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协礼堂开幕。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全文约45,000字，其中仅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1]一年多之后的1958年5月，“八大”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八大二次会议”）。还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这次的报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约22,500字。但在这短短的篇幅内，居然23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2]

与此相应的，还有更为重要的变化。“八大”认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用“八大”政治决议的话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而中共的主要任务就理应转变为集中解决这一矛盾。但是，时隔一年多之后的“八大二次会议”，却转而聚焦于阶级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说：“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4]

刘少奇和整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前倨后恭？中共对于中国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发生了这样南辕北辙的突然转弯？从1956年秋季的“八大”到1958年春季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中国政治出现如此鲜明、急剧的变化？

“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是1957年；1957年中国最为重要的事件, 是“反右”运动。换言之，“反右”运动发生在“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而“八大”的这两次会议则明显地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转向。那么，理解“反右”运动，就有必要把它放到这一历史发展背景中来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即把“反右”运动还置到中共“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的历史情境之中，研究“反右”运动与“八大”的关系。

在以下的正文中，笔者将详细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分析毛泽东怎样从他自己所说的“心情压抑”转为斗志高昂，并如何达成以他自己的意志来压倒党内不同意见，从而主导中共路线和中国政治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反右”无疑是关键的一环。不过，这一环与此前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反冒进”、群众“闹事”及所谓“整风”之间环环相扣。在这绵密、紧凑、短促而多变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过程中，毛自始至终着眼于掌握中共决策和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发现，祸及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只是毛泽东要夺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通过“反右”，他达成了目的，于是有了与“八大”调门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会议”。

一、1956：毛泽东“心情压抑”

1956年，毛泽东与他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入“七年之痒”。用毛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年，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5]为什么呢？因为“反急躁冒进”。这是毛后来挑明了的他感觉受到压抑的根本原因。[6]本来，1955年12月，毛为计划于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了“反对右倾保守、加快经济建设”的方针。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包括党政军各部门和省市负责人12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毛的意见是，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7]毛强调，“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还说，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8]官方记载显示，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要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中共“八大”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展开这个斗争。[9]

多种资料证明，毛心目中这时正在勾画一幅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为1955年实现的所谓“三大改造”、特别是所谓“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实现所激励，毛雄心万丈地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将是接下来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杜润生的说法，“取得1956年合作化的胜利，毛主席认为农业已经过关了，原来是小农经济扯工业的后腿，现在是工业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工业，搞起了‘促进’运动”；“毛泽东预测，所有制改变以后，一定有一个生产力的大发展”。[10]毛信心十足地告诉他的同志，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11]——也就是不比打仗更难的意思。1955年底，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毛在序言和按语中多次强调，要批判各个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毛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发展”。[12]此前，毛还准备了《农业十七条》，并将之扩充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认为，“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因此，就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样，“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1956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把“潜在能力发掘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毛“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思想主线，社论批评“我们领导者中间有些人思想落后于实际”，“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发展速度”，“犯了右倾的保守主义的错误”。社论要求采取“使广大群众振奋起来”的领导方法，批评了“按常规走路，拖拖沓沓，害怕困难，看不见新鲜事物，看不见新问题，看不见先进经验”的“保守主义的领导方法”。[14]

为自己的“多快好省”的思路所激励，毛把苏联的那一套经济建设方式看作是“紧箍咒”。借着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毛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不同于苏联的加快建设的路子。他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1956年3月，在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5] 在这个背景下，4月间毛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应该看作是毛试图总结他的经济建设思路的一种努力。这篇讲话开宗明义即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6] 虽然这篇讲话比较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但是，毛的落脚点还是在于“鼓劲”，强调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7]从这些讲话中，我们看不到毛有什么“心情压抑”；相反，这时的毛雄心万丈，准备在经济建设上大显身手，创造出不同于苏联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问题是，好景不长，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在毛的冒进路线主导下，1956年开年不久，中国经济即呈现“全面紧张”的局面，表现为各个行业盲目发展、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总数增长过快、生产秩序混乱、资金供应紧缺、货币发行量剧增等现象。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种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方针，并通过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传达到全国。[18]1956年的下半年因此成为“反冒进”的半年。

