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重点关注以“4050人员”[2]为主的下岗失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本文认为，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和当前的制度安排不仅使这一年龄组的下岗失业工人的生命周期发生了制度性紊乱，同时也限制了他们适应危机的行为选择；而个体生命历程出现的有悖于常态的紊乱现象，又使得人们对于当前的社会保障诉求发生改变，进而显示出社会保障制度的文本层面与实践层面之间的裂隙，从而最终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 生命历程 制度与实践
作者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北京 100084）；常爱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个体生命带有其社会世界的印记，剧烈变迁的时代尤为如此[3]。当中国的人们谈及已经过去的20世纪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把个体经历同解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成功者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那段艰苦岁月的磨砺，失败者则将自己的落魄归结为那段偏离常轨的曲折路途。本研究所选择的是经历失业下岗的工人群体。以他们作为制度安排与实施的目标人群进行分析，不仅由于他们正面临一系列的生存困境和社会保障困境，也因为个体生命历程与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关联在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呈现出来。
一、问题与理论
社会保障制度原本是按照人在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而设置的：在人年富力强能够以劳动获得收入保证生计的阶段，将其收入的一定比例存储积累起来，待他遇到意外、疾病和衰老来临时将这部分积累以适当方式补还于他，用以支持生命的完整过程。一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与人的生命周期紧密关联、由社会管理者负责安排实施的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再分配机制，而社会人的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特点则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根本依据。因而从被保障者生命周期的角度探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定特别是其实际运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周雪光等在“文革中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生命历程”一文中指出：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国家在形塑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对于社会中个体的生活，国家已经担当了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探讨了国家行为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三种模式：规则与法律（如义务教育法），各种财政政策（如社会安全），以及服务供给（如与老年有关的社会计划）。通过这些社会政策，福利国家试图在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生产出一套制度化的生命历程：福利国家通过医疗和失业保险，防止出现收入突然间大量丧失的情况；通过老年保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为生命历程提供了连续性[4]。从中国目前下岗失业工人的现状来看，其生命历程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被打断了连续性。
我们选择从生命历程视角对中国东北地区“失业下岗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进行探讨，正是出于对社会保障与生命历程之间这种内在关联的思考。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不仅是正常状态下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阶段的过渡，而且大量的是紊乱失衡、急需社会支持的生命过程。
1、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5]概述
上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生命历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将时间多面性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制度安排融合在一起，它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同时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关注各年龄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6]。生活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相同历史事件的人们，因所处年龄段的不同会对时代有不同的体验、感受和记忆。由此，现实中每一时刻就不再是同一时点——而是具有不只一个侧面的立体时间（a temporal volume），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代、不同的年龄组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体验了这一时刻。这就是所谓“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the non-contemporaneity of the contemporaneous）。[7]
概括而言，生命历程理论主要包含四项范式性主题（paradigmatic principles）：
第一、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historical time and place）的相互作用。个体生命嵌入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地域，并为这一历史时空塑造。尤其是在急速变迁的社会中，出生年代的不同不仅将个体归入不同的出生组（cohort），同时也将个体置于有着截然不同的限制与机遇的历史世界里。在此年龄的差异意味着社会变迁潜在结果的不同。
第二、存在于主动选择与社会制约中的人类行动主体（human agency）。所有的自我都是由社会过程构成的，或者说是根据社会过程构成的，他们是诸个体对这个社会过程的反映[8]。同时，个体又能在已有的社会建制中能动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卡拉奇关于60年代美国青年参加政治组织的研究很好的体现了这一项主题[9]。曼海姆将此解释为同一“代单元”（generation units）中的“代内冲突”（intragenerational conflict）现象[10]。
第三、生命过程中的时机（timing）。这一主题指的是生活转变和生命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在个体生命过程中发生的时间。有时，某一生活事件在何时发生甚至比这一事件本身更具意义。埃尔德对大萧条时期经济受损的家庭和个体的研究显示，大萧条时期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少年对于大萧条的体验是不同的，同时，大萧条对于他们人生经历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1]。
第四、生命存在于相互关联或相互依存之中（linked lives）。生命历程理论的最后一个主题显示，个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这种社会网络不仅表现为横向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这种网络中的关系资源，同时表现为纵向的历史文化承接。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生命历程中出现的生活事件的影响。
