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一定是美国（或英国、加拿大）政治研究。
同样号称大国，但却唯独中国不然。中国的大学，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不开设‘中国政治’这样一门课。当然，‘政治课’一直是有的，曾经包括‘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近年还出现了一些比如‘毛概’、‘毛邓三’之类的课程。[2]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成长，于是，许多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为‘政治’就是这些东西。于是，在了解到美英大学有政治系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两种讶异。第一，他们讶异西方国家居然也在大学中教授‘政治’；第二，他们讶异‘政治’竟然还有什么‘学’。总而言之，他们把‘政治’理解为中国大学里在‘政治课’名目下宣讲的那一套东西了。
的确，政治无学，是中国的长期现实；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为对于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的学习所取代，这也是中国的长期现实。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现实，毋宁说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形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政治专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还不是一般的政治专制。比如说，不是中国古代皇朝那种样式的政治专制，也不是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那类政治专制，而是具有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做‘极权主义’）特征（在毛的时代）或具有其残余特征（在所谓改革时代）的政治专制。[3]这种全权主义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总是有一套高度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解释政治，甚至解释整个宇宙。而且，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权威，如同在中古时代的政教合一制度下，总是合一的。因此，政治领导人的论述，就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指针，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更不要说政治科学，如果政治科学居然存在的话；事实上，除了这些论述，也并不需要对于政治有另外的研究。政治就是政治学，政治领导人就是政治学家——这也等于说，除了政治，并不存在政治学；除了政治领导人，并不存在政治学家。
在其他形态的政治专制主义下，一般不是这种状况。比如说，就中国传统而言，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都是首先乃至主要研究中国的本国政治。孟子、贾谊、韩愈、王夫之，直到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都是这样的例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军人专政的一九六零年代的拉丁美洲，则生发出了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派，即‘依赖发展学派’（‘dependent development ’，或‘dependencia ’），那也是立足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的政治研究而形成的。[4]这就是说，一般的政治专制，虽然并不保障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也并不一定排斥和扼杀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只有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然也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全权主义专制政治，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专制政治，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合为一体的专制政治，最具有毁灭一切科学的残暴性质。而在这一切科学之中，首遭毁灭、也最为忌讳的学科，首先就是关于这种政治本身的科学研究。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实行所谓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中国，不断鼓吹提高创新能力、寻求科学技术领先地位的中国，几乎在任何方面（包括在曾经深深忌讳的行政、外交乃至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却偏偏在一个方面成为世界奇观，那就是在中国本土基本上不能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和发表相关成果。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基本上不能在中国公布。中国是世界上翻译、出版外文书籍最多的国家之一，最近三十年来更是大量翻译、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等的西方研究成果。但是，却几乎从来不翻译出版国外、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著作。以至于，在不少学养堪称深厚的中国学者那里，一提起西方的中国研究，就是文化、思想、历史方面的研究，对于如今已经占据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重头的中国政治研究，却甚为隔膜。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世界上，也像中国一样，好像根本不存在中国政治研究这样一种东西。
不是没有替代品。在一个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科学研究一样有假冒伪劣。如前所述，‘政治学习’好像就是政治研究了——英文也是‘political studies’，更增加了鱼目混珠的可能。可是，对于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判断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的东西的标准，其实非常简单明了：科学研究的所有结论，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争辩、可以证伪的；如果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不允许争辩，真理已经在手，‘学习’就是‘洗脑’的话，那肯定不是研究，不是科学。‘政治学习’是不是政治研究，应该很明白了；中国大学的政治课是不是政治科学的课程，也应该很明白了。
中国的政治，可以讨论吗？可以批评吗？可以争辩吗？这种起码的科学态度、也是起码的文明准则，在中国本土，显然还不能广泛地应用到有关国家、政府和政治权力的思考之中。既然不能，那就很难有什么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不管是不是讲什么‘科学发展观’，不管‘政治文明’的说辞多么动听，不能研究和争论的东西，那叫什么科学？不能研究和讨论的政治，那叫什么文明的政治？
得不到科学研究的东西，也就很难得到改进和提高。谁都明白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可是偏偏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能成为批判性思考的对象，则中国人知识和思维的提高就遇到严重的障碍，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也缺少相应科学的知识和思维支持。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中国政治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不研究中国政治，对于人类政治现象的认识就缺少了极大、极重要、极独特的一块；就中国研究而言，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那等于没有摸到了解中国的门径。[5]从实践论的角度说，如果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所谓政治文明，要提高所谓科学研究水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科学任务，就是要在中国本土开创、发展和繁荣政治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本身的科学研究。在目前中国本土的言论控制仍然非常不利于这种研究的状况下，退一步说，也要坚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这样的努力。由边缘而中心，由起步而发展，以期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汉语成果，能和包括英语等其他语种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一起，逐渐影响中国本土，促生本土的这类科学研究，直至使汉语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语言，使中国本土成为汉语世界乃至全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中心。
