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曰：“生别犹怏怏，死别复何如？”公刘兄的恶耗传来，哀伤填塞心头，泪水不禁溢满眼框。不久前，听说他脑血栓复发住在合肥一家中医院，后因肠梗阻急需转院开刀治疗。而他所在的文联单位又缺乏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中，他唯一的女儿小麦求助于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请安徽省委宣传部长亲自过问，他这才顺利地住进省立医院……
没想到，如今他真地走了，走的如此宁静，宁静里甚至带有些许的凄楚与悲凉。作为他的诗友，近半个世纪前与他结识的崇拜者，怎能抑制心头的悲痛？我油然想起一个英国人的话，“英国宁可没有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一
在我的记忆中，公刘兄比我年长五岁，1954年第一次见他是在北京南郊莲花池。那时我们虽然同属总政文化部。但他是创作员，是光华四射的青年诗人，刚从云南边疆“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来到首都，闪耀京华。而我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当编辑，是怀揣他的诗集《边地短歌》见他的。当时我能背诵他许多清新优美的短诗。虽然时光流过了近半个世纪，可如今我仍然记得那“鼓声冬冬，鼓声冬冬，/是哪个卡瓦寨，/在把祖先祭奠？/……鼓声冬冬，鼓声冬冬，/尽管人正入睡，/然而心早已失眠……/卡瓦族兄弟啊，/何时，我能帮你们，/换一副欢快的鼓点？”（《夜闻木鼓》），而那首“我打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的《西盟的早晨》和“。。。哨兵肩上的枪刺，/才是边疆真正的山巓。”（《卡瓦山组诗》）更为我们编辑部几个年轻的编辑所喜爱。因为我们都向往着做一名军旅诗人。虽然大家也都已发表过一些短诗，但却将他看成老师和兄长。
记得后来上海《萌芽》杂志即将创刊时，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青年文学刊物，号称未来作家的摇篮。我写了以“大海与哨兵”为题的五首短诗，曾经请公刘指点后才寄出的。不久三首发在发表在《萌芽》第二期，两首刊于专集上。
1955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同在一起听报告，宿舍相距不足30公尺，但彼此之间很少交谈。因为严酷凝重的政治气氛弥漫在莲花池畔的小小院落。反胡风运动正在这里展开。总政文化部派来工作组直接领导。作家们全天学习。我们编辑部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每个人都要对照检查交代：与胡风集团成员有何联系，所受影响，来往信件，等等。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如坐针毡。《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同志因看了《洼地上的战役》（反映志愿军人员与朝鲜姑娘的爱情），给作者路翎写过一封信，其中有类似这样的话：“读了你这个精彩的短篇小说，我真想把我的书烧掉。”为这件事，杜曾一再检讨并被批判多次：严重丧失立场，向资产阶级文艺投降。
当时莲花池还有不少部队作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因和胡风集团成员熟悉或有书信往来，因而被迫检讨交代问题。
也就是在时候，有一天，我看到《文艺报》上刊载艾青评公刘诗歌的文章。作为诗坛泰斗的艾青，给予公刘诗歌很高的评价。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年轻编辑都为公刘而欢欣鼓舞。中午从饭厅返回宿舍的路上，我将这信息告诉他时，他只朝我笑了笑，一句话也未说。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进行检查，几次都未过关，政治高压使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沮丧可想而知。
紧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公刘又是小组重点审查的对象，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一段时间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连上厕所也有人紧跟着他。其实，公刘在青少年时代就参加学生运动，是热情喷涌、正言不讳的爱国革命青年。他在江西省南昌中正大学读书时，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被国民党特务写上了黑名单，被盯梢，险遭逮捕，逃至上海。最后又逃亡香港，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编全国学联的杂志和文汇报副刊。他这一段历史是很清楚的。可是在绷紧阶级斗争之弦的人们看来，这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但当时领导小组成员中也有同情他的。如我们的主编刘亮（时为“解放军文艺”理论组长，曾是社淮海战役时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就非常欣赏公刘和白桦等人的才华。他曾告诉我说，“公刘在香港那一段历史没问题。当时乔冠华同志领导文汇报，知道他的事。”
二
公刘刚正坚毅，直而不倨，尽管受到反胡风与肃反中的不公正的审查，然而，他豁达大度，事情一旦过去，他胸中诗人的激情依旧汹涌澎湃，直泻千里；他对理想的追求仍然锲而不捨，勇往直前。他在《五一节抒情》中抒发了这种诗人情怀：“。。。整个世界都站在城楼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歌，中国在舞，/。。。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年秋天，公刘到上海参加一个有关电影创作的会议，并在那里欢度国庆节。这是他离别这座东方大都市七年后的旧地重游。1948年他被国民党当局追捕而逃亡上海时，住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时刻面临着贫病饥饿和特务的多重威胁，最后不得不流亡香港。如今，他作为一个诗人，同时又是革命军官，身处朝气蓬勃的新上海，看到上海的夜晚是“淡红色的天，淡红色的云，/多少个窗子多少盏灯，/甜蜜，朦胧，宛如爱人欲睡的眼睛。”《上海夜歌（二）》
