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书中收录了康德的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读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大家就是大家，经典就是经典。文章虽然已经写就二百来年，却有着穿越时空的透力，散发出一种永恒而深邃的光芒。康德这篇文章是针对启蒙运动而写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启蒙运动是一次人类思想的大解放，它把人类从自己制造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第一次把人而不是神、把个体自身而不是把外在权威置于思考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同样有着与当时启蒙运动相类似的外部环境：文革中的造神运动已经远去，但“人”似乎仍然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羞羞答答的主题（如对人权一词的敏感）；外在的政治与思想权威在人们的内心实际上已经崩坍，但替代的只是个体私欲的无限膨胀，而非个体理性的充分弘扬。或许正是这种背景的类似性，才使得《什么是启蒙？》一文才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现实感，让人觉得已远逝于历史殿堂中的康德仍然在把握现代社会的脉搏。
启蒙涉及到方方面面，对中国来说，关于民主的启蒙或许更加重要和突出。就这方面而言，笔者以为《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前几段真是字字珠玑（我虽不一定完全赞同但确实认为他的每个字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故此形容之），一言一语均点到当前中国的痛处与痒处，特不惜篇幅录之如下（以楷体表示），个人感想则以括号附之于后，祈与读者共相析赏：
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这个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人们在没有别人的指点时，无力使用自己的知性。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己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当没有别人的指点时，他缺乏使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要勇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口号。（然其言哉！我们目前不就处于一种关于民主的“不成熟状态”吗？并非我们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而是我们大多数人确实还缺乏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决心与勇气。这里或许有个人的怯懦，但更多的是在多年政治、思想运动之后的必然反应。以至于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民主是个好东西”了，但关于民主的讨论还是不免有点扭扭捏捏，因为一种或不正确但肯定很强大的潜意识在告诉我们：别人是有背景才敢这么说啊？别人能说的，你就能说么？在这种环境下，“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确是一件难事，但也确是民主启蒙的前提。如果连民主是个好东西都不敢大声承认，还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呢！）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部分人，在自然把他们从外在的引导中释放出来（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却仍然要处于长期的监护之下，为什么别人会如此轻易地就使他们自己成为这一大部分人的监护人，其原因就在于懒惰和怯懦。不成熟状态是如此地安逸。如果我有一本能替我理解的书，有一位能替我拥有良心的牧师，有一位能替我规定饮食的医生，等等，那么，我就不需要使自己操劳了。只要能够将就，我就不必思考——别人会非常乐意替我从事这些讨厌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种“长期的监护”状态下很久了，许多人也确实很感“安逸”。不是吗？可以放心大胆的捞钱嫌钱，可以无所顾忌纵欲享受，只要你“不必思考”、让别人替你“理解”、安心接受各种理论与思想就是了。我们很懒惰，因为思考需要付出各种无形的艰辛，而赚钱与享受则充满了现实的诱惑，谁还愿意努力地去干“傻事”呢？我们也很怯懦，因为思考往往要付出代价，特别是你如果“思考越位”的话。但问题在于，到底有多少人在这种状态下始终感到很“安逸”呢？那些失地的农民，那些待遇菲薄、受到歧视的农民工，那些下岗或失业的工人，那些各种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会感到“安逸”吗？如果他们感到不是安逸而是愤怒与痛苦，那么懒惰与怯懦是否还有足够的阻力使他们长久地呆在这种“不成熟的状态”，我想是一个问题。）
有更大部分的人（包括全部女性）认为向着成熟的进展会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除了认为它是非常艰辛的之外——那些已经友好地僭取了他们的监护权的监护人留意着这一点。监护人首先使他们驯养的牲口默不做声，并确信这些温和的生灵，即使没有那些拴系他们的马具，也不会胆敢向前走出一步，在此之后，监护人就会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试图要独立走出这一步时会威胁他们的危险。然而，实际上，这个危险没有如此严重，因为，在跌了几次跤之后，他们最终是会学会独自走路的。但是，一次这样的失败，就会使他们提心吊胆，而且往往会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做任何进一步的尝试。（首先要指出，康德这段的第一句话有歧视女性的嫌疑，这是不对的。但他指出了一个民主建设方面的真理：只要起步，虽然跌跤在所难免，但总会学会独自走路的；如果因为怕跌跤、怕危险，就再也不敢迈开步子，那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不成熟的状态”了。不幸的是，正如康德所言，因为怕危险而不敢迈步子的人，不只是一些“监护人”，许多被监护的人也相信这些话了。）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要使自己从那种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他已经爱上了这种状态，而且，事实上，就目前来说，他没有能力运用他的理性，因为没有人允许他去做这样的尝试。规章和程式，这些合理地使用，或者不如说是误用他的天资的机械工具，就是对他的一个永久性不成熟状态的禁锢。凡是要抛开这禁锢的人，也就只是在最狭窄的沟渠上做一次不可靠的跨越而已，因为他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很少有人通过他们自己心灵的奋斗成功地摆脱无能的状态，迈出从容的步伐。（如康德所言，当前确实有不少人是“爱上了这种状态”。但我上面也指出，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感受到“安逸”，因此不可能“爱上了这种状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你爱不爱，我们中的多数可能“没有能力运用他的理性，因为没有人允许他去做这样的尝试”。因此，民主建设过程，如果启动，也难免跌跤，甚至难免步入歧途之险。但责任不在人们，而在于“监护人”没有给他们尝试的机会。如果要尽量减少跌跤的危险，就只有像小孩走路那样，先扶他们走，再放手让他们走，逐步给他尝试的机会。如果只是一味的把小孩抱在怀里，到了小孩再不肯被抱时就把他丢在地上让他自己走，这时小孩跌跤当然是父母而非小孩自己的责任。）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确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只要赋予了自由，启蒙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因为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认定是大众的监护人中间，也总会有某些独立的思想家，他们在从自己的肩上，扔掉了不成熟状态的枷锁以后，就会散播那种合理评价自身的价值，以及为自己思考是每个人的天职的精神。但是，要注意的是，事先已经被他们的监护人套上了这种枷锁的公众，如果他们被某些能够自己启蒙的监护人煽动起来去这样做的话，在事后他们就会迫使这些监护人把自己留在枷锁之中——灌输偏见是如此有害，因为，他们最终会报复他们的栽培人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由此，公众就能够逐渐地获得启蒙了。也许，通过革命，可以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欲心或权势欲的压迫，但是，却不能实现思维方式上的真正变革。相反，新的偏见也会和旧的偏见一起成为广大缺乏思想的大众的枷锁。（康德给我指出了民主启蒙过程中的两个要素。一是自由，这是民主的动力。当人们得到思想与行动自由时，民主总会慢慢诞生与完善。就像小孩一样，只要开始被允许走路，最终就一定能学会走路。二是革命，这是民主的危险。激进的革命只会破坏民主而不会促进民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监护人受到了恶报，但民众也没有益处，取而代之的不过是新的监护人而已。民主建设仍像小孩走路一样，总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如果小孩定要一开始就自己完全走，必定摔个大跟头无疑。由于他那刚刚得到锻炼的脆弱的骨头当时还经不起那一跤，给他带来的痛苦是特别沉重的。那时，他要么还是回过头来求助父母，要么就是再也不肯迈一步，永久躺在父母的怀中，永久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了。）
2007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