾、冲突、困难、挫折，自然会发生情感困惑、情绪波动、精神痛苦。这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时候。汽车坏了要维修，人的精神、情感出了问题怎么维护？一是去精神病医院，二是找心理医生，三是情感困惑的排解。为此，我建议设立广泛的情感护理网络，当民众精神、情感发生困惑时，能及时得到倾诉、排解。根据我的建议，浙江省金华市、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相继建立了情感交流中心，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圳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做这件事。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0%的企业都开始关注员工的精神情感。所以企业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唱歌、跳舞，而应该体现在对员工的精神情感的关怀上。

第十，推进文化改革。如今文化立省、文化强市，成了时髦口号。就捉摸什文化最赚钱，什么产业能增加GDP。在物本位的时代，文化也物化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念，我们要讨论的是树立什么理念，才能立、才能强？今天，要实行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深圳还要当排头兵，也是要靠理念。一是创新，二是人本，三是和谐，四是幸福。

第十一，推进教育改革。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和思维的能力，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而我国现行教育怡怡不重视做人的教育，也不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教给学生的是为应付考试、今后无用、必将遗忘的公式方程、解题技巧、标准答案、概念原理一类的死知识。虽然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却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由是高考指挥捧不改变，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进。然而，深圳就涌现出了不少素质教育搞得好的学校。改革的办法是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老师提拔当校长，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校长提拔当教育局长。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会千方百计摸索、推进改革，而没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总在为不改革找理由。

第十二，指标体系的改革。以人本为价值理念，平等、幸福、持续为三大要求，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为五大目标，制定新的指标体系。

思平副市长分管交通，春运很忙，感谢他来参加会，下面请他讲。

张思平：

景安同志是深圳市老的体改委主任，也是我的前任，93年离开的。景安对国家的改革、深圳的改革都做过贡献，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特别值得尊重的是，景安同志退下来以后还仍然关注着改革、关注着深圳的前途、关注着深圳的命运，出了好多主意、写了好多文章。他的文章我基本上都看过，一直跟踪着他的思想。

刚才景安同志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是响应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解放思想的号召，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相信，会为我们深圳下一步的改革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的省委书记、新的市委书记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各个方面也都在进一步探讨解放思想。不过还停在第一阶段，停在表态，论证必要性、重要性，回忆我们过去的辉煌。真正要解放思想，就要研究措施、体制问题，需要政府工作、企业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需要全市人民解放思想。景安发表精彩的演讲，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来讨论，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会把大家的好思想、好建议用来推动改革。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是说每一项改革都能够推出去，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还要有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骤。景安同志的改革建议很好，先突破一点，逐渐推进。汪洋同志提出要当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景安同志说要当世界的排头兵。这是解放思想。希望你们的论坛提出好的思想、好的建议。但是我也真诚地希望，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按照十七大报告的总原则，在汪洋书记、刘玉浦书记的号召下去做。谢谢大家。（掌声……）

徐景安：

现在自由发言吧。

徐建：

中国新文化论坛以“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为题发起讨论很有必要，难能可贵的是今天张思平副市长也能亲临会议听取各方意见。

深圳在前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做了排头兵，在今后的三十年要保住排头兵的地位，就要在思想创新、政体改革上下功夫。

在思想改革方面，三十年的改革经历了“社与资”的争论。而今“公与私”的争论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障碍，至今谈起私有制，私有财产保护还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宪法也回避私有制，将我国所有制定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刑法上也给予不同保护，同样数额的贪污，侵害的是公有企业可处死刑，侵害的是非公有制企业最多判刑十五年。由于传统公有制中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内涵已说不清楚，非公有制的外延就更说不清楚，造成执法的混乱。我认为，我国的所有制应表述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一人为私，二人为公。” 即两人组成公司的按份共有是公有，二人组成家庭共同共有也是公有。除了个人所有即私有外，其它经济形式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都是公有，不过是大公小公而已。以此为基点，使全社会各种类型的企业得以同等法律保护。