鉴于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同时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改变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制约、重建自身的生命历程这一基本思想，研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十分重视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在形塑个体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默怀霆和白威廉（Whyte and Parish）考察了国家政策对社会群体生活机会的影响；周雪光和侯立仁考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政策、生命周期与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则试图讨论社会转型过程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建构与制约作用，同时也将探讨这一过程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实践的影响。如果说制度与政策的设置和运作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本文则力图提供一种自下而上、即从社会保障的目标群体的角度来审视个体生命历程同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研究初步认为，一方面，当前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制度安排不仅使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命历程发生了制度性紊乱，同时也限制了他们适应这种危机的方式；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历程出现的有悖于常态的紊乱、错位状态，又使得人们对于当前时段社会保障的诉求发生改变，影响到他们对于社会政策的感受和认知，进而显示出社会保障制度的文本层面与实践层面之间的裂隙，从而最终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
2、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4050人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其他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弱，家庭负担重。他们的特点常常被概括为“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66个城市的抽样调查，“4050人员”占下岗失业人员的28.7%。据此推算，全国的“4050人员”有300多万。
具体而言，由于“4050人员”的上述特点，他们在失业和再就业两个环节中都处于不利位置。首先，企业一旦进行裁员，无论从企业的长远利益还是现实利益出发，“4050人员”都会是企业、单位、机构裁员的首选对象。从企业的长远利益角度分析，由于“4050人员”的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未来为企业创造的财富价值相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要少得多；若从企业的现实利益角度分析，企业裁减这一类人员不需要支付一笔昂贵的养老金，因为他们不属于退休人员，离退休尚早，因此就算他们目前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年轻人相当甚至比年轻人稍强，他们绝对还是企业裁员的首选对象。第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还显示，目前用人单位很少招聘“4050人员”，而要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他们的自身能力和资源又很难适应，因而失业周期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下岗失业人员中1年以上没找到工作的占74％，而失业周期最长的几乎全部是“4050人员”。
选择“4050人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这一概念在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和下岗失业人员中已经得到承认，并且达成共识——“4050人员”已成为下岗失业人员中再就业最困难、生活最困难的群体。其二，在本次调查中，被访者年龄均值为42岁（标准差6.57），其中年龄以48岁的最多。分段来看，45-49岁所占比例最大，占30.1%，其次是40-44岁年龄段，占26.9%。从性别的年龄分布看，也相当符合“4050”这一年龄结构。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和分布特点显示出“4050人员”在调查样本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典型地体现着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特点，承担着市场转型的代价。
二、常态与变态
对于“4050”下岗失业人员来说，他们的成长经历、受教育经历、求职经历、就业经历、二次求职经历、婚姻家庭关系等都同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有非常态的特点。社会变革的历史和当前的制度安排，特别是20世纪末进行的大规模的企业所有制改革过程，使这一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所经历的生活事件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出生组成员，在当前时点（timing）内，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命阶段出现了迥异于常态的紊乱、错位现象，这同时也导致了他们对于自身生命状态体验的失衡与混乱。
1、“4050人员”——在最年富力强的工作盛年失去工作和生计来源
按照人们对生命周期的常规体验和常识性理解，40—50岁应该是一个生活相对稳定充实、生命正处于盛年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通常应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无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都应当是一个“支柱”的形象。然而，作为“4050人员”的下岗失业工人，在这一生命阶段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却完全不同于此。问卷调查显示，有74.8%的下岗失业人员下岗后没有固定职业；尽管64.5%的被访者表示当前（调查时期）有工作，但其中只有27.5%的人表示当前每月有相对固定的收入。在表示当前有固定收入的下岗失业人员中，43.3%的人表示有工资收入，19.0%表示有经营性收入，10.1%的人表示当前个人收入主要依靠社会保障政策的扶持。在家庭收入的调查中，被调查者的人均月收入218元（标准差195）；人均月支出215元（标准差127）。收支大体相当，表明生活水平仅为“糊口”状态。
在最年富力强、经验和技能最佳的工作盛年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这与常态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应然状态截然不同。造成这种有悖于常态的原因需要从社会转型的背景和制度设置与实际运作过程中去寻找。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公有制企业的改制过程，使一大批“4050人员”几乎在同一时间失去了工作和生活来源，而这种丧失通常与他们个体的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工作态度和身体状况等职业能力无关。
从下岗失业者自己认定的下岗原因来看，主要归结为企业层面的原因，49.0%的人认为是“企业经营不善”，25.1%的人认为是“企业领导经营管理能力差”。其次是宏观层面的原因，26.3%的人选择了“行业整体衰落”，23.3%的人选择了“整体经济环境不好”，15.8%的人选择了“国家政策直接造成的”。归因为个人因素的比例较低：如归结为个人能力有限的为3.5%，与领导关系不好的3.6%，技术工种被淘汰占3.5%，归结为偶然因素的占2.0%。
个体职业能力并不是导致下岗失业的决定性因素，而当人们下岗之后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时却显著地重要起来，年龄、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体状况都成为再就业的制约条件。由于“4050人员”下岗时已逾不惑之年，因而不具备再就业的年龄优势；这一年龄段的人经历了文革时期教育过程的非正常中断，这又使他们不具备再就业的文化技能优势；而其成长过程中物质馈乏、生活困苦的生命经历，还经常使他们不具备再就业的身体素质优势。正是由于上述几方面限制的存在，使“4050人员”在面对再就业市场的时候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一位下岗失业工人道出了这种再就业的困境：
厂子有一次用了十一个大客拉了三千多人去劳务市场，说有好几千的岗位在等着呢，市委就叫这个厂子去了。十一个车拉了三趟。你说去了多少人？去了那么多人，去了一上午，最后，只有三个报名的。人家一看你没文化，你不行；你年龄到了，你不行。人家岗位是不错，但一落实到用人那个单位上就不行。你有啥技能啊？你有啥文化水平啊？你有多大的年龄啊？完了身体还不好。这不都是问题吗？（访谈记录：yhsq2004fm）[12]
2、养老变为“啃老”
如前文所述，由于个体生命历程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在他人生命历程中出现的重要事件的影响。下岗失业人员个体生命历程的制度性紊乱，即他们的生命阶段与节奏有悖于常态的偏离特性也会向上一代和下一代分别延伸，影响代际之间的关系，并造成整个家庭生命周期的非正常改变。
