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为什么——也悼李慎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2 次 更新时间:2003-05-11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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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啃1919  

好多篇纪念李慎之的文章,都讲到李慎之要编《公民教育读本》,讲李慎之来生愿做一个“公民教员”。欲百里者半九十,李慎之曾希望做一个大学的校长,现在退到普通教员,这里自然有他难以言说的苦衷,但是我觉得倒是很符合李慎之的思路。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最终“剔骨还父,剜肉还母”,走向自由主义,此中痛苦,也许只可用“抉心自食”来形容,不过我觉得未尝不是回到了启蒙的底线。公民教育,教人们知道生而平等,知道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翁,知道他可享有的天赋人权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从而能够起来争取,才是把鬼蜮变成人国的第一步。

我理解的“公民教育”,其实就是教我们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站直了不趴下的“人”。

但是我们专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必须歪曲膝盖,才能获得肉体上的生存。仅仅肉体而已,陈寅恪所表举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异数。况且,陈寅恪身上体现的,与其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毋宁说更多是一种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操守,是世家后代的孤高自负,“威武不能屈”么。《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李慎之沉痛而激愤的一篇文章,他说我们“百代皆行秦政法”,中国其实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这在他或许是痛苦思考的收获,其实别人也早就说过,费正清就是这样说中国的。不过我们知道李在这里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思想多么深刻,而是他敢于说出真实。这两天我看《古拉格群岛》,震撼我的不是残酷的历史事实,而是索尔仁伲琴的良知。朱学勤在《危城别慎之》一文里讲到《风雨仓皇五十年》出来以后,他和徐友渔给李慎之打电话,要一起来承担,却被李慎之一口拒绝的事,这里,勇气和良知才是最重要的。

阿克顿说自由是历来就有的,而专制却是新起的。这个在我们国度却不然,“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些成语说明了我们一直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政治高压的钳制,使我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一直要到胡适,他才说“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说的也是一个同样的事实,不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这个盼望,注定是一个空想,因为,我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过,更何从谈什么人才?

从秦皇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暴君的精明更加表现在思想上的剿灭。几千年,我们不可能有冲破牢笼的新思想,最多来点禅宗,见性成佛,不过这不是对自己灵魂的拯救,而是闭上眼睛的自欺欺人。但是为帝王谋的“策论”倒一再推陈出新。司马迁敢于质疑汉武帝,可惜要受宫刑作为代价。《资治通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给帝王提供驾驭天下的经验啊。到《四库全书》,对历史大肆篡改,删除一切反对异族压迫的记录,似乎这样就能重写历史,维持对奴隶的统治。事实上目的很大程度上给他达到了,我是幸亏鲁迅眼明指出,才明白这个奥秘。贾谊的话很经典,“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条件下,我们还能有什么?毕竟,作为动物,肉体生存是第一需要。我们的人民“呼之牛也为之牛,呼之马也为之马”,超越一些的追求比如“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都要从西方输入。而真理在哪里?在权力中心。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内圣外王”往往变态为以武力称霸,然后号称真理在我!黑格尔真是厉害,他说中国只有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进行统治的历史。

这个思想钳制从49年以来更加厉害。杨绛的《洗澡》,委婉了些,叫“洗脑”才是对的,“割尾巴”其实是割鸡巴,把精神阉割了,看你还有什么?不过除了这个,我们还没有沉默的权利,我们一定要表态,僭主政治比绝对专制更为可恨的一面,就是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渎了他们。哈维尔说在专制之下,捷克人民习惯了说谎,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公民的言论自由,成为我们必须说话,违心的说话。

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一文里,李慎之提到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的说法,哈维尔认为“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良知促使的真话,有时可以解除一个师的武装。可是,在习惯了说谎的国度,这并不容易,从李慎之谈论王小波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来。而王小波在当代的意义,也仅在于说出常识而已。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个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个人主义”哲学,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价值依托在集体之上,所谓“学而优则仕”,出仕,进入体制内部,依托于这一体制,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路径。李白算是天纵英才了,谪仙人啊,不是寻常知识者,他还有致太守讨官做的诗歌。他应诏出门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说明什么,他们的价值取向就在做官进入体制,写诗是业余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恰恰是写诗成就了李白的价值。这个流风余韵一直不绝,我们把自己的独立价值泯灭在“国家”、“集体”之中,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看看“学习雷锋好榜样”吧,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啊,毛主席的好战士啊,完全是对个人价值的抹杀,作为工具的人,就可以这样从流水线上生产么?

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里,李慎之说:“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五十年到一百年,李慎之还是乐观的。可是事实上我们习惯了在强权下卑屈的生活,习惯了懦弱、习惯了阿谀逢迎、习惯了靠告密获得利益,毫无完整人格可言,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公民”?

制度自然是无法避开的,李慎之指出政治制度文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创造,这和卢梭的说法暗合。虽然百无一用的书生无能为力,但是我想,制度靠谁创造?前文胡适的话不妨略作修改:靠热爱个人自由的公民。说到底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借用哈维尔的话,做,总比不做要好。李慎之强调公民教育的意义,庶几在此?

泰戈尔一首诗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以此悼念我尊敬的李慎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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