二、思考国家与权力：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科
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中国政治研究，有种种困难，谈何容易。然而，基地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十几年来，毕路蓝缕，开辟草莱，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努力。当然，这是一本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刊物，并不单单发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如前所述，政治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汉语世界里，要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又相当困难。《当代中国研究》因此贡献了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样的成果，经年累月也就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刊物不在中国大陆出版，因此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但是，作者却绝大多数具备中国大陆生活的背景。特别是近年来在程晓农主编的努力下，更大量地发表直接来自那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当代中国研究》和程晓农主编之邀，在共同编选这些文章成集的时候，我感到，这类文章使《当代中国研究》这份刊物具备了一个独特的优势，沟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使用汉语研究中国政治的努力，为开创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下，这里，不惴谫陋，我也打算就如何建设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两个方面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一个方面是有关研究内容的，即中国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科学，应该注重研究什么东西；另一个方面则是相关的研究条件的问题，即要在中文世界建设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科，需要着重那些要素的发展。这些想法无疑都是很有局限、乃至不乏偏见的；这里大胆提出来，用意更多地在于引发批评和讨论。
在这一节，我们先来展开有关研究内容的方面。
首先，我感觉，要创建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必须特别注重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可以使政治研究具有历史的、动态的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式的政治学往往十分当代化；但是，这并不表示政治研究可以排除历史的纵深。美国政治研究本身，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发展，包括历史的发展。英国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政治学的传统就是以历史为主流的政治研究。[6]在一般（而非专业）的英文书店里，政治研究也往往都是放在‘历史’栏中的。而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则可以发挥中国传统治学以史为主的优势，借助源远流长、积累深厚、近年正处在复兴之中的中国历史研究来为中国政治研究注入力量。我们看到，近年来，《当代中国研究》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大量刊发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文章，出版了多种专辑，多次提出要‘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被扭曲的集体记忆’、‘突破意识形态专政建构的集体记忆’。[7]由于篇幅的关系，本书没有收录这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不等于说，这样的研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从政治研究的角度着眼，重点必须放在当代史。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窃以为应以四十年代中后期为开端。研究中，间或必须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但是，此前的时段，包括那些时段上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应该主要属于历史研究。粗略地讲，中国政治研究所要注重的当代史，应该包括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起源与肇始、毛时代的政治、和毛后时代的政治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研究中必须展开探讨和争辩的课题。比如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段，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包含了对于那一阶段中国政治的不同观点。与此相类似，对于所谓改革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时段划分。本人在2004年提出的‘两个改革’的论断，和更早些时候认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8]也引起了批评和讨论。[9]有这种讨论，科学研究才能繁荣。目前看，似乎更多地还是历史学家们在进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扎实、深厚，对中国政治研究无疑是宝贵的智慧财产。但是，这不等于说，这就不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了。恰恰相反，政治学家应该一方面向历史学家学习，一方面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出发来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关注权力，特别是关注国家权力，研究权力的构成、运作和特点。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这一特点，在五十年代曾经就此出版了大量专著；随着研究对象本身在不断变化及发展，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展开，这种关注在不断调整角度，拓宽视野，开掘纵深，并形成新的概念和理解，但这种关注并没有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就是聚焦权力运作而追踪中国政治发展所展开的智慧产品。不过，英语世界这样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汉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一方面，这里有研究议程的不同。比如说，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议程，体现美国民族对于中国的关注角度；而中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议程，应该体现对于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的观照和反省。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资讯、方法等的不同。中国当代政治基本上是以封闭为特点的政治，从外面进行观照尤其不易；加上语言、文化、时间、财政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国外的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其实有太多的忽略、曲解和误读。中国的研究者，身在其中，有其展开研究的优势。当然，这本身也可以是劣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都是这样的劣势。以为身在其中就必定更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误区。只有通过反观自身的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克服这样的误区和劣势，发挥身在其中的信息优势。因此，中国政治研究对于中国人来说才十分必要。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刊发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当中，不少是着眼权力及其运作所展开的。选取这些文章的精华并集合在此，就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国本土、以独立的学术观点来分析权力运作的中国政治研究已经开始萌芽。他们有的涉及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些基本特点，有的分析某种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如政党、军队或立法体系等）及其在中国的运作特性，有的深入到地方和乡村政治层面，有的聚焦于比如运动、会议、英模塑造等深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仪式和方法。还有更多的类似文章，也很精彩，但篇幅所限，编选集子的时候只能割爱。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目前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之手，一般都具有材料扎实，观察细致，分析深入等优点，并且往往具有深切和明确的现实关怀，既具备学术价值，也蕴含现实意义。这些文章都试图遵循国际学术界相通的学术规范，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在中文世界实践和发展这些规范提供了范本。有些文章的质量，比起国际学术界领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上所刊发的相类文章，可以说毫不逊色。