从下岗失业工人与其父母一代的关系来看，根据对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有78%的下岗职工未承担父母的赡养费用，同时有37.8%的下岗职工现在仍然靠父母的养老金提供部分生活资助。这与正常的生命历程即这一年龄段的中年人大多要承担对上一代人的赡养义务似乎恰恰相反。处于老年期的父母本应依靠退休金安享晚年，不再抚养已经成年的孩子，而是从下一代得到相应的赡养和照顾；处于40—50岁之间的成年人也理应经济自立，同时还应赡养已经步入老年的父母。但在当前这个时段内，在下岗失业人员群体中出现的却是生命阶段的错位现象。早已成年的孩子由于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不得不依靠年迈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与赡养老人相对应，东北地区的人们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之为“啃老”。
父母们是这样评价的：
现在都吃爹妈的，靠爹妈养活的，家家现在都这样，哪家还没有一个两个的？都在家吃饭呢，都靠老的吃饭，老的给他们吃，给他们喝。那有啥意见，那你不能把他饿死呀。我吃啥，他吃啥呗，我喝粥他喝粥，我吃干他也吃干呗。现在这个社会不都这样吗？小的不都得靠老的吗？老的思想也得应承上去，应承不上去，你让他挨饿去？我们要求也不高，他们有饭吃，不找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我们就喊万岁了。（访谈记录：yhsq2004mm）
下岗失业者自己是这样表述的：
我还算比较幸运，与父母住在一起，吃我父母的，要是我们三个人就过不活了。现在孩子上学难，上个好学校家里承担不起。她（妻子）也下岗了，没有（收入）。本来下岗的人一个月一人150多，但我们享受不到。我们和父母住一起，我们户口分不出去，我们也没有房子。……现在我都快四十的人了还吃父母的…….（流泪）（LSD20020618）
（靠父母）有的时候是心里不得劲，但是不去，你咋整。大老爷们儿也窝囊。社会发展都这样。我们的父母苦啊，年轻时跟国家遭罪，老了跟我们遭罪。（访谈记录：yhsq2004zm）
关于“啃老”现象，父母们和下岗失业人员本身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自己都无力改变这种错位。作为子代的下岗失业人员生命历程的非常态的紊乱，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父代对于自身当前生命阶段的体验。“年轻时跟国家遭罪，老了跟我们遭罪”是对这种制度性紊乱现象向上一代延伸的经典性诠释。
3、毕业即失业——“新失业群体”的产生
本课题提出的“新失业群体”概念，指的是那些在调查期内，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处于失业状态的、年龄在16至28岁之间、没有国营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拥有城镇户籍的年轻人[13]。不难看到，“新失业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一年龄段的人们生命历程错位和变态的表现。如果是常态的生命历程，毕业之后应该是就业，其后是结婚、生育等生命阶段的顺序。而毕业即失业不仅是当前生命阶段的非常态，而且会对接下来的生命过程产生很大影响。
在我们调查期间，作为主要调查对象的“4050人员”，其子女年龄大体处于16至25岁之间，基本落在“新失业群体”的年龄范围内。他们中的一部分符合“新失业群体”的特征指标，即毕业后未能正常就业，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我们在此关注的主要不是形成“新失业群体”的若干社会因素，而是力图将“新失业群体”与其父代联系起来，以生命相互关联的概念分析“4050”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命历程对于下一代生命历程的重要影响。不难看出，下岗失业人员生命历程发生的紊乱与错位，不仅向上对他们与父代的关系产生影响，也会向下影响他们子代的生活与生命状态。
根据本次调查，从职业方面来看，在18周岁及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子女中，34.6%的比例属于仍然在校的学生，28.8%的比例属于无业/待业，25.3%的比例属于在职（其中主要以普通工人/服务员为主，占全部在职的65.6%。），2.6%的比例属于下岗失业。
在问及下岗失业人员当前所担心的问题时，没有稳定收入、找不到工作首当其冲，成为被访者最关注的问题；其次，子女上学与就业占据显著的比例。在子女就业问题上，40-50岁年龄段被访者则表现出更高的忧虑程度。
访谈资料中还有两类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由于“4050人员”以前的低收入状态和失去工作后经济拮据，在负担子代的教育费用方面发生困难，这可能成为影响子代教育的因素，即促使子代提前结束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教育程度偏低又使得这些孩子在就业市场中遭遇困境——难以找到较为稳定、收入较好的职业。这种情形在下岗失业人员的子女中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家庭的经济受损，迫使孩子们提前开始承担家庭的经济重任。在这一点上，父代和子代在教育程度不足、职业状况不理想的经历上有相似之处。上一代的生活境遇影响了下一代的生活经历和选择。在目前的下岗失业人员子女中，许多孩子是“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频繁地更换工作、经常性地处在求职过程中，使得他们具有了“新失业群体”的某些群体特征。
第二、以“4050人员”为主的部分下岗失业工人出于不愿自身经历在孩子身上重演的考虑，对于子代比较娇惯和过分关爱，导致子女独立生活能力的欠缺。“4050”这一代人一般都有较多的兄弟姐妹，而他们的成长过程又充满曲折和困顿，当他们自己为人父母时，成长的记忆和对家庭关系的感受都会发生特殊的影响。而且由于国家生育政策的限制，“4050”这一代人的孩子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因而这些父母常常表现出对子女的极度关爱，尽可能为孩子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而这种过分的关爱和娇惯，却不同程度地导致他们的孩子谋生能力的欠缺或减弱。不只一两位父母在访谈中涉及这个问题：
这孩子不咋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都不会洗，从小什么都没让他做过。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访谈记录：XSHD-2）
我儿子1981年生人，初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去了职业中专，2000年中专毕业之后包分配，你知道给分到哪了？分到洗浴中心，给客人拿拖鞋！一个月300元工资，后来不干了！这活干不了，换我我也不干呢，我儿子，我都没让他拿过鞋，他哪能受这份气？宁可不挣这300块钱!他在家里待一段时间以后，他在永生批发市场摆床子，做服装买卖，也做不来，后来就不让他干了。（访谈记录：XSHB-4）
4、生命历程终点的提前来临：关于社会年龄的主观体验
所谓社会年龄指的是社会时间表和年龄的群体特征，它依据社会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社会期待和要求而制定。这种社会期待表明主要生活事件应发生的恰当时间，诸如入学、毕业、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等生活事件都应该在一个合适的年龄段发生。如果生命历程的某一个阶段偏离了这样一个社会时间表的安排，就可能对当前生命状态和以后的生命历程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14]。埃尔德在对大萧条时期家庭经济受损中的孩子们的研究表明，经济困难不仅加速了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使他们提前进入成人角色，而且对他们日后的人格发展、情感状态和角色选择与认知都带来深刻的影响[15]。
“4050”下岗失业人员实际所处的年龄阶段应属于成年中期，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8阶段理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应该是：继续保持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过着充实和幸福的生活，并试图将这一切扩展到下一代。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生产和创造能提高下一代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财富[16]。
“4050”下岗失业人员对于自己的社会年龄实际上是如何体验和评价的呢？他们的切身感受是没有前景和生命终点的临近：“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问卷调查显示，有61.9%的人抱持这样一种心理。分年龄段看，不同年龄群体对此赞同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年龄越大，持有这种心态的比例也越大。
不少访谈对象也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生命终点临近的感觉：
