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照相自从传入上海之后，由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优点，很快便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中得以施展身手。多姿多彩的各类人像照片被许多人所钟爱，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用化和市场化，使清末民初的上海照相业深深地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发挥着某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题词] 照相；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
照相具有写实、便捷等优点，这使它很快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得到了运用。首先人像照片使人们更准确、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容貌，进而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验证身份的重要工具。照片还成为人们追求时尚和美丽的道具，成为寄寓情感的纪念品。由于照相具有这些优点，喜爱它的人越来越多。在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清末民初的上海照相业完成了市场化，顾客群迅速壮大。
一 照相成为人物写真的重要工具
在照相诞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想知晓某人的容貌，无外乎以下几种手段：道听途说、阅读文字描述、观看肖像绘画以及亲自目睹其人的真容。在交通不发达、等级分明以及礼教森严的年代，要亲眼目睹某些人的容貌是很不容易的事。相对而言，肖像绘画倒是记载某人容貌的比较真实和方便的工具，不过即便如此，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物肖像的真实性还是存在疑问。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流传于世的两幅画像中， 一幅容貌丑陋、面目狰狞，另一幅则是标准的帝王肖像，究竟哪一幅是他的真实写真，不得而知。按照常理进行推断的话，这两幅画像应该与朱元璋本人的相貌都存在着差距。
即便不夹杂政治等因素，画师能否依靠经验和技法逼真、传神地描摹出一个人的相貌，不确定性仍然很大。相对而言，照相真实、可靠得多。早期的照相师多从“影像铺”的画师转行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许多画师在职业上受到了巨大压力的结果。
照相问世之初，人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人物摄影，人物是摄影艺术的主要表现对象。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人像摄影一时还不具备推广的条件，所以人像画师的经营尚无大碍。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上，时常可以看到文人墨客为妓女或变相从事色情业的女书寓先生等的“小照”或“小影”题写的诗篇，有的还附序，着力描绘当事人的容貌。《申报》在刊登这些作品时并不配发原图，读者也只能凭借文字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照相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十分传神。《沪游杂记》收录的“申江杂咏”中有一首“照相楼”：
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注：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这首小诗指出了照相的三大优点：一为“显微”，二为“真真”，三为“入神”，意即照相能尽显人物于微毫，准确地反映出人物的神态和精神风貌，所以胜于丹青。
表达同样意思的竹枝词尚有若干，如有一首咏日成照相馆的：
日成照相绝无伦，电气传神信有神。何必画师挥彩笔，依然纸上唤真真。（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另有一首也堪一读：
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传来竟逼真。技巧不须凭彩笔，霎时现出镜中人。（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3页。）
照相胜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价格逐步趋向低廉，而且能够批量印制，易于销售和普及。“照相楼”的后两句就描述了这种情况，“客人”为“探春”而争相购取“佳人”的照片，这表明当时的照相馆已经能够批量印制照片，将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并且销路很好。照相的问世是艺术匠心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结果，照片除了具有艺术性之外，还具有近代工业产品的特征，能够进行标准化和量化制作，可通过提高工艺来降低制作成本。虽然这一点在照相问世之初并不明显，但却是照片与肖像画在本质上的区别。
绘制人物肖像时需要被绘制的对象久坐，而拍照则不须如此，这也是一些人转而选择照相的缘故。《上海闲话》记载了光绪初年《申报》的“郭嵩焘画像”一案，当时《申报》捏造了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与为之画像的英国画师顾曼的一段对话，使他大为震怒。其实郭嵩焘因不耐久坐，与顾曼商量后，特意先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交给顾曼绘制肖像，他与顾曼之间并无《申报》上所刊登的那段对话。（注：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虽然肖像画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地位日益被照相所取代，但是它本身也在进步。清末，油画等西洋画派传到了上海，为传统的肖像画注入了新的内容。肖像画与照相之间的关系逐渐地得以固定，从竞争对手演变为具有互补性质的关系。上海恒兴照相馆在照相放大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兼营油画肖像业务，根据拍摄的照片绘制大幅人物肖像。