当然，不足也是明显的。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似乎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已有成果掌握不够，因此起点相对较低。比如说，关于中国政治中所谓‘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 ）的研究，在英文学术世界颇有历史和成果，[10]应该会对本集所收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如前所述，这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中文世界基本上不介绍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而身在中国大陆也往往缺少机会直接阅读其他语言的相关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卷入是畸形的；单就知识、精神、文化而言，中国在比如娱乐资讯方面无疑已经和世界接轨，但在严肃的思考层面则似乎仍然相当与世隔绝，在有关中国及其命运本身的思考方面尤其如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那些正面但往往肤浅的评论，可能会为中国舆论所热炒；认真、负责、平实、并具备‘批判性思考’（即criticalthinking -–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废话：这种‘批判性思考’是国际学术界、至少是社会人文学界的基本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则不仅向隅，而且往往被视为‘反华’之作。[11]《当代中国研究》的作者们，已经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是在严肃地思考，认真地研究，在上述畸形现象下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学者的品格和追求。我所说的，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他们的无奈。据我所知，在同是中文世界的香港和台湾，虽然具有出版自由，但也极少翻译出版严肃的学术著作（倒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做得更好，除了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著作之外）。一方面，这里有市场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据我了解，他们的大学相关课程往往直接使用英文著作作为阅读材料。[12]另外，尽管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已经普遍大幅度增长，但是，要他们个人购买外国出版的学术著作，恐怕也还力有未逮。至于个人阅读能力的限制，也不能不说还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首先是英文水平，这些年有明显的、普遍的提高。可以设想，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能够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成果，对此进行批判的‘接轨’，凭借他们的其他优势，则可以从较高的起点上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那会做出何等的优秀成果。
第二，则是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深入、细致。当然，我的了解有限；单凭选入本书的文章也并不能看到中文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全貌。[13]但是，即使我的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说出来供大家批评，应该对学科建设仅有好处而无坏处。就现在的了解来看，一些十分重要的论题，在中文世界里正在开始浮现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比如说，官僚体系（bureaucracy ）在国家体系和政治运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官僚的研究在政治学当中也可以说源远流长；而古代中国则常常被认为是完备官僚制度的一个典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现制度下，中国官僚扮演什么脚色、具备什么特点呢？[14]在以所谓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为特点的毛后改革时代当中，按照韦伯（Max Weber ）的看法应该是与理性化密切相关的官僚体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又对国家体系、政治权力运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更具体一些，也可以追问，在干部选拔的机制和标准、干部的教育和构成、干部的待遇和出路等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改革年代，这些东西对于官僚体系的变化有没有影响呢？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类似的题目很多。小的课题，就更多了，但学术的价值一样可以很大。英文世界里可以做，但在中文世界里做起来可以有一定的优势，也可以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前夕，有报道说，那种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胡同大妈们又活跃起来，到处盘查陌生人，成为北京维持所谓‘平安奥运’的一种手段。[15]这种‘小脚侦缉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直就没有见到有专门的研究；在目前这样一个号称全球化、市场化、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重现并活跃，就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了。在我看来，这个课题可以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探讨，也可以深入到基层‘治理’与‘社区’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观察；其中丰富的‘中国特色’，经过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的棱镜，不是不可能分析出某些深具理论意涵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很多的，都应该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
相关研究的第三个不足，是这些研究成果就‘概念化’、理论化而言，普遍还相当薄弱。这里的所谓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是指从事实中抽象出概念，与目前中文语境中一般所使用的具有贬义的‘概念化’是非常不同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概念化，学术研究才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小观大，从具体探知一般，因此成其为与叙事、描写、或对策分析等有根本区别的所谓学术研究。[16]在英文世界里，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水平，与政治科学的其他分支相比而言也好，与同属比较政治学科的关于其他地区的研究相比也好，也都是相当低的。仅就后一种相比来说，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就曾经向主流政治学贡献了诸如‘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17]‘依赖发展’等风行一时的概念和理论；关于农民的研究，则仅从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就发展出了对立的两种学说，即‘理性农民论’（rational peasants ）和‘道德经济学’（the moraleconomy ），都对比较政治研究形成了重大贡献。[18]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但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影响的理论。英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这种相对落后的理论水平，原因是什么，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我相信，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研究就不能为人类对于一般政治现象的理解提供普遍的助益，也不意味着生活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们也不可能为主流政治学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如前所说，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一些拉丁美洲学者，其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在被翻译为英文出版之后，曾经在英文学术世界开山立派，极有影响。我相信，中国学者用中文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在某一天，也可以达到乃至超过这样的水准。