（我）四十多岁就去打更（值班看大门）去了，在毛泽东时代咋的也得50岁以后啊，年轻轻的就整成老头了。（访谈记录：yhsq2004zm）
现在我感觉两种人活得累：最有钱的人活得最累；像我这样失业下岗的，没有收入的活得最累。像我只能往死亡的边缘走，没什么太大发展，我四十八九的人了，没什么发展了，随时随地可以死。（访谈记录：ngjd2004ymm）
在我们的调查中还发现，人们常常回忆和怀念下岗前的生活，这种怀念与年龄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特别存在于男性下岗失业人员中。怀旧是埃里克森所指出的老年期的特征[17]，而尚处于成年中期的“4050人员”已经提前预感到了生命历程终点的来临，他们在成年中期对于自我社会年龄的体验却是成年晚期甚至是老年期，造成这种体验和感觉紊乱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生命阶段的紊乱和错位。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群体或个体无法定义和解释其所处境遇时，他们将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和适应方式。这种适应包括对自我和他人的重新定位，生活目标的重建和澄清等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面对“下岗意味着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下岗对人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即使再努力，也不会根本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下岗让人产生失落的情绪”等问题时，均有超过80%的下岗失业人员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可见下岗失业这一事件作为一次重大的人生挫折，直接导致了人们自我认知的失调反应，人们对于自我的社会年龄认知发生了紊乱现象，这同时也清楚地显示了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在形塑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
三、危机与适应
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境遇的适应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对“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研究中，最令研究者着迷的问题之一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成功地消除了大萧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出人意料的是，大萧条的这些孩子到中年的时候遵循的是一条具有恢复能力的生活轨迹。他们所做的比人们从其社会出身的角度估计的更好。”据此，埃尔德认为，大萧条除了使个人生活和社会制度为其付出代价，还有让人受益匪浅的一面，“即大萧条也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人们因此培养了新的社会适应性”[18]。危机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的控制能力和现实情况之间的距离。面对危机所选择的行动揭示了那些令社会学研究者兴奋不已的、原本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隐秘。对于危机的适应实际上是个体或群体选择行为和重新配置资源的方式。它体现了个体行动既嵌入于某种社会结构中，同时又对这种社会结构产生能动作用这一主题。
在本文的讨论中，危机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因结构调整而造成的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经济受损状况。相对于上述研究者揭示的对危机成功适应的案例，作为“4050”下岗失业人员是如何对危机做出反应和适应性调整的呢？从对这一群体所处生命阶段的实际状况的考察中不难发现，在再就业过程中，他们以群体形式被拒斥于主流就业的可能性之外，经济地位处于严重下降状态；此外，下岗失业后，上述再就业的边缘地位也导致其社会地位的降低；同时由于他们的亲友也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一个家庭夫妻双下岗或多人下岗失业的个案并不少见），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步缩小和封闭，他们也因而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如此整个外在的社会环境提供给他们适应危机的资源和选择就变得极其有限，因而所谓适应对他们而言经常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或者不如称为对危机状态的无从适应。
1、非正式职业：与生命周期紊乱相关联的再就业方式
经济受损的家庭寻求解决谋生问题的方法时，主要有三种适应方法：减少开支、开辟可选择的或补充性的收入来源以及公共援助。关于下岗失业后如何再谋生计，从本次调查来看，有42.6%的下岗失业人员表示现在自己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工资收入或者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打工”、“摆摊”、“干个体”、“捡垃圾”等；14.2%的人表示依靠“以前的积蓄”生活；13.9%和15.1%的人表示靠父母资助和亲友资助；9.3%的人表示自己生活主要靠配偶的收入；17.2%表示是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结合访谈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下岗失业人员的三种比较典型的谋生方式：
第一、“耗日子”：社会边缘性工作
冬天的时候烧烧锅炉，捡捡破烂，耗日子呗。（访谈记录：yhsq2004cm）
现在就靠收点破烂，捡点菜，强维持。一个月就几十块钱。（访谈记录：yhsq2004lm）
打零工呗，就是。走一步是一步，走哪儿吃哪儿呗。（访谈记录：yhsq2004zm）
“耗日子”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地混生活，这类工作大都不计入正式职业范围。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为数不多的下岗失业女工从事“性服务”工作，这当然也应归入非正式就业范畴内，而且也特别体现出与其年龄明显不符的就业性质——生命历程的紊乱状态。
第二、“傻子过年看街比儿（隔壁、邻居之意）”：马路市场的生存方式
一部分找不到正式工作的下岗失业人员依靠无证经营、在街头巷尾做流动小贩谋取生计。这类经营的边缘性质更为明显。
唉，妈呀，看见城管来了，有耗子洞都钻进去。一看见西瓜，拉走，拉去分了。尤其到过节，中秋节，五月节，城管的都出来了，收刮民脂。你看看那边那么多摆菜的，城管天天来为什么不抓呢？人家起个名叫占道费，那就是明摆着送钱。就你这西瓜，你要认识他，他嗖嗖嗖过，你要不认识他，你摆进屋里，他看见了，他都上屋里抢去。这些烤毛蛋的都是谁？不都是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吗？今天晚上要来查了，哇哇哇，手机来了，马上就收起来了。那就赶紧走，走得掉那就好了，走不掉就全被他们弄走了。他要来了，我们就傻子过年看街比儿呗，看人家都收起来了我们就赶快收。看人家咋的，咱也跟着咋的，看人家过年，咱也知道过年了，这就叫傻子过年看街比儿。（访谈记录：yhsq2004mm）
第三、“摊上好亲戚”：亲友扶持和公共援助
除了前一部分提到的“啃老”现象外，下岗失业人员的收入来源还包括配偶收入、亲友的扶持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
就是打临时工呗，一个月挣400多呗。实在不行亲戚朋友借呗，打欠条呗。完了，交养老保险也是找亲戚朋友借呗，你上外面能借来吗？你没有偿还能力，谁借给你？我就是摊上好亲戚能借来钱，有一个好姐姐，有一个好妹妹，有一个好哥哥。我全靠他们借点钱，要不是这样就供不起这个大学生。要是摊不上好亲戚，那我这日子还咋过呢？（访谈记录：yhsq2004xm）
在表示当前有固定收入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问及个人收入主要包括什么时，45.9%的人表示有包括失业保险、下岗基本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金。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时指出，一个断裂的社会正在悄然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出主流社会之外[19]。下岗失业人员在当前生命阶段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是“耗日子”的社会边缘性工作，还是流窜于马路市场的城市游击队，他们谋生的方式都没有进入城市主流的就业方式中。还有部分下岗失业人员谈到，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利用下岗后买断工龄的钱投入股市，但基本上都是血本无归；还有少数人参与博彩业如购买彩票或其他赌博形式，但可以想见这些都不能带来生活状况的改善。社会边缘性职业与主流职业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工作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都很低并且没有合法的保护。由于就业市场中年龄障碍、知识技能障碍和身体健康障碍的存在，依靠社会边缘性职业的收入和寻求社会援助成为下岗失业人员谋生之路上仅有的选择，由此主流社会的大门也随之向他们关闭。而当国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彰显市场经济特征时，也就意味着这些人被愈加彻底地抛出主流社会之外。