这时候，毛落了下风。在这种状态下，毛不是不善于采取守势。毛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19]，但他当时仅仅表态“不看了”[20]。无疑，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在“反右”之后，只有当毛重新夺得了主导权之后，在“南宁会议”上，他不仅公开了自己对这篇社论的不满，而且采取了激烈的反击行动，“把这篇社论当作靶子，系统地批，严厉地批，一段一段地批”。[21]9月份，中共“八大”召开时，正是刘少奇等人的主张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而毛当初所确定的“八大”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基调，已经不见踪影了。刘等人对于“八大”的这种主导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方式上，而且表现在政治路线和权力架构上。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冻”潮流的影响下，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强化了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的因素。在政治路线的确定方面，尽管毛对“八大”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提出异议，但是整个中共领导层对毛此议似乎并未认真对待。在权力架构上，毛退居“二线”，而且下一步更有仅作“荣誉主席”的安排。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20年来，毛的威望、地位、权力和影响，在中共内部乃至中国政治中，总是在不断增长，此时却第一次出现了衰退。

当然，“退居二线”是毛“主动提出”的，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得到了毛的同意。中共官方人士和桂冠学者便据此论证，当时毛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如刘少奇等之间并没有权力斗争。[22]但是，“主动提出”可以是一种试探，而刘少奇们当仁不让，毛的心中如何滋味，恐怕即使是官方人士和桂冠学者们也并不知道。毛本人倒是透露了一点想法。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23]显然，毛在担心自己的权力地位。如果毛对“八大”的看法也像中共官方史学那样，认为是什么“伟大胜利”，他怎么会说整个1956年自己心情压抑、不舒畅呢？

二、1957（上）：从“闹事”到“整风”

1957年进入多事之秋，毛这一年的政治运程与1956年形成鲜明对比。1956年，以6月份为转折点，毛开高走低，从豪情万丈到心情压抑；1957年也是以6月份为分界线，他却开低走高，重新取得了中共决策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毛是怎样做到呢？笔者发现了两个转折：一个是从“闹事”到“鸣放”的转折；一个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通过这两个转折，毛实现了他的胜利。

1、“闹事”

1957年开初，形势对毛、乃至对整个中共并不有利。1956年冬到1957年春季这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据中共官方文件透露，“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共有1万多起罢工和1万多起罢课。[24]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在1月18日至27日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此有一番议论。他说，好多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出现了“不要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好”等怪议论。毛把这些现象和苏共“二十大”挂起钩来，并且认为可能出现相当严重的局面。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牙利事件”，要注意继续暴露出来的各种思想。[25]按照毛的这些讲法，他显然是把这些所谓“闹事”看成敌对事态。他当时也确实谈到了“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意味着把这些事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毛在那个时候开始强调，“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26]

不过，事情的蹊跷在于，毛泽东随后所确定的对待所谓“闹事”的公开口径与处理方式，却与这种看到“蚂蚁出洞”、强调阶级斗争的判断很不一致。2月间，毛提出了他的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2月27日，也就是省委书记会议之后整整一个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第9节专门讨论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这里，毛的判断与1个月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毛认为，发生闹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因此，相应的对策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个月前，他忧心忡忡地设想“最坏的可能”和在中国出匈牙利事件；现在，他却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27]

毛为什么忽然变得这样开明了呢？同一篇讲话接下来的一节透露了某种消息。那里，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坏事变好事”的说法，提到因为这些坏事而“无权将变为有权”[28] ——当然，明里是就国际形势而言，没有说这也适用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在民众“闹事”的同时，毛也试图“闹事”，开始寻找机会发泄自己1956年的那种“压抑”心情。也是在1月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在18日会议开幕讲话时，第一次在党的高级干部范围内公开表达了他对于“反冒进”的不满。当然，这时他的表达还是相当温和、委婉的。毛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右倾，这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29]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先是毛在那里对“反冒进”发牢骚，然后，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毛不多加理会，而是继续讲他们的“反冒进”思路，并按照这一思路布置经济工作。在1月18日的会上，紧接着毛的讲话之后，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试图总结1956年财政经济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大谈“经济稳定”和“比例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大平衡的思想。[30]陈云强调，要“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等。根据中共官方史学家的看法，这些措施对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31]在此之前，1月8日至10日连续3个晚上，毛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了小范围的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在发言中大体陈述了他1月18日讲话的基本内容。[32]1月10日，陈云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该小组被赋予“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权力和职责。[33]

上述情况存在两个疑点。首先，从1月27日到2月27日这短短的1个月内，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他对于“闹事”的看法和对策？其次，毛泽东对于1956年“反冒进”的不满，已经在公开场合有明确的表达，为什么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并不重视？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还不足以完全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联系起来考察的。根据并不充足的相关历史材料，笔者对此提出3点推测：