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也许都未免苛求。不过，在我看来，学术的进步，基本上就是一种‘苛求’的过程：已有的研究、概念、理论，本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学者们不满足，未免苛求，于是有进一步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理论。说到这里，也许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尽管有长足进步，但是那种‘二分法思维’和非学术的治学方法似乎仍然相当流行。所谓‘二分法思维’，我这里主要不是指政治观点上的非黑即白而言，而是就认识论的真理与谬误和学术探讨上的批判与继承而言。在这种思维下，不是全部有道理的说法，就被认为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道理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其实，不是全部有道理的东西，就等于有一些道理；如果说有真理，它似乎总是以‘部分’面目示人。只有确认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不断继承而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才成其为可能。[19]本书所选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其观点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显然也不是关于那一议题的全部真理。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国家和权力，是不可能垄断全部真理的；关于它们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学本身，则必须在探索、辩论、批判和继承之中不断积累对于真理的认知和发现，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增加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和理解。
三、规范和发展自身：中国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学科建设
至于所谓‘非学术的治学方法’，属于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并非不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反思和剖析国家、权力等重大问题的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如何规范和发展自己——这也是本文这一部分试图讨论的主题。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的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范，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在中文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长期以来的反社会科学的那种心态，致使社会科学缺少相应的科学规范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在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走上轨道。也许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这方面还稍好一些，中国政治的研究因为其整体的落后而在科学规范方面尤其不甚令人满意。事实上，这样两个方面，即规范自身和学科发展，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换句话说，唯有遵循学术规范，才能求得学术发展；正是在研究的深入之中，研究的规范才建立和普及开来。因此，在这一节当中，我们的讨论会超越纯粹的技术规范，涉及到中国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学科建设问题。
首先从技术层面要建立基本的学术规范这个问题谈起。常常有人误解，认为文章中加几个注释，就算遵循学术规范了。这个理解当然失之浅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注释的意义不可低估。[20]注释不仅使得论说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而且保证了知识发展的继承性——如前所述，只有在继承和发展之中，知识才能积累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忽略研究著作的注释，也就意味着不重视知识的积累。目前这一代正当盛年的中国学者（包括笔者），在毛的时代成长，读‘两报一刊’文章长大，缺少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及壮，先后遭遇改革年代的激情和商品年代的庸俗，非专业的社会承认似乎总是压倒专业标准。至今还不少见这样的所谓学者，在引用别人观点的时候，不习惯注明出处；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则好像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有人涉及此一议题。所幸，比较年轻一代的学者，普遍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也比较自觉地遵循学术规范，这从本书所编选的文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能中规中矩地按照学术规范展示论点、提供论据、形成结论，为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创建了初步的技术规范。
要推广这样的规范，则还需要学界的进一步努力。而具有专业精神乃至专业水准的刊物，是汇集这种努力的基本平台。在这方面，程晓农主编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刊物，在中国内地也开始出现，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他们的专业努力更多地似乎体现在并非中国政治研究的其他有关中国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英文世界有一系列多年行之有效（当然也有其弊）的制度和做法，包括匿名评审制度、研究基金制度等等，值得我们在中文世界发展中国政治研究的时候借鉴。值得高兴的是，《当代中国研究》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并有长足进步。具有专业水准的书评，也是促进学科交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中文世界也应该努力。[21]
当然，类似学术规范、刊物出版等这样的很多问题，在中文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并不单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也不光是政治科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可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此人是什么阶层、职业，中国政治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无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牵动情感的领域。如果国人对于自己的政治的研究上了科学的轨道，则整个民族的思维素质和水准，可望有比较实质和重要的改进与提高。换句话说，对政治这样一个容易牵扯自身利益、容易激发诸种情感、人人似乎都有发言权的题目，能够进行比较合乎科学规范的讨论，则对于其他题目的科学认知也就应该比较具有至少基本态度上的科学性了。而科学规范的建设，将会帮助实现这一目的。反过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实现科学化、规范化，也有更多的困难。就此而言，我认为，了解并借鉴外部世界（比如英语世界）的相关做法，对于开创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我们不妨管中窥豹，围绕四个问题，简单、概略地，从借鉴的目的着眼，由学科建设和基本方法的角度着手，谈几点对于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的看法。