2、失业后的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问及“下岗失业是否影响到家庭关系”时，表示“没有影响”的占26.0%，表示“有影响”的占43.3%，表示“影响很大”的占28.2%，表示“不好说”的占2.5%。“有影响”和“影响很大”两项相加占到71.5%。在问及“下岗失业是否影响到被访者在家庭中的地位”时，51.2%的人表示地位“降低了”，44.8%的人表示地位“没有变化”。在问及“与下岗前相比，和家人谈心的次数有没有变化”时，44.2%的人表示“减少了”，45.5%的人表示“没有变化”，6.8%的人表示“增加了”，3.5%的人表示“不好说”。关于下岗对家庭生活状态的冲击，超过半数（52.8%）的人认为生活“差了许多”，30.5%的人认为“差了一些”，11.9%的人认为“差不多”，4.8%的人认为“好了一些”或者“好了很多”。
下岗失业不仅使他们的生计变得困难，更重要的是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缩小和封闭。根植于“差序格局”中的“关系”不仅维系着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联系，更是人们最重要的一项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境中，这种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更有效用。例如在寻找职业的过程中，关系资本不仅是信任的基础，“强关系”也往往对应了职业选择过程中的强效应[20]。而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封闭，就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下岗失业人员面临的正是社会关系逐渐弱化的过程。
（1）婚姻关系
经济受损对于婚姻家庭的影响是显著的。埃尔德在论述大萧条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时指出：失业和收入的突然丧失破坏了婚姻中原有的互惠关系，包括相对的贡献和配偶间的期望，使得在严格受限的消费中做出艰难的抉择成为必要。这些为中伤性的批评，无休止的争吵和敌意的出现留出了空间[21]。在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时期，丈夫或妻子的缺点通常是可以容忍的，而一旦家庭进入某种危机的时候，这种缺点就会被放大，夫妻双方越来越感到对方难以容忍，最终导致婚姻关系的危机。这一点在我们的访谈中得到了印证：
前一段时间我们离婚了么，到现在也没结合呢！我自己过。下岗前的关系挺好，一般不吵。我们俩从结婚到现在从没红过脸，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她是临时工，我是正式工。我下岗后，她能挣来钱，我挣不来钱，那不吵怎么办？就从这厂房一扒，我就不上班了，成天在家东游西逛，下岗之后就经常吵，我退休没保障，人家退休有保障啊，她让我去找厂里的人，我他妈的找也找不明白，我说那你去找，她还不去，给我气的，我说我也不找啦。就这样吵啊吵的，就离婚了。（访谈记录：yhsq2004fzp）
前面引述的关于家庭关系变化的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庭紧张关系的加剧。
（2）亲友关系
几位访谈对象谈到：
我17岁就参加工作了。也就是为了家里减轻负担。我们姊妹兄弟7个，靠我爸一人生活根本维持不了。现在我们哥兄弟几个，去要钱都要不来。一开始亲戚朋友还给借点，现在别人看见我都躲着我。我就说，狼崽子，我（当初）工资全都交家，现在我一个人这样，他们都不帮我。（访谈记录：yhsq2004cm）
我现在交的朋友就是啥，一般都是酒肉朋友，真正办事的真少。谁有钱谁厉害，有钱就有朋友，没钱就没有朋友。这些都是酒肉朋友，到困难时，帮不上忙的。（访谈记录：yhsq2004zp）
问卷调查中，分析失业下岗职工社会交往情况的统计得出了以下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均有超过30%的调查对象表示在下岗后与街坊邻居、亲友和以前的同事之间的交往变少了，与同事的交往减少得尤为明显。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亲友关系、同事关系都有逐渐疏远的趋势。下岗失业人员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在逐步减少，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有很多被调查对象的社会活动圈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内。
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出去过了，走在外面看见花花绿绿的世界心里也不好受。我一般也不和其他同事来往，就连我哥哥他们我也不愿意去。看见别人生活那么好，自己总觉得不得劲。我也不让他们来，我的条件不好啊，谁都有个面子，我现在每天就是和街坊邻居聊聊天，做做饭，我也不愿意出去逛。（访谈记录：yhsq2004wm）
恶化的生活状态与缩小的社会交往范围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些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交往圈内，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随之渐渐封闭。
3、身体与疾病
许多研究表明，个体健康不仅与其自身的生理因素有关，同时也与诸多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前在生命阶段的痛苦经历会在后来阶段的身体和心理上打下烙印。正如埃尔德所研究的“童年经济受损对于成年后健康的影响”所表明的，大萧条对于人们日后身心健康方面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特点等一系列社会因素而间接发生的[22]。对于“4050”下岗失业人员来说，他们成长时期相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他们下岗之后的生存压力、焦虑程度都是比较直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原因。问卷调查发现，被访者对于找不到工作的归因有19.0%是身体健康原因，而且，年龄段越高，回答越集中于年龄和身体方面的原因。
“4050人员”中许多人的身体和心理出现提前衰老现象，不难想象，这与他们生命历程的前期经历有关——20世纪中到后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对这一代人的健康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营养不良的生长发育期，还是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后来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有不少人从事的是高温高热、有毒有害的强体力劳动），都在该出生组成员的身体上留下印记。我们在访谈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在某某事件中落下了某种病根”。除此之外，下岗失业这一事件本身也是影响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表明，生活变化越剧烈，焦虑程度越高，健康状况恶化的可能性越大[23]。而处于底层的人更容易焦虑和不满。在访谈中，有被访者明确表示，“心累，身体跟着也累”（访谈记录：yhsq2004 fm）。图1显示了不同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对当前和未来困难的忧虑。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34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没有稳定的收入”，”找不到工””。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年纪较轻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没有稳定的收入”，“找不到工作”
从上图可以看出，对于年纪较轻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没有稳定的收入”，“找不到工作”和“住房困难”是最令他们忧虑的事情，寻找稳定的职业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而他们对于收入和工作问题显得非常敏感。对于“老无所养”“子女就业”和“无钱治病”等问题的忧虑程度是随年龄增长逐渐上升的。在所陈述的七类下岗失业人员感到忧虑的事情中，有三类事情在4050这个年龄段达到或接近峰值，它们分别是“无钱治病”“子女就业”和“老无所养”。
生活困境和由此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共同影响了下岗失业人员的健康状况。而无论是“4050人员”的早期生活经历，或是近期的艰难生活处境，都与更大的社会结构转变和制度安排息息相关。或者说这些结构性因素在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4、将希望与依靠托付予下一代
