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已经过去50年了，作为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者，我对这个运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20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获得了批判这个违法运动的权利，也背负着总结这个惨痛教训的义务。特别是当我想起成千上万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里被过度劳动和饥饿夺去了生命的难友时，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承受他们的嘱托，在为他们讨回公道的同时，对“反右”这一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青春的国家罪错 ，作出应有的评判和谴责。为了历史的公正，为了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前途，为了安慰殉难者的在天之灵，我们应当反思这场劫难，把这场深重的灾难转化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在这个号称“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们却无法对“反右”运动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评论。我们被迫面对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不许开会、不许发表文章的禁令，这种违反民众要求、违背民族利益、违宪违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责任来批判与总结“反右”运动。本文拟从民主革命的角度对“反右运动”做一些简略的回顾与透视。

一、“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封建专制主义

要对“反右”运动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反右”运动。中国的近代史是民主主义呼求不断突破封建专制主义，也不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摧残的历史。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展现出一条民主与专制之矛盾消长的曲线。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相比，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现代民主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只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在两者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主义经常处于劣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里，这个迹象尤其明显。

20世纪40年代中共与国民党逐鹿中原时曾标榜新民主主义，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1945年毛泽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2]他在同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具有合法地位；政治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府机构里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占相当比例。这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现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格局。但是，中国的民主主义社会建立才4年，毛泽东便把这个承诺完全弃之不顾。

1953年，中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改组了政府机构，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不再让民主人士担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反胡风等方式，树立起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之绝对权威。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4]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这样的方针完全离开了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违背了他向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

此后建立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四垄断”的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却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切特征。看来，通过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国，不是从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而是从民主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知识分子阶层与新专制制度的天然对立

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它留在政府机构里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为了点缀一党专政而陈列的摆设。工人阶级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权为共产党所垄断，甚至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也被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两位领导人李立三和赖若愚，都因为强调工会的独立性而先后被免职。至于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农民阶级，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两三年后便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他们连处置粮食的自由权利都丧失了。当时，农民曾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抗争，但无力回天，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96.3%。[5]农民阶级沿着“初级社”、“高级社”（后来还有“公社化”）的道路，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沦落成为雇农（“公社化”后则成为农奴）。

这样，中国社会在反右运动以前的阶级图谱上，占有显著位置的就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了。其一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代表着社会的民主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因而就成了传播民主思想和兴办实业的先锋。国共决战时期，在贪贿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鼓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共产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建国之初，尽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调整、镇反肃反等措施曾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和文明理念，从批《武训传》到批俞平伯等一系列批判运动，更是挫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赖，但他们的多数仍然相信并希望党和政府会选择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这就使他们与那个强大的统治集团及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因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以专制特权和高度垄断为特征的新专制主义制度，因此，新专制制度一旦确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怀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阶层处于对立的地位。

另一个阶级或阶层便是占据统治地位、并体现着封建专制力量的强势集团，它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领导着强大的军队，还拥有雄厚的意识形态储备。它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民主自由为号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后，却不等这个制度完善巩固便急急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历史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必然会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为了维护这个被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体制，他们警惕地注视着知识分子的动向。因为这个既承袭了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阶层，是当时唯一有能量有条件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社会力量。只有迫使这个阶层完全臣服于自己，才能巩固、完善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和扩大作为这个制度体现者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即铲除了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完成了经济领域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随即便发动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即铲除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实现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化极权化。

由此可见，在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完成经济基础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这两大社会力量当中，一个要求民主自由，一个执意加强专制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势不可免。由于实力悬殊，加上专制集团早就布阵以待，知识分子却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因此，风云初起之时，这场冲突的胜负便判然分明了。

三、1957年春夏之交：从“帮助党整风”到“右派进攻”

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也促成了两大社会力量的对决。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薄一波回忆道：“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 [6]

国内情况也值得注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7]