第一，陈云对于1956年经济工作的看法和相应的经验总结，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相当普遍的共识；而毛的看法则与这些共识有很大距离，他的权威因此被领导层的共识所压倒。也是在毛召开的颐年堂会议上，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4人在各自的发言中，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讲话即前述意思，李富春用了“冲昏头脑”一词 ，薄一波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10个问题；李先念则从财政的角度认为1956年“冒了”30到35亿。[34]毛对这4人的发言作了详细笔记，还把薄一波的看法总结为“薄十条”[35]，说明毛无法轻忽这些财经重臣的看法。必须指出，这时距离中共“八大”结束才3个来月，毛对于中共中央的高层政治生活比较不那么具有权威。毛在经济问题上的发言，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一段期间，显然比较不受他的同志们的重视。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尽管毛对“反冒进”不以为然，陈云他们还是照样讲话，并且被赋予统管全国经济的重大权力。

第二，虽然陈云们有表达观点的机会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权力，这并不表示毛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观点。相反，毛坚持自己的看法。在颐年堂座谈之后，他于1月18日公开了自己对于“反冒进”的不满。按照毛的思维方式，在居于少数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逻辑，有这么多的领导人反对他的观点，正说明问题严重，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历史资料说明，毛一直坚持认为，这些财经事务领导人是右倾保守的，虽然他在1957年1月并不直接表达这个看法。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经过了以“反右”为轴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态发展之后，到了毛已经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南宁会议”上，毛才对他们算旧帐。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会上，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以至打算辞职。[36]陈云则此后基本赋闲。毛还在会上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37]“南宁会议”之后的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的批评继续加码，说所有那些主张“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38]这时，毛直接用“右派”作为基本的政治坐标，把他对于1956年“反冒进”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企图在政治上压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的1957年春季，也就是“反右”运动之前，有同样看法的毛，却不能这样痛快地表达，也不可能改变中央的经济工作方针和经济工作权力架构，更不可能让自己的看法占据至高的政治优势。在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毛因此会思考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取得对薄一波们说这个话的优势地位，恐怕也是一个所谓政治家很正常的反应吧？

第三，利用群众“闹事”所表达的不满，打击一下这些“当权派”的“官僚主义”，恐怕就成为毛的一种战略选择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维，毛从“闹事”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问题”；于是 ，毛要利用这些“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权力目的服务了。可以推测，当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这里时，他豁然发现，群众“闹事”不仅不可怕，而且可以“坏事变好事”了。怎样把它变成好事呢？毛有他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风”。“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句话，是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讲的，[39]而那次全会正是“反冒进”的高峰。可以想象，毛从他感到“压抑”之时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压抑”状态，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导权了。1956年冬天，他已经有了初步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风”的故伎；而到1957年初，他的战略战术随着“闹事”等事态的发展而逐渐在头脑中清晰了，这就是：借助社会压力，实行党内“整风”。

2、“整风”

毛马上行动起来。1957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始布置“整风”，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主张“放”。[40]然后，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在当地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毛把他自己在1月份看作风雨将至、“蚂蚁出洞”的那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统统“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并豪迈地发问：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怕批评？ [41]对毛和他的听众来说，答案当然是毫无争议的。

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2]原定1958年进行“整风”，1957年仅是进行准备并在适当范围试行。[43]但是，毛已经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党内发布“整风”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内用电报报告：“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44]

把那些忠心耿耿维护他的共产党政权、因而敌视乃至镇压群众的罢工罢课等行动的官僚们，放到这样的问题下质问，毛的意图，对于我们已经了解他早些时候对所谓“闹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判断的后来者来说，一下子就变得十分清楚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的一贯手法。“鬼”总是那些人，就是党内并不亦步亦趋跟随毛的人；“钟馗”很多，这一次是“闹事”民众。

但是，“闹事”闹过之后，不能继续鼓励。这是一位不好使唤的“钟馗”，难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弄于股掌，指挥如意。为了更好地达到“打鬼”的目的，毛还要请新的“钟馗”。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指示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毛强调，“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45]于是，轰轰烈烈的“鸣放”运动开始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毛又提出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问题。他提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并且首先是面对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提出的。4月30日，毛对陈叔通、黄炎培谈了这个想法，并“嘱我们（即陈、黄—引者注）透露消息”。[46]这个消息产生了复杂的政治效应。陈、黄等人马上诚惶诚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党内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线”，也赞成毛卸任国家主席，甚至赞成毛在适当的时候卸任党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们，在毛看来，是更加体恤毛呢，还是有些不够意思呢？社会上有传言，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7]