首先一个问题是，谁在进行并主导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从事研究者主要是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权力机关的大学教授。当然，在政策研究界或者说‘智库’机构，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人员。不过，这些人数量比较小，其中多数人主要是进行政策研究，而不是学术研究。一般来说，政策研究成果不太得到学界重视。[22]这种以大学为中心的政治科学研究，与那种由政党或政府的政策研究机关主导相关研究的制度设置，有根本上的区别；而区别的要点，在于前一类研究者（大学教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学术自由。源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如今主导人类高等教育的西方大学制度，[23]本身提供了包括制度保障在内的各种条件，加上学者们所作出的斗争与努力，使得学者得以具备这种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府、政党等政治力量，但也同时独立于其他社会力量）、自由的超然地位，可以进行探索、辩论和创新。中国虽然已经引进大学制度大约一百年，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共政治制度的原因，迄今并未在精神和制度上得到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这一点，近年有识之士多有指出并讨论。[24]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政治研究是由具备独立、自由精神的大学所主导，而不是政党或政府的研究机构所主导，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政治研究才有可能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制度特征。
其次，为什么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上述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首先具有纯粹学术的意义，而不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或经济利益。就我的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对国外（比如说，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严重误解，其中包括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误解，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密切关联，常常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一九八零年代，一些具有浓重改革色彩、学政两栖的中国知识分子，鼓吹‘软科学’和所谓‘决策科学化’，即强调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密切结合；一九九零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靠拢政府，追求仕途，于是借助对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所谓‘旋转门’现象的介绍，强调学者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互通和互换。从政治倾向上看，上述两种现象有很大差别，前者试图改革中国封闭、愚昧的官僚决策体系，后者则主要是寻求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利益同盟；但是，两者都误读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类误读，不是完全没有他们的理由，但仍然是误读，因为他们把某些个别现象普遍化了，犹如盲人摸象。不错，拿美国来说，一般外界认为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比较密切，而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某些学者，好像也有较多的机会在某一阶段出任政府的某种职务。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样的现象，就人数而言，很少；就时间而言，甚短（一般不会超过两年）；就个人‘好处’而言，政府资历对于学界资历一般并不具备加分作用；就观点交流而言，则往往是通过这种渠道，学界影响政府更多，而政府影响学界较少。当然，在政策研究界，这种所谓‘旋转门’现象，即官员下野作研究、研究者出山做官员，相当普遍。但是，如前所述，政策研究界与学术界之间，还存在着体制、文化等多方面的区隔。这些情况，都是超乎中国研究领域的一般现象，但是也适用于中国研究领域。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研究，也如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其首要目的是认识论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格物致知’。反过来，如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推动技术进步、造福人类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来改善政治。但是，这种应用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急功近利的；政治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其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这种研究其本身的自足性。所谓‘象牙之塔’，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回到中国的语境，也可以说，什么时候政治学不是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不管是与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联系在一起的需要）而展开，什么时候政治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科学。
再次，怎样进行中国政治的研究？简单的答案是：它必须遵循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研究属于政治科学中的‘比较政治’（comparativepolitics）领域，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要素。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充满探索、讨论、辩驳和创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通过对于事实的调查（empirical investigation）来展开对于权力、国家等等主题的概念思考（conceptualization ）的社会科学领域。当然，如前所述，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与主流政治学相比，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中国历史研究相比，一般认为，其学术水平还比较低（如何评价学术研究的水平，我们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研究就不遵循、或者不合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不必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也不高，往往尚不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也常常不合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这个‘水平不高’，与外部世界（在本人有限的了解中，首先是英语世界）相关研究的‘水平不高’，可以说是两个范畴的问题。打一个比方，一个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但没有得到名次的运动员，可以说水平不高；一个从来没有取得过参加任何运动会的比赛资格的体育爱好者，也可以说是水平不高，但两个‘水平不高’不是一回事。也许中国很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是领先世界的，但是，就政治学研究而言，则如本文开头所判断的，可以说尚未入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尚不存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并不存在遵循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方法的中国政治研究。
最后，谁来评价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不是政府或者政党，这在强调学术自由、大学独立的制度下是很容易理解的；也不是企业或者公司，虽然西方社会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企业可能通过提供资助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科学研究的选题和方向。那么，是不是社会大众呢？不是。因为学术不存在所谓民主；专家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由外行来评判的。民众可以是一本流行政治读物是否成功的评判者，但不可能是一本政治学术著作是否出色的裁判员。同理，公共媒体、大众舆论，在这里也无缘置喙。是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呢？准确地说，也不是。因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可能并非学者；即使是学者担任管理者，学术上隔行如隔山，少数管理者也不具备评判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的能力。那么，究竟谁来评价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同行。换句话说，只有同一领域的研究者，才具备评价相关研究的资格与能力。
