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李慎之的名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当时我的舅舅（刘龚）家住“军博”对面“黄亭子”新华社大院内，他在家中“赋闲”，我常去找他聊天。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关于慎之先生的一些故事。多年以后，我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学习，为一件不甚愉快的私人事件给当时任美国所所长的慎之先生写了一封信。在给我的回信里，慎之先生教育我，不要被这些琐碎的事情扰乱了学习。
再见到慎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了。我记得那是我们刚刚评审完第一届“正则”读书奖人选的一个聚会晚宴，朱学勤也从上海赶来了，做东的应当是习殊。在餐桌上，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慎之先生谈话。他的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但大体是围绕着“自由”的。我们甚至相约了要定期举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就设在西郊的大觉寺。当然，信奉自由的这群知识分子，要真“定期”举行任何聚会，大约都会十分困难。
后来，由于《读书》的“颇成问题”的办刊路线，慎之先生找我谈了许久。无奈，我这个人，或许如徐友渔早就批评过的，“不是很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我对《读书》新左路线的思想征伐，终于还是没有发动。
还有一次，慎之先生对天则所的一位朋友过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论调”表示愤慨，恰好，我和另外几位天则同仁深有同感，于是就请慎之先生出席了我们的“意见会”。当然，他的出席，几乎等价于他的发言主导我们的会场。我们的意见肯定被认真接受了，因为我感到那种过于偏狭的民族情感，逐渐从天则诸友的文字里面消解，转化成为盛洪所说的“天下主义”，或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的理念。
慎之先生的思想，确如他崇尚的那样，追索着“自由”，这从他晚年的力作“风雨仓黄五十年”中，可见一斑。在那篇“国庆之夜感言”的结尾部分，慎之先生再次认定：“民主”是“自由”的必要保证，不仅如此，自由或许只能够通过民主程序，才落实为自由。
国庆之夜，慎之先生的感慨是：历史尽是谎言，错误都被掩盖了，眼下的种种“纪念”，其实是为了“忘却”。真的历史，为什么不能被记住？因为，如慎之先生指出的，人民还没有获得知情权，我们还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
不仅如此，许多以“自由”为基本立场的经济学家，对于我们在各种场合提倡“言论自由”和争取“新闻自由”，颇不以为然，似乎只有“经济自由”才是值得提倡和保护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在我们经济学这个专业里，西方主流学校所教给我们的有关“自由市场”的各类知识难以提供关于“自由”的更深层理念的思想资源——即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思想资源。
追溯到思想自由的源头，我们知道，在西方传统里，那是所谓“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而那一时期的终结，我们大致同意，以苏格拉底饮鸩身亡为标志。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前苏格拉底时期与“言论自由”有关的思想，以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最为重要。这份“残篇”告诉我们，思想，不仅在形而上学层面，而且在生活世界的层面，都是与言论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思想的自由，之所以必须有言论的自由相伴随，起源于“逻各斯”的存在论特征。
请允许我从“赫拉克利特残篇”英译本里摘译若干段落（残篇标号同John Burnet，1908年版《Early Greek Philosophy》）：（46）“恰恰是对立，给我们带来好处”（it is the opposite which is good for us）；（81）“我们走进又没有走进同样的河流；我们是，同时又不是。”（We step and do 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we are and are not）；（91a）“思想与一切人相通”（thought is common to all）；（1）“明智的方式，是倾听，不是倾听我，而是倾听我的话[逻各斯]，并且承认世间万物其实是同一”（It is wise to hearken，not to me，but to my Word [Logos]，and to confess that all things are one）；（4）“眼睛和耳朵对人们是糟糕的见证，如果他们缺了能够理解他们语言的灵魂（Eyes and ears are bad witnesses to men if they have souls that understand not their language）”；（2）“虽然逻各斯永恒为真，人们却并不理解它，他们听到它就如同以前许多次听到它那样置若罔闻”（Though this Word is true evermore，yet men are as unable to understand it when they hear it for the first time as before they have heard it at all）。
仔细玩味上面的那些片语，读者不难同意下面的这段“综述”：宇宙和人间的“道”——逻各斯，其实始终是大众分享着的。可是人们对它置若罔闻，因为他们灵魂被遮蔽住了，从而不理解他们所用的语言。逻各斯的语言声称，我们既走进又没有走进同样的河流，我们既是又不是我们所是。恰恰是这样的对立又同一的语言，造福于我们，让思想能够在我们当中分享和感通。
我们知道，与毕达哥拉斯一样，赫拉克利特十分熟悉东方思想。在东方思想传统里，自然与人是同一的，天上星空与内心道德是同一的。因此，思想与语言是同一的。万物生灭，彼是方生，故而明智的办法是守着庄子所说的“道枢”，以应无穷。每一具体的描述，无非只从一根“辐条”的角度来描述世界，其不足为“道”显然。语言的偏狭，不应当遮蔽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有能力洞悉“道枢”的语言——对话的逻各斯。
这样，我的论述便回到了慎之先生最后一次演说的主题——民主。自由之需要民主，犹如思想之需要语言。设想一个人，因鼓吹自由而成为我们公认的领袖，然后，因为是领袖故而有了天然的话语权力，这话语权力再被鼓吹而居然成为“话语霸权”，那么，思想的自由还能够生存吗？然而，这正是慎之先生在那篇“感言”里所回忆的真的历史里的人和事呀！
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更具活力，因为它不需要“绝对精神”，它不服从形式逻辑，它直接对灵魂叙说。从这里，我们轻易就推导出了福柯的“启蒙，就是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从这里，我们立刻同意康德的“启蒙，就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
必须允许和鼓励来自各个方向上的对话，才可能实现思想的自由竞争，才最终得以让每一个人保有自由思考的权利。这是从赫拉克利特到福柯，贯穿着西方思想传统关于“自由”的主线。民主的第一要义，于是，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是公民的言论自由。
既然追忆慎之先生，我们就千万不要忘却了他所追索的自由的真义。真的自由，是务必要落实在言论自由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