当然，毛后来确实辞去了国家主席，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举动及其效应不是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后果吗？其一，这就为“整风”注入了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想象；第二，造成了毛是开明的、而另有领导人是官僚主义后台的印象，而那些领导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劝进表态，不是也有助于让人在对比中看出那些刚刚在“八大”取得治国大权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些问题吗？“整风”“鸣放”的矛头应该指向哪里，难道毛没有给出暗示和指引吗？

三、一九五七（下）：从“整风”到“反右”

问题是，“鸣放”不可能完全按照毛的意志而展开。“钟馗”被请来了，它却连“老鬼”一并打击，尽管“老鬼”本是请他来打“小鬼”的。“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大鸣大放”的矛头所向并不只是针对他认为属于官僚主义的现象及其权力代表，更不仅是针对“小和尚”，而往往会针对“老和尚”，[48]针对毛本人，针对毛所领导的这个党和毛所创建的这套制度。有的批评意见明确说，“三害”（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49]就是毛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一些知识分子也另有看法。在决定展开对所谓“右派”的“反击”之时，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这种看法：“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50]就是否害怕批评而言，毛其实是纸老虎。从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算起，党外人士发表意见不过10天而已，毛就已经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党外人士中发现了“右派猖狂进攻”。可是，这篇文章当时秘而不宣。[51]因为毛认为，“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进攻”这样一个判断的同时，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党，“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2]大约是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官员在5月底还三番五次动员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发表鸣放意见。[53]动员成功的结果，就是那篇以批评“党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最迟，到6月6日，也就是“反右”运动正式开始的隔天之前，毛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后一个要求“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54]为了下一步的辉煌战果，毛要中共党员干部、也要自己“硬着头皮顶住”。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候，毛还没有忘记“一鸡两吃”地利用“右派进攻”的“剩余价值”，即通过这样的“整风”来“揭露”党员干部的“缺点错误”。[55]另一方面，在“诱敌深入”的同时，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歼敌”的信号。5月25日，在接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毛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56]

在短短1百多字之中，毛已经鲜明地把他的所谓“辨别香花与毒草”的两条根本标准突出了出来。30日，毛要求胡乔木转载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时转载适宜”的问题。[57]《人民日报》是6月8日转载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党委“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一天，“反右”运动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与1956年6月毛对《人民日报》有关“反冒进”的社论送审稿采取“不看了”的消极态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异常亢奋。继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6月10日，毛亲自部署“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撰写的“编辑部文章”――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也是经过毛亲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长江三峡游泳。[58]7月9日，毛从外地通知中央，“反攻应当扩大”。[59]

显然，自从开始“整风”，毛就增加了对中央决策权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开，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很有高枕无忧的感觉了。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即“八大”开过整整一年之后，毛便修正了“八大”的路线，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0]而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即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还附和“八大”对于社会矛盾的判断，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虽然那时他也强调“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61]

在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毛还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即“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62]毛的主张，只能是“快一点、好一点”的那一种。那么，有人主张“慢一点、差一点”的方法吗？是什么人在主张这种方法呢？当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实上，1957年早些时候，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颇为理论化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64]当然，毛不会认为自己属于“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谁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已经属于敌人，而在那个时候，毛还认为那“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后，在毛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那些“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就成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概括地说，通过“反右”，毛在两个层面上夺回了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第一层关乎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确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如何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从而制定中共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第二层关乎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方法和步骤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两层的背后，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从来不是空洞的东西；在中共的政治中，它首先就体现为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力。在掌握了这样的影响力之后，毛对于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权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后转述的“同志们”的看法，从“南宁会议”前后开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薄一波认为，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64]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进”和“右派”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反冒进”与所谓“右派进攻”是互相关联的，前者为后者铺路。这样，在1957年夏季及此后，那些一年之前还在积极地“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与“右派”并没有政治上的关联，就不得不特别拉高“反右”的调子。也如薄一波所回忆，这“表现在去年（1957年——引者注）6月23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65]