特别是，他站在国际饭店（《上海夜歌（一）》）的顶楼上眺望：
夜幕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
……纵横的街道是诗行
灯是标点。
他的《上海夜歌》《运杨柳的骆驼》《五一节抒情》以及其他一些短章皆是八行体，在《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新观察》发表后，立即受到诗坛和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些晶莹圆润，朗朗上口的短诗，无论思想的明朗，意象的新颖，艺术的力度，都堪称一绝。无疑地成为诗坛吹拂的一股清新的风，一时追随者摹仿者甚众。记得部队有一位诗人写战地景象，也用“纵横的堑壕是诗行，敌人头颅是标点”。立即被读者看出是东施笑颦之作，成为讥讽的趣话。
在这期间，他的电影《阿斯玛》，长诗《望夫云》，短诗集《在北方》，《神圣的岗位》等都相继出版发行。人们公认，他是建国以来最为才华横溢的诗人。
三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想不到四十年代上海一位女作家的话，居然又印证在我们身上。“志愿军一日”四卷本（100万字）完成后，编辑部解散了，我们几个年轻编辑谢绝“解放军文艺社”的挽留，各自回到了部队。不久都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批判。就在这时候，听到公刘和白桦还有刘亮同志等在北京被打成右派的消息。白桦下放上海当工人（因他妻子是上影厂著名演员），刘亮下放保定地区农村劳动，公刘则被发配到山西郭堡水库劳动，全都是改造。当时公刘的妻子为此与他离婚，抛下牙牙学语的女儿走了。公刘只得带着女儿小麦去山西劳改地。从那以后他们父女孤苦零落，相依为命。
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见到见到公刘时，是他来上海为《收获》杂志写宝山钢铁厂的一位总工程师的长篇人物特写《裂痕》，那时他刚平反从山西调到合肥，一面创办安徽省文学院，一面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诗人邵燕祥说，“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公刘的诗如久久深潜的地火冒出地面，火山爆发的岩浆滚滚奔流，他写的《上访者及其家族》，《从刑场归来》，《车过山海关》等，或写民间疾苦，或评是非功过，或呼天抢地，椎心泣血，振聋发聩；以诗人的全生命全意识追问历史，震撼读者的心灵。”（〈忆公刘〉）
1985年10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牵头，有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六家电台和〈华夏诗报〉共同主办的“海洋诗会”，为创作一套朗诵诗供六家电台春节播放。特邀请了公刘，柯岩，岑桑，韩笑，柯原，纪宇，李刚和陈松叶等诗人参加，我也忝列其中。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沿着海岸线，走访了十五座城市，和公刘、柯岩等诗友们朝夕相处，同餐共饮，谈天说地，议诗论文，度过了一段极其愉悦舒畅的时光。
在海洋诗会期间，应酬很多，每次即席演讲，或书写题词，总是推举公刘，他才思敏捷，随机应对：讲话时沉稳庄重，既热情洋溢，又言简意赅；题词时，引古论今，性灵意绪，既妥贴恰切，又韵味隽永。特别是他的颜体书法，笔态遒劲，殊有骨力。同行的诗人作家们也每每点头赞许，由衷佩服。
公刘兄有几件小事给我印象特深：一是到深圳住宾馆时，领队在服务台办理住宿手续，我们坐在大厅休息，有一位编辑躺在沙发上，脚也翘在沙发扶手上，姿势很不雅观。平时非常随和宽容的公刘，突然严厉地叫喊那位编辑的名字，请他坐起来。二是去广州市郊某处参观，我们的车先到。但门卫挡驾不让进，说是要等重要的客人先进，然后我们才能进。大家耐心地等，过了约半小时，客人还没有来。大家有些心急，问是哪里来的重要人物不遵守时间？有人探听回来说，“重要的客人”原来是上海大世界旅行社的游客。于是，年青的诗人有些愤愤不平了，建议派人去联系。广东台的一位同志回答：“可以。”公刘纠正他说：“不是可以，而是‘应该’。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时间并非如此不宝贵。”三是在广州拜访老诗人芦荻。我们驱车来到他家时，老诗人热情周到地接待，并且拿出他新写的一组诗，谦虚地征求意见。我们轮次看过了，最后传到公刘手中时，他仔细而又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震动了。我深深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羞愧。因为老诗人的诗我看得很匆忙，心想这只是社交场合的一种应酬，后面还有人等着，何必认真呢。但是公刘“不”。他不仅看得仔细，而且还诚恳地提出建议，供老诗人修改时作参考。这就是原名“刘耿直”的公刘。幸亏我的好友诗人郭在精当时拍了一张照片留驻这难忘的时光。如今，芦荻和公刘已先后谢世，我再睹这张旧照，真有“天涯藐渺，地角悠悠”之感。
后来和公刘兄相聚较少，只收到过他寄赠的一本诗集。其中收有他在海洋诗会期间写的一组诗，类似一种交响乐，气势磅礴，体现了公刘后期诗歌的深沉激越雄健凌厉的风格。
最后一次见面，是移民来澳洲的前一年。他从南方一个城市参加诗会归来途经上海，诗人赵丽宏在绍兴路一家幽雅的餐厅设宴为他洗尘，邀我前往。三人同座，好友重逢，心息相通，无所不谈。他对我担任一家刊物诗歌大奖的评委，稍有微义。并说“这种没有真正意义的事，以后不要再作。”他还是这样真诚坦率，令人难忘。丽宏和我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他已患脑血栓多年，几经抢救才站胜死神。毕竟二十多年的折磨，精神和躯体所受的创伤太重了。复出后，他创作激情喷涌，日以继夜，用脑过度，致使脑梗塞并颅内积水。那时，他虽对创作有信心，但语气中仍对环境与身体流露出些许的沮丧。没想到，这一次竞是永诀。
遥望南天，哀思何诉？惟有江淹《恨赋》所言“齎志没地，长怀无已。”
2003，1，24，夜，悉尼
（原载澳洲《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