在国内外政治地震波冲击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对于这个包藏祸心的方针和观点，人们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向，所以热心地参与学习讨论，构想着文化繁荣和政治宽松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欢欣鼓舞地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春暖花开的“解冻”时期，于是便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寻民主自由的触角。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现行制度的专制本质，或呼唤着民主自由。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则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施放的政治气球。此文在对知识分子的前景表示了谨慎乐观的同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心态：“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8]但总的说来，在国内外新形势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力量虽然还是顾虑重重，却已经蓄势待发；而处心积虑要打击、压服知识分子的统治者，也早已张网以待。需要的只是一个足以引起变化的触媒，这个触媒就是“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报刊媒体、大会小会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要求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这才出现了“大鸣大放”和所谓的“右派进攻”的局面。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到会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及刘少奇、朱德等人。会上毛泽东向党外人士说明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9]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奉命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动员与会者大胆发言，帮助党“整风”。例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初到6月初的一个月里，连续召开了38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13次，有70余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发言者有108人。[10]由于建国以后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三大改造”等运动中，许多人都受到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伤害，不但自己有一肚子冤气，甚至连他们的亲属好友也为之不平，所以，在连续的动员鼓励之下，许多座谈会开得热烈而紧张。人们在会上倾诉了自己或亲友的委屈，揭露了一些单位滥用权力、迫害无辜的违法行径，还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类似失误的建议。这些发言既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也表现了对执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问题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这次“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使“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行动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机制，还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执政党或行政部门一出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或主观主义，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而在强化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便得以畅行无阻。它们的政治基础就是专制制度。因此，真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势必触及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当时，一些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在6月初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愈反愈多。”[11] 这是很中肯的分析。

显然，这场“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提出“整风”的理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因而影响了新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巩固；但要彻底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却必须革除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体制。正是这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使帮助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预示着最终由“整风”转为“反右”的难以避免的结局。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有人认为是“引蛇出洞”的诱饵。确实，毛泽东在发布“整风”指示的3个月前就说过：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2]这一类话明显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共产党真的是要“整风“的可能。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3]

我宁愿相信前一种看法。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整风”，目的在于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就像“延安整风”是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确立毛个人的绝对权威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整风”，则是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响他的专制统治的“消极因素”，巩固一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整风”一旦开始，势必引出对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的批判，而毛泽东自然难以容忍，所以，“整风”只开了个头，有些地区和单位甚至还没有开始“整风”，便转入“反右派”了。所谓的“整风”运动，不但欺骗了知识分子，而且也耍弄了广大党员。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更正确地说，是促进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一方面，“整风”运动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因为许多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都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经过再三动员才提出来的。没有“帮助党整风”的大发动，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 “整风”完全是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是毛泽东亲自设计指挥的一场歼灭知识分子的大战。这一点将在下面另作探讨。

四、专制政体的批判者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来说，被卷进这场民主运动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自觉地、有意识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专制政体的言论其实比较少。后者主要由两类人组成：其一是认为自己有一点政治力量，试图冲击一下专制政体的民主党派；其二是意识到自己投身于一场民主运动，因而公然宣扬民主自由、批判现行体制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期间最为活跃的群体，构成了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14]上述两类人不可避免地成了“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几个民主党派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其成员多为教授、专家，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很深，看不惯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所以他们在“鸣放”期间提出的意见往往涉及专制政体的本质，令毛泽东如针刺在背。例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由曾昭抡等起草、后来被批为“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都是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尝试。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曾形容他们“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15]其实，章伯钧并未在会议发言中有类似话语，此说是毛泽东强加给章伯钧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改革建言一出，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16]”。通过“反右”彻底清除了以“民盟”为据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威胁，消解了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宣传之后，不但“民盟”从此一蹶不振，其他民主党派、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俯首贴耳，噤若寒蝉，再也无人敢对专制体制说三道四，更不敢鼓吹民主自由，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

青年学生是另一个意识到自己投身于民主运动的社会群体，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北大学生从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便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他们不无理由地把5月19日开始的20多天的“四大”热潮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钱理群曾指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突出地展现了50年前那一场为“反右运动”所掩没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特质。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数以千计，内容遍及当时人们关心的有关国内国际的所有问题。其中既有感性的热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静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题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呼求。

