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能以对待其他公民的态度对待最高统治者，这就够了。对统治者和国家机器有任何多余的敬意与效忠都会腐蚀权力，削弱公民的自立的人格、自由和尊严……有道之德是君忠民，无道之德才是民忠君。
孔子：我们当时生活在人间的时候，那真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三千多年后，那种情形似乎是今又重现，一派物欲横流的景象。好在当政者似乎开始重视这种情形，并采取行动。我看前些日子，从全国范围内评选出若干道德楷模，供国民效法。这样做才是正道。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君之过。说到道德，您是道德经的作者，当然天下的第一道德权威。
老子：道德权威，我是不敢当。道和德，的确是我最大的关注。我讲的“道”，是先天地而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地间永恒的规律或超验法则。我讲的“德”是对天道与对正义的追求与担当，而不仅仅是做好事，关心公益。私德是个人只在家庭中对待家人和个人独处时所体现的循道之德，公德则是在每一个人在公共生活对待他人、对待公共事务和对待个人自身责任和担当时所体现的循道之德。顺应天道即为德，而遵道守德即是道德。守住了道，该得到的就都能得到了。
孔子：您讲的是“天道之德”。我讲的是“仁义道德”，是因为“仁义”而“道德”。的确，您的道德来自天道，我的道德来自仁政。仁政应该来自仁者，不论这样的仁者是家长，还是君王。于君，有了仁政，自然就有了道德；于民，在家为孝子者，在朝廷也必为忠臣。
老子：照你的看法，“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天下”不过是作为家长的“国长”的天下。忠君的公德来自孝悌的私德的放大。一切道德最终以“忠君”来衡量。这样就只有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的私天下。在我看来，道德是有公德与私德之分的。这是因为有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分，有私天下和公天下之分。你要是否定了这一界限，公德和私德之间也就没有了界限。一旦君王无道，一切美德，无分公私，最终全部烟消云散，荡然无存。结果是公德与私德双双沦陷。
在我的天道观中，私德与公德都是以天道为基础的，以天道为依归的。天道是德行的根本，自由是德行的前提。天道要求自由。人人因天道而自由。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其思想、其言论、其言论的表达只有处于开放和自由的状态，才可能具有创造万物的能力，才可能真正具有人类智慧的属性。不信仰天道就没有公理，没有公理就不能产生美德的普遍标准和对所有人具有同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既然是公理，就不能是统治者一家一派的私理。公德的前提是公天下，没有公天下，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德。这个天下是老百姓的，民众才会爱护它。如果这个天下跟他没有关系，还处处压制他，那老百姓就不可能“道德”地对待这个不公的天下。
所以，衡量德行的标准是天道，而不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效忠。在我认定的“公德”中，统治者和权力机关，都不在道德高地上。真正的公德，虽然存在于公共事务领域，却无关最高统治者。公德先于最高统治者而存在。一个人若能以对待其他公民的态度对待最高统治者，这就够了。对统治者和国家机器有任何多余的敬意与效忠都会腐蚀权力，削弱公民的自立的人格、自由和尊严。对于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关键是看他们对天道的敬畏之心和恪守之心，而在道德上对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期待，绝对不能指望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有道之德是君忠民，无道之德才是民忠君。
孔子：我的初衷是，若是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人都变成圣贤，满街都是圣人，这个世界不就美满了吗？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那些无道无德、不仁不义的人和事。