在面对危机个体能力无从改变现实状态时，生活期待的转移也是适应危机的一种常见的方式。下岗失业人员更多地将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而这种对未来生命历程期望的转移并非个体现象，而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群体现象。许多被访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这辈子已经完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孩子身上使劲了。
英格尔斯（Inkeles, A）在研究社会变迁与社会性格的关系时指出：经过急剧社会变迁的父母，都会寻求用与本人成长迥然不同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在实践中有目的地进行调整，以训练孩子更好地适应父母眼中变化着的世界的能力[24]。下岗失业的父母对于孩子教育过程的关注，不仅是希望孩子们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轨迹，更是希望通过孩子来改变家庭的境遇。
我对她的期望可高了。在这一片好好学的没几个。我就发这狠，那前儿吧，咱们没赶上好时候，学好学不好以后的生活都那样。那时候没人跟我们说，要好好学习。我就跟孩子说，我要是赶上你这个时候，两个人中有一个成绩好的，我就是那个。我都得去拔尖儿去，我就是没赶上好时候。……你不学习，你将来就没有出息，咱家就全完了，咱们就靠你了。你要是不学习好了，将来没有工作，这一个家就全完了。她毕业以后，我想我的生活不可能就像现在一样。我现在没有钱，我就跟我孩子说，我就是拉饥荒也要让她读书，我们全家就指望她了。（访谈记录：yhsq2004wm）
将自身未能正常进展的生命历程投射到子代身上，将无法实现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子代，也是一种无从选择的适应方式。
四、体验与认知
本文前两部分“常态与变态”、“危机与适应”主要着眼于社会转型与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形塑个体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接下来的两部分试图将从制度[25]的目标群体的角度讨论个体对于制度实际运作的感受与认知，并由此探讨制度设定与制度实践的关系。生命历程理论的四项范式性主题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思想：个体或群体的生命历程不仅嵌入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同时也对此结构产生能动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按照人在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而设置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对于制度的认知及其行动选择就会对制度过程发生影响。因而，从保障对象的角度理解和分析保障制度的内容和实际运作是研究社会保障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1、对自身生命历程的总体体验：挫折感与疏离感
问卷和访谈都明确显示，强烈的挫折感和疏离感是“4050”下岗失业人员在当前生命阶段最主要的体验。
不难看出，怀旧、挫折、无助、失落、孤独、愤懑、怀疑、麻木，是下岗失业人员普遍的心态。如果对疏离感做具体分析，可以看到，76.0%的下岗失业人员下岗后怀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这种心理与年龄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40岁以下和以上两个人群怀有这种心理的比例差异显著。
将自己的一生体验为失败的经历，而这一失败过程的每一阶段都与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事件相伴，这是许多“4050人员”的共同感受。“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最遭罪了，什么事情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没念书，后来又是下岗，日子反正就没好过”。（访谈记录：CQ31517）
（我这一生过得）挺累，没意思，稀里糊涂地过来的。待着都挺累。像你们上班忙忙碌碌的多高兴啊。空虚，空虚就感觉到累。心也累，身体也累。（访谈记录：yhsq2004wm）
值得关注的是，“4050人员”中许多已下岗多年。截至调查日期，下岗时间5年以下的，占37.2%，6-10年的占37.0%，10年以上的占25.7%。在5-10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段内，他们的心态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经历了从刚下岗时的焦虑、惶恐到愤懑、失落，直到逐渐麻木的心理过程。一些无望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喝酒、赌博度日。一位时年48岁的下岗失业人员这样表达自己无奈和麻木的心态：
（问：那您医疗保险都交了吗？）没有啊！没有钱交那个，暂时吃饭都顾不过来啊！我就凭天由命，要是小病就顶过去，要是得什么肝炎，甲肝乙肝，也别治了，治好了弄个肝硬化什么的。给社会减轻点负担，反正中国十三亿人口，还有。（问：那未来几年您是怎么个打算呢？）那没什么，就是混日子，没设想，浑浑沌沌过日子，今天把门打开今天看到太阳了，明天也许看不到了。（问：那您现在有什么担心吗？）没有担心，担心啥？担心什么父母身体怎么样？担心儿女找不找得到工作？不用担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还没到山穷水尽，我自己本身还没有病。身体不能说是特别好。偶尔出去还能干点，还没到山穷水尽。现在对于下岗呢，只能说是无奈、叹息。你说愤怒，已经过了那个愤怒的年代了。精神最近无奈，主要就是无奈。（访谈记录：DBQ20040705）
“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罢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访谈记录:yhsq2004sm）,这可谓“4050”一代对自身生命历程紊乱与错位的最准确概括。
2、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知：“我们是被国家抛弃的一代吗？”
“4050”下岗失业人员经历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全过程，这也是保障制度从单位制向社会保障的转轨过程，而他们承载了这一转型和并轨的主要代价。就此而言，社会保障制度的设定应该以他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即其生命阶段的动态与变态为依据。因而从制度的目标群体对于制度和政策的感受与认识来研究制度，是了解制度实际运作的重要内容。
调查表明，虽然69.9%的下岗失业工人认为了解社会保障政策对自己有用，但他们对相关政策主动接受程度较低，只有39.2%的人主动了解过这方面的政策。74.2%的人下岗后没有去过有关部门咨询本人社会保险的状况，61.9%的人表示不了解本人现在社会保险缴纳的具体情况。下岗失业人员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消极态度，一方面与前述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体验和社会疏离心态有关，另一方面，更是有关制度的实际运作并没有真正起到支持、改善其生存状态的作用所致。
在问及 “对目前国家制定的针对下岗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政策评价如何？”时，23.6%的人认为“好”，3.2%的人认为“很好”，二者比例之和为26.8%；认为“差”和“很差”的比例分别为27.1%和14.5%；认为“一般”的比例为31.6%。而在问及“对现在下岗失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落实的怎么样？”的问题时，认为“好”或者“很好”的比例为3.2%；认为差和很差的比例分别为41.8%和30.0%，两项比例之和为71.8%；认为“一般”的比例为25.0%。从调查结果来看，对针对下岗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政策的评价要明显高于对这些政策在实际中落实的评价。[26]
上述对于制度实践的感知和评价导致许多“4050人员”的被抛弃感：
我跟你说句实话，别看那时候生活苦点，我认可。现在吧，我就是富了，我也不认可。我们在单位，我跟你说，我们都是好工人，我们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国家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跟国家要。现在国家富了，国家倒不管我们了（访谈记录：yhsq2004bm）。
你看干了一辈子工作，到后来是这个下场。这不等于拉完磨杀驴吗？（访谈记录：yhsq2004cm）
