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种新型的“产业”在中华大地上悄然迅速地兴起。现时，你无论走到哪一座城市，走在哪一条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电话号码下写着“办证”两个字的一种特别广告：在布告牌上、在过街桥上、在马路牙子上、在汽车站牌上、在垃圾桶上以及马路地面上，在所有人迹所至的地方。由于它在任何城市几乎触目皆是，所以人们说它是马路上的“牛皮癣”，一边在清除，一边贴得更多，以致使城市环卫工人大伤脑筋。它的普及程度是任何严肃的商业广告所望尘莫及的。

这种新“产业”办的到底是什么“证”呢？说穿了，主要就是造假毕业证、假学位证。当然了，还有假的护照、身份证、户口本、工作证、房产证、出生证、结婚证、驾驶证等等，不一而足。而其中假毕业证占首位。

据报道，2004年1月河南郑州查获一个团伙，查出从业人员超过千人，收缴的假证件有数卡车之多。可见，当今造假证件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病态社会需求，已经形成一个十分广阔的买方市场了。

假证件的需求这么大。究竟是哪些人需要假证件呢？

我们可以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基层从事生产、研究或教学的，另一类是不在第一线从事生产的，即从事管理的，或者是想借非常手段向高处爬，或者说是广义想“当官”的。

一般说来，在基层从事生产的人对假文凭需求量并不大，一个工人或农民加工不出合格的零件或种不出粮食，即使拿了硕士博士证又有什么用。一个做豆腐的，如果做不出豆腐来，假文凭对他同样是没有用的。一个大、中学校的教师，即使拿了高学位的真文凭，讲不了课，还不是要被学生轰下台。

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一个人想要脱离生产第一线，或者是要跳槽到条件比较好的部门，是需要各种学历证明的。一个农民要脱离种地，去当兵，需要中学学历证明。一个农民要被聘为民办学校的教员，也要提供学历证明。一个教员或研究员，要提拔重用，需要获得各种奖励，而为了得奖，各种效益证明，论文录取证明、学位证明、检索证明，需要的证明一大套。基层干部要提拔需要高学历的证明。连小孩子有课外特长也需要有钢琴、小提琴等等之类的考级证明。我们的体制要求种类繁多的证明，就客观上为假“办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据1999.11.10《中国青年报》的消息《为何有那么多的假文凭》：“河南省鹤壁市在录取公办教师时，有200名教师提供了大学文凭。上级部门重申：持假文凭者一律取消录取资格。结果，26名心虚者先打了退堂鼓，但仍有174人硬挺着。经过后来审查核实，其中有149张文凭是假的，加上打退堂鼓的26张共计假文凭175张。”175∶200这个比例实在让人惊讶！据报道，从2002年至2006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高等教育学历认证109141份。其中查处的“问题学历”约占查询总量的9.9%。又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多了50万人，这就意味着全国至少有50万人持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假文凭。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在我们提倡干部知识化的口号下，要当官，特别是要当大官，必须有一定的高学历。我国有一个庞大的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其总数超过7000万人。他们都是指望提升和“进步”的。有道说：不想当将军的战士不是好战士，不想当部长的公务员不是好公务员。其中比较安分只愿一辈子作一个小公务员的只占一小部分。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要采用非法手段，靠假学历假文凭而得到提拔重用。更有的人凭借手中的特权，为自己和子女捞知识头衔。2000年因贪污受贿被处死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弄到了北京大学函授毕业的假证书和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假证书。

上面说的由假文凭制造者发出的假文凭，固然危害很大，不过一旦暴露就会身败名裂，是有一定风险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危害更大的恐怕是另一种真的“假文凭”。

一个炙手可热的名人，不仅周围会有一群人吹喇叭抬轿子，就是一些文化教育单位，也不得不想借名人的风头为本单位谋些好处。于是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名人可以被聘为名誉博士。而根本与教学和学术不沾边的有权人士可以被聘为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并没有实际攻读硕士博士的名人被送一个在职“学位”。有的大款，可以用钱买学位乃至买一个教授头衔。一些学校为了赚钱，为这种“创收教授”、“开发教授”、“赞助学位”大开绿灯。据说“治病万能”的神功元气袋的“发明”人来辉武本来是靠欺骗成了大款的，正好西安医科大学的一个教学楼，缺少资金，无法封顶。来辉武“慷慨解囊”, 一下子就成了医科大学的名誉教授。钱能通神，来辉武先后得到西北十几所著名大学或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名誉研究员的头衔。

其实这种“真学位”与假学位并无实质区别，其为害的范围和数量绝不比假文凭小。假作真时真亦假。目前，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大学学历大大贬值，就是硕士、博士、教授、博导乃至院士的名声也大不如前了。实在是因为其中混进了不少假货和骗子。

外国也有弄假文凭行骗的，但恐怕比起中国来其规模和深广程度要逊色多了。都没有使卖假文凭形成如此巨大规模的产业，送的或买的“真学位”的流毒也没有如此广泛。这大概应当算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吧。不过它只是我们社会真正中国特色弊端的一种症状。为什么假文凭越打越多，假学位愈演愈烈呢？这还得从它的原因上来说。

我们的体制要求那样多的证明，说明在我们的国家里，内行或专家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们无人事权，甚至连参与考核的权力也不沾边。本来，要录取一名教员，只要让几位老教师当场命题，听备选人讲二十来分钟即可以作出判断，连他是什么学校毕业都不需要问，又何必要那样多的证明呢？一位特长生的小提琴拉得好赖，请一位内行一听就可以做结论，又何必要考级证明呢。诚然，必要的证明还是要有的，如果尽可能多地发挥专家和内行的作用，我们可以减少大半不需要的那些证明。从而也就大大缩小了假证明得逞的空间。

内行或专家的边缘化，还体现在我们的学校与研究单位对权势和金钱的谄媚和依附，从而缺乏学术的独立人格和气节。如果我们的学者专家以至他们群居的学校和研究单位，有独立人格，坚持知识和学术的尊严而不哈附权贵，那些真的“假文凭”也便会销声匿迹了。

由于专家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由外行作人事决策。只能是凭证明、学历、文凭办事。于是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有像华罗庚、陈寅恪、梁漱溟那样一些没有学位的大师出现。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人才被淘汰了，又不知有多少假人才凭借假文凭或真的“假文凭”被选上去，甚至俨然以权威自居。

更可怕的是，一些单位一旦假专家成了气候，即使要给真正专家人事权和考核权，再也不可能了。不管口号是“政治是统帅”也好，口号是“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好，这些权只能是在真外行和假专家之间换来换去而已。

其实，真内行或真专家在决策上的边缘化，也只是一种表象。城市规划建筑学专家的话不算话，结果是永定门拆了又建，北京西客站最后拍案的是陈希同，结果是建起了一座“穿西服戴瓜皮帽式的不伦不类的建筑”。学校的教学，校长教授都得服从于教育部下达的劳民伤财的“评估”。中学教学不顾许多专家的反对，推行取消几何证明的数学教学大纲。等等不一而足。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科学发展观”。不是要我们把知识、人才、科学供起来，也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要按照专家所掌握的科学规律去办事，使真正专家们的意见能够得到尊重。

真正的科学家与专家们需要尊重真正的政治家，以建立先进的政治体制。而真正的政治家更应当尊重真正的科学家，以使各项行政举措更符合科学规律。即真正的政治家与真正的科学家与专家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民主与和谐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那些假科学家和凭借权力瞎指挥而又贪腐的“政治家”才会逐渐露出原形而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