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这个偏远的西北山村——骥村有了一些变化。因为这里是我们进行二十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历史研究的调查点，几乎每年都要来村里住上一段时间，只是这三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安排。村里通了“油漆路”（当地人柏油路的称呼），路边栽了“风景树”（用作观赏的柏树）和“大雏菊”，一条车道绕行到原先只能缘坡而上的“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是纪念毛主席1947至1948年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在此生活战斗过，它的前身实际是当地声名远播的大地主的庄园。这一称为“新院”的院落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由毕业于同济大学并曾留学东洋、主攻土木工程的马氏子孙设计修建，历时十年而成。其“主体建筑为十一孔石窑，有出有收，一破呆滞。平面成倒山字形，穿廊挑檐高昂大方，挑石细雕应龙祥云，搭檩飞椽举折，檐随窑转，回折连接，檐面青瓦滴水，窑上砖栏花墙。……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成为窑洞建筑的典范”（引自《马氏家族志》）。

当年毛主席看到这处窑洞院落后称到：“果然名不虚传。这窑洞整齐漂亮，还是新的，太好了！”在毛主席率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在此“住的时间最长，也住得最安宁”。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这里发出了“小米加步枪”的动员令，写下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四十篇文章；此外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也在此召开。这所地主庄园因为毛主席“生”（方言：居住）了四个月而成为当地的一处“重要的人文资产”——1971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12月26日恢复原貌，开放展出，命名为“毛主席旧居”。近年又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革命纪念馆”，尤其是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中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普通门票19元，邮资门票20元；此外，修路、栽树包括周围山上的绿化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红色景点实施的。“旧居”所在的村庄也因此而获全国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

“新院”变成“旧居”，不独是房屋功能、属性的改变，更是象征和意义的转变。重要的是村民也已经完全认同了这种变化，他们非常一致地以“旧居”指称那处地方，如果不是那院落大门上镌刻着“新院”二字，这个名称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虽然村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从这一原本属于村庄的“景点”获取不少好处而这些好处与村民全无关联多有抱怨，但并不影响他们对“毛主席旧居”的认可和景仰。

发生这种功能、属性和象征转变的还不止“旧居”，当年马氏家族的祠堂和学校也正在经历这种变化。作为重视教育、尊崇“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马氏在辛亥革命后改私塾为学校，马子衡在寨子上最高的峁顶修建三孔石窑，办起私立小学，命名为“讲堂”。办学经费由家族庙产提供，教师伙食由各户上学子弟家中收集的粮油解决。1916年马重光还办起女校，使马家的女儿和年轻媳妇们也能够上学。到40年代马氏家族的这所“扶风小学”改为县办公属，不仅马氏子女，其他姓的村民甚至一些长工、佃户等穷苦人家的子女也有了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这里走出了诸多的文人、官员（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学者、专家、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任扶风小学校务主任的润书受族长委托，在子衡修建的“讲堂”北面又建起了三楹二进的石结构大开厅作为马光裕堂的祠堂，祠堂内设祭祖贡案、神主龛，供奉自先祖嘉乐开始的各门各辈祖先牌位。至此，“讲堂”与祠堂成为不仅是马氏家族的物质与精神财产，也是村庄里最重要的人文景观。

1947至1948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居住时，祠堂曾经作为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址，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宜川大捷后，在这里召开祝捷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讲话并与干部、战士和群众一起扭秧歌庆祝胜利；1948年3月10日，就在扶风小学前的空场上，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干部和战士做了东渡黄河转赴河北的动员报告，据说毛主席发布东渡动员令即在此地，因而该地被誉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标志着革命转折点的革命遗址。

当我们在冬日暖阳下爬上峁顶的时候，“讲堂”和祠堂内外都正在大兴土木，往年来这里所感受的荒芜寂寥已经被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替代。问及工程组织者和干活的民工，都回答说将建成革命遗址，与“旧居”一起成为供人们参观学习的革命教育基地。

这里当然是名符其实的“遗址”，但问题是究竟谁是遗址的主人？是专属的遗址还是共享的遗址？这问题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含义。近些年我们听闻不少有关遗址的争抢事件，例如有关李自成、诸葛亮之类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之争，而且不仅他们的出生地，甚至他们活动甚至死亡的地点都发生过争夺。我们不禁会联想，骥村的“遗址”会不会有这类争夺呢？答案也很明确，在所有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乃至生存资源都被垄断的情境下，象征和话语的争夺几乎是无从发生的。

我们所看到的是，遗迹的象征和意义被重新生产出来，我们所能想到的是，历史的构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的被占领与遗址的被占领一样地发生，历史按照同样的逻辑被书写、被表述和被接受，这样的逻辑正是我们一直苦心探求的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

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历史，那里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阶级关系、邻里社区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上演着无数普通人琐细卑微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里的人们对亲历的历史有着自己的解说和评价；然而在大历史的舞台上这些非正式的历史都是隐而不现的，或者因为其零散混乱而根本没有显现的资格。地方史、村落史和普通人的历史构成我们收集和研究口述史的主要内容，在进行这样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时会经常遇到来自外部和内心的疑问：这些历史是真实可靠的吗？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讲述者的记忆、情绪、心境乃至人格的影响？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因为今天的现实而发生改变？

在骥村，一个土改时斗地主的事件为村民们广为讲述，这个“故事”我们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事情的大概过程是：1947年末骥村土改斗争地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这里居住。与周边许多村庄的做法一样，为了逼地主交出金银元宝，采取了吊打斗争的方式。当时有三个（另一种说法是四个）地主及地主婆姨被吊在柏树上用麻绳蘸水抽打，有的还压了石板。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在稍后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专门强调，“共产党原则上要主张废止肉刑”，因而实际上这种斗地主的方式在骥村只持续了一天。村民们今天依然说“骥村的财主洪福大得恶（方言：非常大）了”，“财主沾了毛主席的光了”。当时毛主席是从照看小女儿李讷的保姆（另一说是警卫）那里获知吊打地主之事的，村民们对这一细节的讲述极具场景性和生动性：“毛主席一天没看见小女儿，后晌看见李讷就问，‘李讷李讷你哪串去了？’（注意完全是用当地方言）李讷回答说‘我看打人去了’”。毛主席就此知道了下面发生了什么并且及时采取了措施。

同样是从村民的讲述中得知，当时中共中央（称为“亚洲部”，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在骥村的寨子上居住，警卫班、警卫排、警卫连布局严密、各守其职，老百姓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人物，当然也没有可能看到听到他们的行动和言语。所以上述场景和对话可想而知是村民用事实加想象进行的创作，然而，谁能否认事件的真实性和村民对其真实的感知与理解呢？更何况，历史都是建构的产物，白纸黑字的历史、官方的、正式的历史难道不同样是人的创作？所不同的在于那是文字和话语的支配者、权势者的创作。当地人和亲历者有权力和能力讲述和评价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一种历史的讲述和被灌输某种历史观。

那些被重构了的历史和那些被占领的遗址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和发现。那些被告知历史的人们，作为被教育、被治理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在历史的建构中消失了踪影，埋没了声音。口述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讲述和评价至少应该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而底层的历史和底层史观在宏大叙事中的淹没和呈现对于揭示共产主义文明的机制和逻辑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