现在讲咱们这代人、四十多岁的人都成了渣子了。你老国有企业不行了谁整的，完事儿你把这些工人甩包袱，完事再弄个“4050工程”，又给你们贷款，又给你们找工作的，敲锣打鼓的，那红旗招展的，大喇叭咿哩哇啦的，可究竟有多少真事？你政府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哪怕少给他钱，少给他钱，也给他救命啊，你总整那敲锣打鼓，那就业率多少多少，实际那有啥用啊？能不抱怨吗？社会主义初期建设者，干了一辈子了，到老了总得有个所养吧，最起码吃饭应该没问题，生老病死国家得管吧。（访谈记录：DBQ20040705）
下岗失业工人对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的不了解、不关心和否定性评价，他们普遍体验到的挫折感与疏离感，恰恰显示出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的距离。下岗失业工人实际生存状态的表达和心理状态的宣泄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之间的裂隙。
五、制度与实践
通过上述对下岗失业人员生命历程和心理过程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制度设置与制度实践的感觉。一项保障制度只有同社会现实相适应，只有与目标群体的基本诉求相吻合，才能实现制度预期的社会功能。这就要求制度与制度的目标群体之间在实践中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当前针对下岗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面对的不仅是稳定社会中正常的生命历程，而且是转型社会中大量的非常态的生命历程。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失业工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诉求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绩效。
1、常规制度与有悖于常态的生命历程：社会保险还是社会救助
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设定是与个体的正常生命历程相联系的。针对“4050”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是：通过再就业工程促进他们的再就业，通过收缴各类社会保险金实现对他们的社会保障，这是一种“再就业就是最好的保障”的思路。如果按照社会人的常态生命历程来看，这样的制度设定是大体没有问题的。然而“4050”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并不是一种常态的过程，而是因社会转型、制度并轨等重大社会历史变迁而发生紊乱、错位、丧失的生命过程。根据常态生命历程而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面对的却是变态的生命历程，因而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会遇到很大的困境。
首先，对“4050人员”来说，下岗失业之后再就业的希望渺茫。年龄、身体、技能几方面因素都是他们再就业的障碍。问卷调查显示了他们对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归因，分年龄段来看，被访者对于找不到工作的归因与年龄段关系密切，年龄段越高，回答越集中于年龄和身体方面的原因；年龄段越低，则倾向于文化、技能、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35岁以上年龄段，选择找不到工作是由于年龄因素的比例已经超过50%，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所谓“35岁现象”符合。
按照个体正常的生命历程，认定40—50岁的人还具备工作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失业和不能再就业主要是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个体的职业能力是次要的。因而，将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运行的前提逻辑放在“4050”再就业工程上是不切合实际的。现实中也不难发现，“4050工程”和各种“再就业工程”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问卷结果显示在参加培训的下岗失业人员中，半数认为培训对再就业“没有用”，20%认为“有用”，其余30%表示“不好说”。根据本次调查结果，75.4%的被访者原单位再就业中心没有提供过就业信息，24.5%的提供过就业信息。
其次，从下岗失业人员缴纳有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来看，缴纳的比例很低。根据本次调查，去除表示养老保险由单位缴纳或者由个人和单位分担及其他特殊情况，在表示个人承担社会保障的下岗失业人员（N=777）中，35.5%的比例表示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表示个人缴纳医疗保障的比例更低，只有5.4%。从未交原因来看，大部分是相对于收入的费用标准问题。在未交养老保险的人中，76.1%的比例表示“费用高交不起”，7.5%的人表示“不知道怎么办理”。在未交医疗保险的人中，71.5%的比例也是如此表示，12.5%人表示“不知道怎么办理”。对这两种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从被访者自陈原因来看，有相当比例是由于单位原因，如“等待企业破产给交”，“认为应该由单位交”，或者是集体企业社会保险问题悬置等。[27]
从“4050人员的现实状况来看，在再就业与享受社会保障之间构成一种悖论关系：不能再就业何来稳定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如何缴纳费用相对较高的社会保险金？不缴纳社会保险又如何能享受社会保障？在这样一个循环中，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和绩效受到极大的挑战。
在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过程中，“4050”下岗失业人员是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代价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称自己是“为共和国而牺牲的一代”并不为过，这清楚地体现在他们被打乱的生命历程之中。面对这样一代人的实际生存状况和实际诉求，在帮助、扶持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安排中，更应该偏重社会保障；在相应的带有社会救助性质的社会保障和市场化运作的社会保险中，更应该偏重社会救助的社会保障。这不仅仅是顺应下岗失业人员的实际诉求、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更是关系到社会公正的根本性问题。就此而言，一味地宣传“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只是不切实际的期许，而个别的“再就业明星”、“创业典型”也不能代表广大“4050人员”的未来方向。
2、静态的制度设计与动态的生命历程：再过十年又如何？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生命历程是一个连续性的、动态的过程，前一阶段的生命经历和体验会对于后一阶段乃至整个生命过程有重要的影响。而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利益诉求和表达也是变化的。作为生命扶助与支持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以目标对象的动态生命过程为依据来设计和实施，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以“4050”下岗失业人员为例，再过10年，他们就是“5060人员”。不难预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就业动力会进一步让位于获得社会保障的要求；今天的“4050人员”还能从事一些社会边缘性工作，10年之后他们还能以此为生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有老可“啃”，待他们的父母一代过世后，他们将何以依靠？他们目前尚身体健壮，10年后疾病缠身时又该怎么办？在他们生命历程的下一个阶段，无疑将非常需要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和他们仅有的“理性选择”，他们那时能够获得这些保障吗？更让人忧心的是，“4050”现象并不是一种个别的社会现象，而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生命现象，是会影响到全社会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事实”！虽然人们不时听到唱给下岗失业者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之类的鼓励之歌，但事实上他们自己最清楚，生命历程不可能“从头再来”！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失业下岗问题和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能使我们获得贯穿个体生活事件与宏大社会历史变迁的眼光。较之生命历程理论的创始者们的研究，中国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提供了更多的国家与制度形塑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内容；而且更具社会意义与学术意义的是，个人生活史和对此历史的感受与认知揭示了作为文本的制度（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与作为实践的制度（制度运作与政策的实施）之间的距离和复杂微妙的关系。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的制定要与动态的生命历程相适应，要具有目标长远一些的前瞻性，要能够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和隐患。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要将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命放在有关制度的思考、决策和实施的核心位置，而这也应是社会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来源。