5月19日，北大校园里最先出现的是一张大幅标语，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接着是一张要求设置“民主园地”的小字报和沈泽宜、张元勋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此诗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长诗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月20日，张贴出来的大字报已有160多张，民主自由是最强烈的呼声。有的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作者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作者刘奇第）中文系王国乡在大字报里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17]生物系的蒋兴仁认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18]北大学生自办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并表示期待着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物理系女生燕遁符在大字报“怎么办？”里宣告，作为“五四”的继承人，光荣的北大学生“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她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上、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谭天荣则在他的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19]

当时，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都明确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例如，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叶于生也写道：“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温床。”[20]蒋兴仁更直指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21]

在这些呼唤民主自由的大字报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国乡和燕遁符的大字报里分别提到“斗争”和“战斗”这样的字眼。这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这场从“帮助党整风”出发的群众运动，已经超出提批评建议的范围，而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大字报都像《广场》发刊词那样，把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是个虚幻的招牌，它掩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而民主自由却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不可能针对社会主义，只能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北大学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特征表明，它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体现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而且全国被鼓励和推动起来的“帮助党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往往也带有民主主义色彩。从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镇反”、“统购统销”、“工业化”、“合作化”、“反胡风”，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事制度、统战政策、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等各种问题的批判，无不牵涉到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

当然，50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体来说还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出的批评建议，无一不是希望共产党正视当政以来的种种错误，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批评建议并不反党，只是企图削弱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它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它们反对的只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专制主义之实的社会制度。今天回过头来看，“大鸣大放”、“右派进攻”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人民对经由“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的专制制度的第一波冲击。

专制体制是以极权独裁为特征的，它容不得任何力量挑战它的权威。 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出现的那些批评建议，都被视为对执政党权威的藐视和对专制制度的“侵害”。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令，一时风云变色。报刊上随之出现了大量对那些善意批评建议的挞伐。直到10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可以收网了，于是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文件所提出的6条标准几乎涵盖政治生活的全部领域，只要某人对一些问题有所不满，都可以从这6条中找到相应的条款，把他划成“右派分子”。

五、当政者：在“鸣放”和“反右”的背后

作为新专制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波民主革命高潮，50年前的“右派进攻”有其独特之处：这是一场专制统治者为了扑灭民主力量而有意挑动起来的民主革命。当时，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权的政党和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从诱使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通过“整风”运动，一步一步地把知识分子推向“鸣放”的高潮，然后“聚而歼之”，把足以威胁专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讲话和他所写的文件、文章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起意设局、一手操控这场群众运动的。从设置圈套和陷阱，到疯狂反扑，严厉处治，每一步都表现出他那阴险狠毒的用心。

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于1月18日发表讲话。他说：一些教授有各种怪议论，“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别有用心地点拨：他们现在出来，“是不是想复辟？”他主张让那些要大民主的“坏人”“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1月27日的另一次讲话里，他告诫与会者：“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22]这两次讲话赤裸裸地表现出毛泽东用心歹毒的图谋，同时也充分说明，“反右”运动不是先有“右派进攻”，共产党才起而反击，而是早就设下圈套，诱使知识分子自投罗网。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要各地党组织“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23]5月15日，他便为党内干部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该文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24]5月1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对“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25] 6月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各地“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26]6月7日，毛泽东从报上发现了一个反击“右派”的借口。据吴冷西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毛告诉吴冷西，要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毛连社论的题目都想好了――“这是为什么？”。[27]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同时，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提出：“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28]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北京已经开始反击右派，“各地的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29]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9日，他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增加了北京“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等文字。[30]7月1日，他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将矛头指向民盟。他在这篇社论里给右派下了定义：“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31]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继续鼓吹“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32]