在政体改革方面，深圳更应走在前头，深圳从七九年建市到九0年才设人大政协不是疏忽，这是当时的市委领导有意而为之。记得八六年初，我时任市司法局付局长，有次向梁湘书记汇报工作，他说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 我就不想让设人大政协，把深圳搞得和内地一样，你是搞法律的，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 这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原以为特区的领导只在经济建设上有创新，没想到对政体改革也有独到的见解。 1988年9月，当时中央提出经改、政改同步进行。市委主要领导给我下达任务，“深圳政体改革要先走一步，给全国闯条路子，你们司法局和法制局各搞一套政改方案，可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政体形式，尽快搞好方案报市委。”

我接到任务后，就组织了十多位法律界人仕和律师，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参照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上下议院、台湾的五权宪法、香港的行政主导，结合我国人代会体制，我亲自执笔，写了一个总督加立法会的政体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首肯，准备由市委研究后报中央。但没想到五天之后，香港明报以“深圳实行一国三制，不设人大”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个方案。这使市领导很恼火，将我狠批一顿。下令追查泄密人，但无果而终。后来中央就要求深圳不要搞改革了，立刻成立人大政协筹备组。于九0年深圳成立了人大政协，完全形成了跟内地一样的政体架构。五年后，我才知道，是法制报的一位副总编（香港明报的地下记者）窃取了这份改革方案。这场政改虽然夭折，但反映了深圳市委两代领导在政体改革上的思考和诉求。

在深圳现状下，我认为可以做如下的政改尝试：

一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可试行在区委书记的选举中，上下结合推出两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当选的做书记，落选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不参加常委，直接对党员代表大会负责。以形成党内民主选举及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是立法机构的改革。可将市人大代表按地域组别分配，竞选产生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由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及一百多个行业工会按功能组别推荐委员。深圳市地方立法先由政协通过，再交由人大表决通过。为提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法律素质，建议给每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备一位律师做法律顾问。

三是司法及反贪机构的改革。为创建和谐社会避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可在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动员社会工青妇、律师、公证等各种力量调解社会矛盾。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真实合法，就可到法院审查盖章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为提高司法及反贪部门的抗腐能力，应学习香港政府，不惜给廉署人员四倍于公务员的工资，及法官千万以上的退休金的作法，拿出更多的财政资源给纪检会、反贪局、法官以高工资、高福利、高退休待遇，使他们不会为二斗米折腰，激励他们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他们不贪了，全社会才能不贪。

深圳市民来自全国各地，最具改革精神和民主政治诉求，深圳市五千律师民选、竞选会长，一万多字的章程已成为民主先行典范。在深圳律协能成功的事，在深圳也能取得成功。我相信在市委领导下，深圳的思想解放、政体改革会再次取得全国瞩目的成绩。

杨利川：

我与景安兄在80年代的时候经常见面，二十多年后他仍保持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值得钦佩。

我想谈一下什么叫解放思想，当年解放思想是从冲破两个凡是开始的，现在解放思想是冲破理论禁区，自由地思想，充分地探索。解放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捍卫市场经济、推进宪政民主”。

深圳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全面地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将生态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深圳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生态的失衡、资源的短缺、环境的危机。要把生态指标作为其他一切指标的否决线。

构建公民社会，从管制性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变。

第一建立移民制度，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对于劳务工问题、户籍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社保问题都涉及到市民的管理问题。移民制度在国外有很多的经验，作为深圳特区来讲，应建立一套完善的移民制度，比如说居住年限，投资纳税，专业技能，还有福利、人道方面的考虑，使深圳的市民阶层、群体能够形成稳定的有责任的群体。

第二提升人民代表从政论策的能力。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60%以上都是党政机关干部，这没有代表性。其次代表的名额应该更多的从地区的人口中产生，而不应该强调界别、党派。在法律上应该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代表在深圳的居住年限，这涉及到对深圳的责任问题。应该鼓励代表公开竞选，代表应该逐渐的职业化、经常化，要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秘书、代表要有日常工作。我找不到人民代表，我想当也没有竞选制度。公开独立的民主选举是不是从某些职位入手，比如从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入手，在某一些职位上先放开。