参考文献目录：
黄希庭，《现代心理学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C. W.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
Bradburn, and Norman, M,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Press, 1969.
Riley, White, Johnson, Marilyn and Anne, Aging and Society: A Sociology of Age Stratific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2.
Whyte, Martin and Parish. William,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1] 本文是“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研究”课题分报告之一。所用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均来自课题组2003年—2004年在长春和沈阳两地进行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070份，收回有效问卷976份，有效率91.2%；访谈资料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多次赴长春和沈阳两地进行田野调查所获约50万字的访谈素材。具体的数据分析详见本课题“基础报告”。本课题得到香港乐施会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2] “4050人员”指的是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这一指称已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当事人普遍使用。
[3] G. H.埃尔德、葛小佳，“变迁社会中的人生——生命历程及其中国的实例”，郭于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卷，1998年8月。
[4] 周雪光、侯立仁，“文革中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毕向阳译，《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生命历程（life course）指的是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生命周期（life cycle）概念把生命阶段和世代连接起来，将个体生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6] 对此瑞雷（Riley）等在《年龄和社会》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他认为，在某一时点上，不同的“代”所处的等级位置是不一样的。年龄等级（age-hierarchies）规定了在某一年龄所拥有的生活机会、权力、特权和酬赏（Riley, 1972）。
[7] K. 曼海姆，《代问题》，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8] J.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桓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9] R.E卡拉奇，《分裂的一代》，覃文珍，蒋凯，胡元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0] 曼海姆认为，同年龄的群体有着同样的历史地位，这种同代性注定了这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人在性格模式上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经历和思维模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他的“代单元”概念体现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他所指称的 “代内冲突”概念体现了个体行动者的能动选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11] G. 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12] 此项访谈记录来源于在长春市某大型国有企业社区所得访谈资料。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下岗人员较多，2003年长春市就业办特别针对该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举办了两次招聘会，每次招聘岗位都有1000多个，但招聘结果仍然不理想，绝大部分下岗职工无法应聘到职位。
[13] 关于“新失业群体”概念，请参考本研究项目另一专题“他们不再是孩子了——关于中国城市‘新失业群体’现状的一份社会学报告”（作者吕鹏），其中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14] Neugarten, B.L and Hagestad, G.O., Ag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VanNostrand Reinhold, 1976. 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有时这种偏离也会造成某些正面影响。
[15] G. H. 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89-114。
[16] H.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 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整合和绝望是老年期的主要特征。回忆往事，安享晚年，并从容面对死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18] G. H. 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12-18，3，422。
[19]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0]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21] G. 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22] G. H. 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341-359。
[23] Hinkle, L.E and Wolff, H.A,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 of This to Illness, in A.M.A.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57.
[24] Inkeles, A. Social Chang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Role of Parental Mediation,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Ⅱ. 1965.
[25] 在本文中具体体现为社会保障制度。
[26] 关于办理下岗证、再就业、基本生活保障金、单位和个体交纳社会保险、低保等具体社会保障政策的认知和评价，可参考本课题基础报告的数据，此处不赘。
[27] 关于未交费原因，收入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下岗工人认为最重要的社会保障项目——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来看，制度环境、收入约束和策略选择共同限制了保险费用的缴纳。详见本课题分报告“制度与参与：下岗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行为研究”（作者毕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