这里，一个可能引起兴趣的问题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蓄意“引导”所谓“右派向党进攻”而造成，还是“整风”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按照常见的对“反右”运动的分析，似乎应该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再有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的看法，特别是强调这两个转折的着眼点都在于毛从他的那些经济现实主义派的党内领导同志手里争夺政治权力的论点，则似乎容易导向后一种结论。实际上，笔者对此没有定见。这首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应该说，前一种看法可以得到较多史料的支持。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整风”伊始，毛就说过，“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66]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经有了对知识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候，毛更明确地写道，“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67]显然要转过头来对付党外人士了。“整风”对于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6月，毛强调过，“整风”是“天下第一大事”。[68]这可以帮助说明，毛在构思、部署和发动“整风”之际，应该是有所谓“一盘棋”在胸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倾向于认为，第二个转折，即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在决定第一个转折（即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时有所前瞻并有所预谋的。因此，“反右”可以说是一个阴谋连环套，“阴谋后的阴谋”，“阴谋中的阴谋”。阴阴为阳，是为“阳谋”。

不过，笔者并不愿意把这种看法推到某种极端程度，认为毛自始至终成竹在胸、操纵全局、指挥如意、节节推进。诚如赫鲁晓夫所言，“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69]换句话说，毛从来都是一个阴谋家、战略家、权术高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能够未卜先知；相反，毛总是随时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战略，同时保持他的目标不变。正是因为这样，毛在1957年制造了两次转折，得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闹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时候，借助群众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评来打击和压制党内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而在这种批评质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时候，又反过来强调阶级斗争，以此压倒中共“八大”集体确立的政治路线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线。从“闹事”到“整风”，借助“钟馗”可以“打鬼”；从“整风”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击“钟馗”。形势历经转折，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夺回权力。知识分子和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两败俱伤（当然，这一次，后者比前者伤得轻多了；真正的两败俱伤要等到七、八年之后），而唯有毛取得了胜利。

四、1957――1958：从“反右”到“大跃进”

一旦毛的政治主张通过“反右”而占据了中共的主导地位，毛就要实施自己的主张了。必须指出的是，毛这时的主张固然强调阶级斗争，但并不因此排斥经济建设。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经济建设的主张和路数就是了。结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胜利，我们就可以嗅到“大跃进”的气味了。因此，1958年，从政治上说，是从“反右”运动取得所谓“胜利”的时候就开始了。

毛从“反冒进”之后的一年多内不怎么谈经济问题。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又开始大谈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问题了。10月9日，毛在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70]9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在1955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本人则在10月中再次亲自修改这份文件，并要求很快在报上公布“纲要”。[71]1958年1月，毛召集“南宁会议”，大肆批评“反冒进”，并在此后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72]这等于说，毛泽东不但从“二线”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站到“一线”，而且在“一线”特意选择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这项两年之后他自己承认“我就不大懂”的领域。[73]然后，就是“大跃进”了。在“大跃进”高潮中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其政治结论和政治意义，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内容了。按照毛自己的总结，是个“马鞍型”，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低潮”就是“反冒进”。[74]换句话说，“反冒进”和“反冒进”过程中举行的“八大”使毛的权力进入“低潮”；而“整风”、“反右”则改变了这种状态，把毛再次送上了专制权力的高峰。

结论：动态的历史，政治的枢纽

经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说本文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从“闹事”到“整风”、从“整风”到“反右”，有两次转折：毛先是企图利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来反对党的官僚，用所谓“整风”打一下刘少奇们；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战略并不奏效，相反，知识分子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党国制度，包括毛本人。于是，毛就反过来，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用血淋林的镇压凸现所谓“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你死我活，他则仍然胜利占据中共路线和权力主导的制高点。过往的研究清楚地看到了第二个转折，但第一个转折则往往被忽略了。由于这种忽略，“鸣放”运动的出现就显得突兀而缺少逻辑，或者容易被理解为毛和中共有其开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触及到制度根本的时候才被迫还击，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诩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从上文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看到，“引蛇出洞”仅仅是5月15日到6月8日之间毛的战略，并不能完全解释此前毛为什么发动“鸣放”运动。只有看到第一个转折，事情的脉络才变得比较清晰一些。可以说，看到了这两个转折，在历史层面，才能够较为清楚地展现历史的动态；而在概念层面，也才能较为清楚、深刻地看到中共极权制度下专制权力运作和专制制度运行相互作用的政治图景。