第三我认为深圳应该率先完善村民组织法，这是在十几年前就推出的政治改革举措，但很多细节没有具体规定，比如贿选、帮派、上级操控怎么处理，选举中出现问题应该向哪里投诉。现在这样只能给民主抹黑。

第四有步骤、有层次的加大地区自治，自治应该是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比如从社区、街道，再到市。

第五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尤其是公益组织，如环保、扶贫，还有包括我们这样文化、学术、思想、论坛的组织。

徐景安：

吴海宁是社会活动家，曾经参加过竞选。

吴海宁：

我是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南山区民营企业家商会的副会长，南山狮子会创会会长。我在2003年参加了深圳市人大代表的选举，我是贴海报竞选人大代表的，当时媒体报道非常多。我看了最近见诸报端的许多关于思想解放的社论，号召大学习、大讨论，我没有经历过1957年，我们这次思想解放有没有底线？

我想思想解放的前提就是新闻自由，如果新闻舆论不能自由，思想解放从何而谈？

我想讲一下党派合作问题，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民主党派和中共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可我觉得民主党派在中国的地位挺尴尬。中共能不能解除对民主党派发展的限制？我们每年发展不能超过3%或5%，在深圳十年时间也就发展了几百名党员，有很多人想要参加民主党派，但是要共产党批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八个民主党派的监督非常有限，共产党向民主党派只是通报，没有完整的制度让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前进行有效的监督。现有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用民主党派进行有效的监督，比如说共产党的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可不可以民主党派的一把手对共产党的一把手进行监督？

我还想提三个微观的问题。深圳能否实现人大代表真正的普选，我亲身参加了2003年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我是作为我们社区推荐正式的候选人，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个内定的候选人，我是被绑的对象，我感觉如果不做任何工作的话，很可能输得很惨。我不甘心组织安排，在小区内自费制作并张贴了几十张海报，也没有很过份的东西。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理念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我说如果当选人大代表的话，我会建立吴海宁人民代表办公室，我会为社区服务，我会接受大家监督。我的海报贴出去半年，组织、党派出面让我把它取掉，我坚决不干。内地有一个副市长对我说，你要是在我那个地方早把你抓起来了，很庆幸我在深圳。这场竞选风云影响很大。后来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吸纳了深圳的实践。以前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党委有关部门协商出来的，选举法修改后，就有了初选。我们不能靠等，要靠我们的努力去突破。如果这个不敢碰、那个也不敢碰，思想解放有什么意义？比如南山区，可以放几个居委会、选区出来，让选民去竞选，出不了乱子，影响不了大局。深圳的多党合作也完全可以走一条新路。深圳是经济特区，完全可以变成政治特区。去年人大议案60%都没有实行，如果有党派监督的话，那就会好得多。

应放开对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组织的限制。有很多年没有放开注册校友会了，现在没有什么标准，就是不批。民间组织不应该限制，民间组织对政府是帮助政府做事情，我们狮子会做了大量慈善的工作，比如说民工滞留，昨天我们狮子会的成员就在那里做义工。我老家是福田龙岩的，想成立龙岩商会就不批，到省里面也不批，整个福建省在广东只能设一个商会。前两天我参加狮子会的活动，民间管理局的负责人看到我的名片就说，你上面有几个都是违规的，一个异地组织在深圳设立商会是违法的；你南山狮子会，称分会也是不合法的，连分会都不能叫。之前叫南山服务队，前一段时间把我们降格了，叫做南山服务组，叫做0012组、0013组。很多企业家想做事不给你平台，建分会不给你组织。

山西省太原市有民间组织1500家，深圳只有500家，我们连太原都不如。政府有事就找我们商会，我们搞了一次大型的拍卖会，当场筹款73万，全部给了南山慈善会。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总商会、统战部我们都支持、拥护，怎么就不行呢？我想深圳在将来、在中国的地位一定是靠改革创新，当时蛇口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能否再杀出一条血路来？