以上四条，如前所述，其实不是中国政治研究的特殊现象，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科学研究的普遍情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以此来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似乎比较容易，以此来理解那些比较不‘敏感’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还比较容易，以此来理解政治研究好像就比较困难一些。政治研究的这种特殊性，在某些人那里是如此强烈，以至一些在西方经受了政治科学训练、目前回到华人社会（主要是香港、台湾）的华人学者，也要特意强调中国政治研究的所谓‘本土化’。试问，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本土化问题吗？电脑科技有什么本土化问题吗？显然都没有。即使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语言的研究，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本土化’的呼声。我不是说，政治学研究可以像物理学研究一样，可以超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恰恰是说，社会、文化等因素，甚至很可能还包括政治因素本身，往往很容易对政治研究构成干扰，使其难以具备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难以实现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在尚不具备这些要素和规范的情况下，‘本土化’可能无助于中国政治研究在本土的起步和发展。托克维尔的美国政治研究[25]，对美国人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奉为经典，是不是美国人对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较之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就差很多呢？中国本土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发达，水准也不高，是不是因为这类研究有被‘殖民化’的问题、因为他们为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选题、态度、理论和方法所主导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好，需要纠正；如果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则‘本土化’再好，恐怕也是并不对病的药方。
在我看来，为了建设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应该强调一种不妨称之为‘开放的自主研究’的态度。所谓‘自主’，就是研究的立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左右，首先是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所谓‘开放，就是研究的思路不为非学术因素所羁绊，包括不为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所羁绊。政治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我们的研究指引；民族文化可能提供我们实施研究的独特视角，但不应该取代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怎样才有可能以’开放的自主研究‘这样一种态度来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是需要同行们的集体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找到答案的。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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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这里主要列举了英语国家。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我对非英语国家（和非中文国家）的政治研究状况不甚了解。不过，根据我有限的了解，英语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学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英语也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语言。
[2]‘毛概’即‘毛泽东思想概论’；‘毛邓三’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课的简称。
[3]关于全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即totalitarianism ）政治的特点，以及其与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即authoritarianism）政治之间的区别，Juan Linz有系统的论述。见：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 ，CO ：Lynne Rienner，2000）。
[4]当然，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成果，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在美国形成和发表的。但是，其中许多学者，也同时在拉丁美洲的本国任职并进行研究和发表成果。例见：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Dependence and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因此，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在中国本土之外，特别是在非汉语世界，相当繁荣。据不完全的估算，主要使用英语发表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的学者，当今不下五百人。当然，这个概念相当含糊。比如说，本人刻下正在写作中文讨论中国政治研究，但是，却无疑也属于这五百人之列。大体上，这个数字是根据两项指标来界定和估算的，即：1）一位学者是否使用英语作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语言；2）这些出版品是否构成对其专业资格评价的主要衡量尺度。根据这样的指标，这五百人主要分布在英语国家，但也有不小的部分生活在非英语国家。比如说，在荷兰、德国、法国、台湾、南韩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学者们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他们的专业资格评价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还不包括相邻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等，其中其研究涉及中国政治问题的那些学者。在英语国家，几乎每个稍具规模的大学，目前大都开设中国政治的课程；重要的大学的政治系，至少有一名、甚至两名专研中国政治的专家。在中国之外的非英语世界，特别是日本、俄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中国研究，包括中国政治的研究，本来就有相当的根底，近年也在迅速的发展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中国研究，其根底本来主要是汉学（Sinology），即在人文科学领域展开中国研究，但近年来也渐次把研究重点转到了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政治学方面，从而与北美洲和大洋洲一样形成了以当代政治为重心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领域。
[6]顺便说一句，历史学，至少在英文世界，是一门蔚为大观的学问。美国大学本科，文科各系往往以历史学系为最大，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在文科各系中往往都是最多的。
[7]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宋永毅主持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迭有成果出版。最近的相关著作，例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在这方面，国内外华人学者的个体的中文论著更多，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8]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
[9]例见：肖滨，〈改革的停滞与自由主义的两种调子〉，《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王俊秀，〈改革已死，宪政当立〉，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803/20080305215021.html，posted March 5，2008，accessed March 8，2008.