本文的第二个发现也展现了历史的动态，那就是：毛泽东并不是从来不要搞经济建设。恰恰相反，毛在1950年代中期热衷于所谓“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鼓吹提早实现现代化，“15年赶上英国”。但是，毛并不尊重经济规律，更不懂得现代化建设。这就导致了毛与他的那些试图了解经济规律、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建设的同志们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国家决策和治理权力的争夺。毛的许多听起来很具有进步性的看法，比如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对苏联经验的不满、对所谓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其实都是和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维护和推展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而提出来的，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反过来，他的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经济规律的党内不同意见持有者们，比如陈云，也不过是在与毛的对比中比较具有接近实际的品质，而放到另外的历史和制度环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备这种品质了。

毛完全放弃经济建设、一心专注阶级斗争，是经过了本文所研究的历史阶段之后又一个回合的斗争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与“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以及此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度主导政局的那段故事了。这段历史非本文研究范围。但是，历史有时候惊人地相似，其中总有其千里灰线的联系和脉络。1958年起的“大跃进”，可以说是1956年毛泽东经济冒进的放大；而1960年代初的形势，则很像“八大”前后的情景。至于“文化大革命”，则就是“反右”运动的转胎及其登峰造极的发展了。比如，1957年的时候，大学生当中还有很多是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毛不想使用；但经过“鸣放”运动，毛也领教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唤，于是“文革”伊始毛改为发动青年学生“大鸣大放”。又比如，“文革”时中共经济务实派的领导人仍然是斗争的目标所在，不过，从“反右”到“文革”，毛已经把他们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看成为“敌我矛盾”了。再比如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都一同遭殃，因为他们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样，对毛来说，同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权力上的两个心腹大敌。可以说，毛生活在两个“权力场”之中，一方面他面对所谓“阶级敌人”，包括所谓“右派”；另一方面他则面对党内潜在的对自己的主张和权力的挑战者，即1950年代的所谓“右倾保守分子”和1960年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毛这里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对毛来说，只有掌握无人能够质疑和挑战的权力，才能取得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为了这样的胜利，毛权谋百出。不过，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眼光，并不难发现，毛亦不过“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俩，乃至一些细节，也有很深的脱胎于“反右”伎俩的痕迹，包括“出巡”时机的掌握、安排在长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辙。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

【注释】

[1]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38—117。

[2]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85—325。

[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出处同注1，页 341。

[4] 出处同注2，页288。

[5]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载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24。

[6] 出处同上。据邓力群回忆，1957年毛在杭州对周恩来、彭真和胡乔木讲了这个话。

[7]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18；石仲泉、沈正乐、 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117。

[8] 出处同上。

[9]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4。

[10]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页75-76。

[11] 毛泽东1955年11月17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转引自张家敏，《建国以来，1949- 1997》，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页198。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页487、485。

[13]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3。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4，页1-10。引文见页6、10、9。

[15]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9。

[16] 出处同注13，页82。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104。

[18]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4-5。

[19] 此处引语来自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3。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538。

[21]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3。

[22] 例见，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

[23] 转引自叶永烈，《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1995，页58。

[24]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页154-63。引文见页154。

[25] 姜华宣、张蔚萍、肖甦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6）》（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265。

[26]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7。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351-2。

[28] 出处同上，页354。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363。

[3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页1-11。

[31] 出处同注25。

[32] 出处同注20，页541。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页360-1。小组的其他4名成员是：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

[34] 出处同注20，页541。

[35] 出处同注20，页541。

[36] 出处同注20，页639。

[37] 出处同注20，页555。

[38] 《陈云年谱》（中卷），页410。

[39] 出处同注25，页263。

[40]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378-95。

[41] 毛3月19日、20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03-5。

[4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页222-6。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22，注2。

[44] 出处同上，页432-3。

[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55-6。

[46] 出处同上，页458。

[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93。

[48] “小和尚”和“老和尚”是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中的用语。 见下文。

[4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12。

[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503。

[51] 出处同上，页475-6，注1。

[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78。

[53] 穆欣，《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页38。

[5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91-2。

[55] 出处同上，页478。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88。

[57] 出处同上，页489。

[58]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1957年7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六册），页535。这次游泳未能实现，因为“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注2）。

[59]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957年7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537-8。

[60] 出处同上，页595。

[6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245。

[62] 出处同上，页594。

[6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357。

[6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53。

[65] 出处同上，页645。

[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55-6。

[67] 出处同上，页475。

[68]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957年5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6册），页468。

[69]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页659。

[7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599。

[71] 出处同上，页604。

[72]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26。

[73] 出处同上，页167。

[7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41。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2007年] [第3期(总第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