徐景安：

我回答一下解放思想的底线问题，官方是不会回答的。解放思想不应该有底线，有底线就不是解放思想。但实际上有没有底线呢？解放思想是干什么？是搞改革，不是干革命。改革就是改良，就是要说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搞改革，这就有底线，怎么可能没有底线呢？你是企业家，发动员工解放思想，员工说把你的钱都给我们算了，这行吗？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改革，这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改革，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讲话就要考虑党的接受能力。

我写了如何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发贴子给我，说我讲的都是废话，解放思想就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他说得很简单，也很过瘾，也很彻底，也很深刻，但能做到吗？解放思想不是为了过口瘾，而是要实地做。这就不那么简单，前提就是党也能接受。改革符合党的长远利益，党能够很好地领导下去，这对党有好处，对人民也有好处。发生大动荡，出现大混战，对党不利，百姓更受苦。假设今天我们有人讲话非常放肆、非常出格，一报道出去，解放思想就马上停止。这好吗？我们讲话怎么能没有底线呢？“六四”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要打倒邓小平，尽管这是极个别人的行为，但性质就不同了。当时的中国，你打倒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打倒邓小平！可是，有的人总是走极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改革既要有勇气、胆略，还得讲艺术、策略。不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要是一个聪明人、理性人，都应该明白解放思想是有底线的。

袁中印：

本人的名字因为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所以父亲给起了这个名字。景安同志讲了很多，他的文章我都很认真地拜读过，从很多理念上我是和他完全一致，其实他是比较智慧、比较聪明地加以包装，讲出了我想说的话。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由此兴起了共产主义运动。这个理论最基础的道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每 一家一户都是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化生产必须大规模才有效益。100多年前已经开始发行股票，原来意义的症结已经被股份化解决了。就像我们射击，子弹出口的时候偏出一毫米，射出去之后就偏差很多。

刚才景安同志讲了，30年来的改革主要解决物质问题，现在要解决一下精神问题，关心人的精神。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应该允许宗教关心人的精神，西方社会就是这样。

徐景安：

现在不是允许不允许，实际上基督教在中国大量传播。

袁中印：

我和很多信教的朋友交流过，教友对我讲上帝怎么造人，我静静地听他们讲。后来我就问他们，你知道谁造的上帝吗？我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是人造的上帝，用来关心人的灵魂、关心人的情感。现在都市人竞争这么激烈、生活这么紧张，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员工，都需要精神安抚。党以前很会做思想工作，很会做群众工作，到家家户户去做，到炕头上动员人家当兵，这是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现在不一样了，党不会做思想工作了，也没有人做了，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就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在党有权了。

徐景安：

现在共产党做思想工作找不到对象，开会发文件，就没有下文了，而老百姓有困惑却找不到渠道。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情感护理，有精神病到精神病医院，心理有病看心理医生，13亿人情感困惑找谁呢？这就需要情感护理。当一个人有困惑的时候，也就是情感护理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比如我找不到工作，或者和老婆吵架，我很痛苦，就需要找地方倾诉、排解。我在浙江省金华市设立了情感护理中心，有一个人要杀人、要报复，打了一个电话，经过劝说，杀人的动机消除了。这样避免了两起恶性事件。我把这个概念又推广到企业，作为企业文化推广。我现在是深圳农产品公司情感互动中心顾问，我先培训情感护理志愿者，让员工和员工之间互动。情感护理，也可换一概念就是做思想工作。现在不兴这个词了，谁做谁的思想工作啊？那就情感互动，有什么想法，互动一下，倾诉一下。

魏达志：

我想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通过思想大解放，达到大发展的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一下，可以用三个字，就是“市场化”。如果说“市场化”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魂、纲、核心内容，那么未来30年要以什么为纲、为魂、为核心内容呢？那就是“国际化”。

现在我们可以用国际化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平衡进行衡量、观察、推进。

从2006年的12月11日开始，中国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国门已经洞开。是主观愿望也好、客观被迫也好，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运作，而且必须积极地运用你的权利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这样，我们就应该用国际化的眼光来剖析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就剖析一下有关城市定位的问题。