从7月17日到21日以及7月26日到30日，毛泽东在青岛先后两次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他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此文经过11次修改，于8月3日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文章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写道：“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3]8月1日，毛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除了要求增加登报批判的人数外，特别强调：“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34]9月12日、15日，他先后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和“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5]直到1957年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10月13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在大谈反“右派”的政策和策略。[36]

从以上日程可以看出，“反右”运动这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以镇压知识分子为宗旨的政治大迫害，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策划并直接操纵的。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对民主与法制的蔑视，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得到充分的演练。他是推动“反右”运动、镇压民主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个独裁者为了翦除民主力量，挑起了一场民主革命的高潮，同时却张网以待，扑灭了民主力量，把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

六、“反右”的专制主义制度特征：以党代法、以文定罪

民主革命所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独裁的个人，而且包括违背理性、违反人道的专制制度。“反右”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特征，并不因“反右”运动的结束而终止，它一直延续到50年后的今天。因此，探讨“反右”期间的专制主义特点，对于正确认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反右”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以党代法。整个“反右”过程都是通过党内文件来推进的。而1954年9月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心目中仿佛根本就不存在。那部共产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的第87条明明白白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37]可是，宪法通过还不到3年，就遭到共产党的粗暴践踏。凡是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的公民，无不遭到没顶之灾。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用来管治百姓、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而西方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后，倡导自由，弘扬个性，珍视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其法律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旨，因此，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成为民主制度的核心与灵魂。清末，西学东渐，1908年清廷颁发的《宪法大纲》就列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历次宪法都有类似条文，如1911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都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是：“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关于集会、结社自由则另立一条。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34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规定是：“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关于集会结社的自由另款规定。[3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在宪法中保留了与上述条文类似的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但同时又效法苏联，在宪法中规定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一党专政下，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意按照自己的需要，用党的文件来解释、规定公民的活动，事实上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产党以违宪违法的党内文件来指导政治活动，是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公然蹂躏。这是以党代法、以党治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一贯手法就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此类情形可谓史不绝书。但1949年以后的新特色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而“革命”又是一个看似明确、实际上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谓“反人民”、“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没有确定性的内涵，但凭统治者的好恶，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人定罪作结论。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里，没有一条具有明确的标准。结果，凡是对“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合作化”、“工商业合营”、“统购统销”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或是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对“思想改造”、“肃反镇反”、“反胡风”、批判胡适和俞平伯，以及对人事制度、干部政策有看法的，则被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主张教授治校、党委退出学校，坚持司法独立、无罪推定，以及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的，都被加上“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有些人提出，党和群众有距离，某些党员脱离群众，盛气凌人，群众对党员敬而远之，或认为农民生活苦，城乡生活有差距，那就成了“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还有就是对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略有微词，或对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拆运机器表示不满，或翻译、传播赫鲁晓夫关于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那就是“污蔑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国是，发发牢骚，或商量怎样写大字报，最后往往就成为“反革命小集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言定罪、以文定罪，并非始自“反右”运动，它是战争时期党领导一切的传统的发展和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次运动都有许多因言或因文获罪的实例。“反右”期间，在座谈会或学习会上的发言，或发表出来的文章、小说，是很多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主要依据。“文革”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文网渐宽，加上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当政，使80年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自由宽松的年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大发扬的年代。但由于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没有改变，民主自由的观念仍然遭到专制主义的压制，不时还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类帽子飞来。1989年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后，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的民主主义潜流也在不断积聚。近几年来，文网更密，网站、报刊被封闭，书籍、文章遭查禁的消息，时有所闻。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还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依然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以党代法、以文定罪，都是专制主义制度在“反右”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镇压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总结“反右”运动教训的时候，毫无疑问，依法治国、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都应当成为现阶段继续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七、结语