老子：你致力于提升民德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是很让人激赏的。“只要人人都是天使或圣贤，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愿望虽好，其前提却不成立，因而结果也就不会出现。尤其是不能把希望放在统治者施行的德政上。况且，道德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各项社会要素互动的。道德问题离不开天道，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私德问题是个民权问题，公德问题在本质是个政体问题。在专制之下，不会有公德。专制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哪里有公德？这样的统治形态的存在,其本身的道德合理性就是一个问题。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美德流行的前提是，一个政体本身必须合乎天道，它是否给公德自由生成与发扬的空间。在道德建设方面，执政者要无为。像在经济生活领域一样，君有为是有害的和多余的，“民为”则是必要的和正当的。道德一旦变成政治权力手中的工具时，就已经不道德了。无道之邦，怎么可能以德治国？无道之君，怎么可能有德？常常，当执政者在向民众进行道德说教的时候，民众就发笑。王朝更迭，贪官先知。你还指望这样担负起教民的重担，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
所以，在过去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其实最根本的,都是人心的危机、道德的危机。“仁政德政”，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现象，总是伴随着王朝的“崩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的君王，往往在初立的时候，或是在即将崩溃的时候，都会把你抬出来，树得高高的。他们指望你来巩固他们，挽救他们，你能做得到吗？二十四五个王朝，你挽救了几个？
孔子：说实话，巩固的作用我还起了一些，尤其是对那些异族统治者。至于挽救，我一个也未做到。当然，有些混蛋王朝，我还巴不得它快点垮呢！他们树我，根本就未征求过我的意见，是拿我来遮丑。我真想告他们侵犯我名誉。
老子：但是他们也给了你很多的荣誉，你一定听说过你曲阜老家三孔里的碑牌匾上那些对你的美誉。你被他们利用，的确自有苦衷。他们也利用、曲解我。我们先把这些私人恩怨搁在一边。
孔子：建议政府要求百姓尊老爱幼、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我没有看出来这有什么错！
老子：这个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错。关键是统治者根本就无权对民众提出单向的道德要求，更不能强制实施。道德必须由民众自己来养成。你在大街上有权要求一个人去做好事吗？如果他拒绝做好事，你能惩罚他强制他吗？不要搞那种钦定标准、官树典型、愚弄导向的以德治国，而是要顺应天道来治国。所以，任何世俗的统治者不能僭越天道，把属于天道的攫为己有！
在中国讲道德，我认为需要有下面的前提：
信仰天道的存在；
相信天道高于任何世俗的权力；
相信终极的道德权威在于天道，而不在于世俗的掌权者手中；
相信在天道之下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相信对天道的遵从高于对任何世俗权力的遵从；
相信天道之下，每个人都有道德自主权。
再看天道章句之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而取此。
上等德行的执政者只有不自以为有德，不搞以德治国，一切以天道为依归，才是真正德行高尚的执政者。下等德行的统治者一方面抓住权柄，另一方面自以为自己很重视道德，大搞以德治国，反而失去了与天道相合的德性。
上等德行的执政者实行的是真正的无为而治，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私心和追求，不把自己的专横意志强加给民众，不任意妄为，不把权力作为追求私利的工具。下等德行的统治者，总是有遏制不住的大事业情结，并通过干大事来满足私利，他们总是要大有为，于是便想出各种事情来折腾百姓。
次于上等德性的执政者是很有仁爱之心的统治者，他们追求有为，想干大事，所以往往好心办坏事。
次于有仁爱之心的统治者是讲究“义利”的统治者，然而这些人往往把自己摆在道德的高地上，贬低民众的道德状况，自己却无视甚至践踏道德，这类统治者虽然戴着“义”的面具，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却常常是出自一己一派的私利。
次于注重义利的统治者，最致力于推行礼教。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处处拿礼教约束老百姓。这样，老百姓当然响应不积极，他们就不惜使用专政手段，强行灌输官方的“礼教”，迫使老百姓无限效忠，乖乖就范。
所以，统治者在背离了天道之后便去侈谈以德治国，做不到以德治国后便侈谈仁爱之政，在仁政也做不到之后，便侈谈义利之辨，在义利之辨也无法奏效之后，便诉诸礼教。推行“礼教”反映了统治者的责任心和诚信度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便是祸乱的开始。
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德治国、仁政，义利之辩、礼教的说法，都不过是遮蔽天道的花言巧语和虚假外表，这便是愚昧的开始。
所以，守天道有担当的政治家要把天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心仪于那些德政、仁政、礼义之教，要立足于天道这个根本，而不是做表面文章，要在治国上实实在在地采行顺应天道的方略，摒弃那些遮蔽天道的昏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