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把这么大的帽子盖在头上，就不是要你和国内的城市叫板，而是要参与世界的竞争。

什么是创新城市？我们可以通过纵向的历史眼光、历史维度来寻找城市创新的主体，我们再通过横向的国际化视野来探讨用什么样的方法创新。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经历过四次革命，或者是四次文明的推进，第一次是工具革命，当人类和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会用石头攻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到了农业革命时代，人类的衣、食、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包括四大发明在内是在作坊里完成的，农业革命的创新行为是作坊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内燃机、蒸汽机，最大的特点是把人类的体能放大，跑得更快、拉得更多，工业革命是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相结合的行为。科技革命来临之后，人类智能放大，比如说卫星、互联网，把人类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科技文明的创新方式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行为、作坊的行为，也不某个组织的行为，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行为。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它的创新主体是社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理论非常流行，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到90年代中期，就变成区域创新体系、城市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既然是创新体系，就有母体系和子体系。比如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叫做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叫做技术创新体系，以中介技术机构为主体的叫做技术扩散体系，从事技术贸易的叫做综合服务体系，政府的创新政策叫做政策导向体系，把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金融保障它叫做金融保障体系，所有的子体系构成了创新的总体系，这个体系才是当今世界在科技文明时代城市或者地区应该有的全社会、全方位、体系性、组织性、有制度化的创新行为和创新主体。

认识到这个创新主体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理论去衡量、去评价，看出有很多薄弱环节，比如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非常薄弱，深圳没有象样的高校群，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这个城市就非常强。对照一下香港，香港有八所是政府投资的大学，香港的大学教授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工资，而香港却没有好的产业创新体系，这恰恰是两个城市在创新体系上可以互补的，“深港创新圈”双方一拍即合。

我们怎么去创新，看看世界上的大国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方法与规则的：

比如说美国，美国创新体系非常完备，美国人不在乎炸掉两栋大楼，美国的高校院所源源不断地给予企业技术支持，美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扩散这一套体系非常完备，这是支撑美国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日本过去叫做“模仿创新”，把全世界的汽车拿过来一拆，找到最好的地方再把它制造出来就是日本的东西。模仿创新是属于工业文明范畴的东西，90年代初，日本的制造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京的地价和美国一样，但工业文明的泡沫很快就破灭了，科技文明的曙光来临。日本以工业文明对抗科技文明失败很惨，但是日本人的综合国力、日本人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很快明白这种创新方式不行，所以日本人在21世纪提出要“科技立国”，想在若干个领域站到世界的前沿，比如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等等。

俄罗斯是一个科技大国，俄罗斯的市场机制不如中国好。俄罗斯的推进方式是一种非市场性的国家行为，是用政策推进的。

德国企业不但做技术研究，而且做基础研究。芬兰非常注重科技教育。印度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对内保护和对外保护。韩国非常注重风险投资。新加坡非常注重教育、科技和企业相结合。

深圳要建立国家创新型城市，就要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实力和特色，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较劲，否则你凭什么叫板？

深圳冠以国际化的名字，其实并没有国际化的眼光，别看那么多的官员、企业家到国外去，带过来的大多是感性的东西，是没有经过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判断剖析的东西。深圳有多少学者能够拿出对北美、南美、欧洲、世界各个方面有份量的学术论著，有多少人能够在像样的国际会议上和人家对话，没有，我们相差太远。平时不注重培育城市的研究机构、研究人才，接到人家的邀请函你都去不了。人家出机票请你去谈欧美的问题、欧盟的问题，你懂吗？

你要叫板别人，一是要解放思想，再就是要有一个符合解放思想的战略部署，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把步子走好、走扎实。

徐景安：

达志说到了创新，胡锦涛同志也号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可我们国家最缺乏创新的制度、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创新这个问题就可以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倪振良：