[10]这方面较新的研究成果，可见：Jonathan Unger ed.，The Nature ofChinese Politics：From Mao to Jiang（Armonk，NY ：M.E.Sharpe，2002）。更大范围的相关研究，参见：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N.S.Lee eds.，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
[11]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政策’一课时，使用包括Harry Harding，David Lampton ，Kenneth Lieberthal ，Robert Ross，David Shambaugh等美国学者的论著为读物，曾经引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反华学者’。我并不准备从这样的个别例子推出任何普遍结论；但是，这至少帮助我感性地了解了两个重要的情况：第一，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相关中国的问题上，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究竟隔膜到什么程度；第二，按照这些学生被教给的那种思考方法，他们是如何界定什么样的研究是‘反华’的。
[12]中国大陆的一些高校，好像也在开始这么做了。不过，普遍程度如何，阅读哪些著作，学生反应怎样，我尚未有系统的了解。
[13]仅《当代中国研究》近年发表的论文，就政治论题的覆盖面来说，也远远超出本书所能收集的范围。比如说，中国当代的政治传播和媒体运作，政府腐败与社会监督，民间反抗与社会运动，就是近年《当代中国研究》非常关注的方面，就此发表了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没有选收这些方面的内容。至于更为广阔的相关研究方向，比如对于中国改革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都应该属于中国政治研究这一领域。也仅仅是因为本书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涵盖这些方面。
[14]英文文献中有这样的研究，例见：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81）。
[15]Zhuang Pinghui ，‘Gimlet-eyed grannies watch for the unusual，’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ugust 6，2008，p.A2.
[16]当然，对某些社会人文学科和某些学派来说，‘叙事’（narrative ）可以成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不过，一则这种方法至少迄今并未普遍为政治科学学科所接受，二则，在我看来，这种‘叙事’是包含概念化在内的，仅是形成、呈现和论证概念的方式比较独特。
[17]这与中国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出现的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主张不是一回事。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例见：Guillermo O ‘Donnell ，Modernization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1979）；David Collier ed.，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两种学说的代表作分别为：Samuel L.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79）；James 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19]韦伯（Max Weber ）最为强调科学研究的这种‘不完整性’（incompleteness）。参见：Raymond Aron，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Vol.2：Durkheim，Pareto ，Weber，tr.by Richard Howard and Helen Weaver（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1999），pp.224-225.
[20]所以，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专门写了一本甚受关注的书，来研究注释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见：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中国大陆书评刊物不少，但是似乎都是属于所谓‘公共知识’领域的；海外中文刊物本来就很少，立足学术的更少，专注社会科学的则少之又少，要在分工细致的社会科学之不同领域都发展出专业水平的书评，实属不易。
[22]事情当然总有例外。立足智库机构、但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其成果仍然在学界很有影响的中国政治学者，并不乏人。比如说，当年供职布鲁金斯学会时的Harry Harding ，和目前在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的裴敏欣，都不仅在政策分析上出类拔萃，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广为学界同行所敬重。
[23]关于大学的起源和特点，参见：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of Universit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2002）。
[24]例见：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VintageBooks ，1945/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