“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与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它采取了“反右”运动的形式固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实属不可避免。1953年，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继续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采取了反对以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方针，这样就必然向封建专制主义倒退。这个倒退过程即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过程，首先是在经济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然后又必然在政治上镇压威胁专制政权的社会力量，剥夺他们宣传民主自由的权利和条件。“反右”运动就是从政治上巩固专制制度、扑灭对抗势力的具体形式。毛泽东195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曾得意洋洋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1956年，我看实际上是在1957年。1956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39]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坦露心迹，认为“反右”运动比改变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还艰巨重要。显然，对付知识分子要比对付资本家和农民困难得多；只有彻底压服知识分子，扑灭在中国宣传和实行民主自由的条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新专制主义制度才能江山永固。果然，“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毛泽东这才转而对付党内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于是便有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为中国民主革命带来转机。首先是农民突破“人民公社”的农奴制，实行“包产到户”。这种从求生本能出发的行动为经济改革打开了大门，国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垄断被打破了，民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沛然丛生，动摇了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西单墙”等民主论坛，《苦恋》及其它“伤痕文学”，1986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电视剧《河殇》，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高潮，都是民主革命力求突破新专制主义的尝试。统治者则利用了文武两手——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坦克机枪，进行无理的批判和残酷的镇压。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之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只有依靠政治上的特权，他们才得以借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捞取不法不义之财。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得不面临双重的改革任务：经济上继续向垄断领域进军，把垄断企业推入市场，根除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大力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促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文明发展进程。

50年前“反右”运动摧毁了中国的民主力量，造成了中国民主革命长达20年的沉寂。1957年的这场民主运动上承“五四”运动和1949年取得初步胜利的民主革命，下接80年代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由粉碎“四人帮”带来的民主运动的10年高涨，被血洗长安街的野蛮暴行所镇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如今，全球化现代化的洪流不可阻挡地引导着中国追求民主，人们在思想意识领域早以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日益活跃的独立思考不断为新的民主革命提供思想条件。这种状况与“反右”运动后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要继续发扬、发展50年前争取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100多年民主革命的历史中最惨痛的教训，无过于对意识形态上封建主义的忽视。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过“反封建”，却把这个口号看作是政治上打倒国民党专制政权、经济上消灭地主的手段，它对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封建主义从未真正批判反对过。中共取得政权不过几年，便出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社会道德大滑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虽然迅速发展，但政治上仍然专制极权，文化畸形繁荣而了无创新。这一切都是专制主义复辟的恶果。只有把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中华民族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主要依托三种具体形式：改革、维权运动、启蒙运动。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地突破垄断领域，民有经济开始艰难曲折地向垄断领域进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特别是加强监督机制、开放舆论监督、推行政治民主、转换政府职能等，已成为公众的普遍呼声和热门公共议题。由征地、拆迁、下岗等引起的维权运动，正在由感性向理性发展，成为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新形式。虽然新闻检查制度空前严酷，当局挖空心思地控制舆论导向，但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迅速而广泛，传播历史和现状的事实真相，各抒己见地探讨民主自由的理念，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样的启蒙必然有力地促进民主革命的开展。

民主革命必将在中国彻底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

【注释】

[1]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048、1076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2] 出处同上，第1083页。

[3]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

[5]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58、265、27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31、57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7] 出处同上，第569页。

[8]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9]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第11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10] 出处同上，第130页。

[11]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334、33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13] 出处同上，第327页。

[14] 引自毛泽东1957年6月10日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

[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

[16] 出处同上，第435页。

[17] 钱理群，“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引自牛汉、邓九平主编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95页、119页、15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8] 《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第175页，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编印。

[19] 《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0页、第263—264页、第52页。

[20] 出处同上，第209页、142页。

[21] 出处同注18，第108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页、334页、337页、355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6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26] 出处同上，第491页、492页。

[27]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39页、40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页、432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2页、503页。

[30] 出处同上，第528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页、438页。

[32] 出处同上，第451页。

[33] 出处同注31，第456液、461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7页。

[35] 出处同上，第576页、579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6—468页、第480—493页。

[37] 引自戴学正等编《中外宪法选编》第29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38] 出处同上，第103页、107页、121页、112页、129页、144页、151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1页。

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 [第3期(总第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