徐景安会长组织这次“深圳如何继续当好派头兵”的讨论，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在座的都是深圳以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识有为的专家、学者、成功人士。此时此地，不由使我联想到30年前，在南京进行的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研讨会，《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王强华参加了会议，并约请到会的胡福明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几经报社及相关方面修改，于五月下旬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全国各报纷纷转载，很快引发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小平与耀邦等领导的支持、组织下，推倒了“两个凡是”，带来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将全党全国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伟大转折时期，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试验场。又是在深圳特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徐景安同志从国家体改委调到深圳，担任了深圳体改办主任，组织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体改工作，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真知灼见。因之，由徐景安会长担任这次论坛的主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深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后连续二十多年来，中国的GDP以两位数增长，开创了五百年来世界诸大国崛起的奇迹；如今，广东经济发展总量已超过了台湾，而深圳又独领风骚。然而，在发展途中又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徐会长敏锐地列举了出来，又组织了这样的论坛，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旨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其意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均不可估量。

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曾为全国创造了两百多项全国之最，现在我们在深圳举办第二次解放思想的论坛，正在向全国辐射，已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又一创举，是利国利民、益人心智的创举。

我们的论题，当然要付之实践，首先要与当地的中心工作相结合。这次我从北京飞抵鹏城，主持了一个落实深圳市政府2008年1号文件精神的《总部经济战略大讲堂》，总部经济说的是“人文经济政治活动中高智能大规模集化聚合”，我们这样的理论沙龙论坛，正是高智能人才的集化聚合，引发头脑风暴，产生智灵的奇葩，照亮人生与社会，祝这样的论坛越办越好！

徐景安：

大家都期待着第二轮的改革，问题是怎么启动？人们认识不同，各有各的说法，大多数对现状不满。从网上可以看到大量是批判的、不满的、发泄的、骂人的，反映了对改革期待的焦虑和对改革预期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共识来启动改革。我做个比喻，假如你是胡锦涛，你想改革怎么办？有人说西方文明好，西方文明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西方文明能作为改革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传统文化好，传统文化确有宝贵的东西，但传统文化能成为党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好，我们还能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吗？有人写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又置中国共产党何地、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地？思想界思潮多是好事，但应该说也比较混乱。我原来是研究改革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闯入了思想界、文化界。我把500年的西方文明概括为爱自己，5000年的中华文明概括为爱他人，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概括为爱大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个人、家庭、单位做到一定幸福，国家做到一定和谐。所以我希望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理念鼓吹出去，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徐健：

5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徐景安：

这个口号不完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是不承认、不允许爱自己。希望我们这个讨论会能够成为第二轮改革的动员令、第二轮改革的冲锋号、第二轮改革的启蒙课。我想把讨论会持续地开下去，大家有好的发言报给我，再围绕你的发言来讨论。我想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题进行讨论，形成新的解放浪潮。我觉得这个理念可以为党所接受、为民众所接受。

（待续）

会议名单

张思平 深圳市副市长

张云东 深圳证监局局长

徐景安 厡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秦群力 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

陈广 深圳市体改办处长

李会 深圳市委处长

魏达志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肖俊 深圳大学副教授

袁义才 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婷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博士

萧今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李永刚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徐建 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

倪振良 深圳市市场学会会长

余昌民 原蛇口工业区研究室主任

过永鲁 原蛇口工业区研究室主任

李庆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霞光 深圳市妇女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易运文 光明日报深圳记者站长

智文学 中国商报深圳记者站长、

金城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

呙中校 《亚洲周刊》编辑

周思明 深圳报业集团

张兴衍 深圳商报记者

寥万育 深圳商报攝影首席记者

唐光明 深圳晚报记者

秦鸿雁 南方都市报记者

谢飞 南方都市报奥一网编辑

吴俊 实用儒学网创办人

吴海宁 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杨利川 东亚包装实业公司董事长

郑铁 深圳市圣爱医疗科技公司董事长

周畇扉 投资公司总经理

钟旭东 深圳市瑞南保险代理公司总经理

周红 深圳市长城控股公司党群文化部经理

王新民 广东核电集团公司顾问

杨卓女 深圳市体改办

袁中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