著名漫画家、作家丰子恺在1934年撰写的散文《学画回忆》中描述了童年时在家乡学习绘画的经历，这位日后的漫画大师在学画伊始就是从肖像画入手，并且与照相也有关系，他写道：
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他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画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兰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署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注：丰子恺：《学画回忆》，《丰子恺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作为一位画家，丰子恺先生对这段早年学画经历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走了弯路：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画写生，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学画的人作借镜吧。（注：丰子恺：《学画回忆》，《丰子恺散文精编》，第82页。）
丰子恺先生的回忆，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昔日照相与肖像画之间关系的画卷。虽然照相越来越普及，但是肖像画也没有衰亡，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例如为死者画容像等方面，依然大受欢迎，生意兴隆。可是，即便是在这些非由画师出场不可的领域，照相依旧挥之不去。为了追求容像的真实，许多人还是不忘将照片送到画师的手中，希望他们的妙笔能够在真实的基础上生花。经过演变，照相与肖像画已经不再完全是竞争对手，它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已经重新得到定位。
宣统年间上海环球社印行的石印画报——《图画日报》，描绘社会百态，非常有影响，其中有一个栏目名为“营业写真”，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当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拍小照”和“画小照”。《图画日报》第一百三十四号并列刊登了“画小照”和“拍小照”，“画小照”的说明文字为：
千看万相画小照，一笔不可偶潦草。部位要准神气清，方能惟妙更惟俏。只恐名虽写真写不真，五官虽具一无神。拿回家婆儿子不认得，多说何来陌路人。
“拍小照”的说明文字则为：
拍照之法泰西始，摄影镜中真别致。华人效之亦甚佳，栩栩欲活得神似。拍照虽无男女分，男女不妨合一桢。不过留心家内胭脂虎，撕碎如花似玉人。（注：《图画日报》，第134号第8页。）
这两段文字将时人对肖像画与拍照片之间的区别、对比描述得十分清楚。
肖像画与照片的互补关系还有另一种表现方式。上海城隍庙附近的古董店内至今还有旧时供奉的祖先画像，它们堪称照相与画师之笔相结合的产物，画像中的列祖列宗身着正装，男为顶带花翎，女为凤冠霞披，各幅画像都差不多，可能有一定的格式。画中人的穿戴都是画的，也可能是按照画样印制的，但是画中人的脸却是根据照片印刷而成，整幅画逼真而泛黄，透着一股阴森的气息，初看时给人的感觉很是微妙。这是在同一画面中笔画与照相的有机结合。
二 照相的娱乐和纪念功能
同样的事物可以使用在不同的方面，原因在于社会需求是丰富多样的。人们之所以钟爱照相，固然有着种种原因，但是照相能够使人娱乐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末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以拍照自娱者大有人在。慈禧太后晚年在她的宫禁园林中曾经化装照相，她扮成观音，李莲英扮成善财童子，其他人也各自分派了角色；袁世凯在他的彰德府邸中，穿得如同钓翁一般拍照取乐，还可以凭此存照到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至于一般人等，则更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然而名士风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满于这样千篇一律的呆鸟了，于是也有赤身露体装作晋人的，也有斜领丝绦装作X人的，但不多，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这类‘图’晒出之后，总须题些诗，或者词如‘调寄满庭芳’‘摸鱼儿’之类，然后在书房里挂起。至于贵人富户，则因为属于呆鸟一类，所以决计想不出如此雅致的花样来，即有特别举动，至多也不过自己坐在中间，膝下排列着他的一百个儿子，一千个孙子和一万个曾孙（下略）照一张“全家福”。（注：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杂文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借助照相来回味、领略古诗文的意境，或直接扮作古人，过一把神游魏晋、身为玄学之士的瘾，称得上中国传统文人情趣与照相的绝妙结合。即便是被揶揄为“呆鸟”的大户们，也可在照片中尽情地做其家大业大、子孙万年的美梦。人们利用照片来娱乐，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暂时地脱离一下现实，尝试着达到理想境界的一些滋味。在照片中，大清国的当今圣母皇太后可以成为南海观世音，慨叹“余生也晚”的现时文人可以回到古代去，而欲问鼎天下的枭雄也可以化为闲云野鹤般的钓翁。只要花得起银子，任何人都可以拍照，都可以在不招惹麻烦的前提下用照片寻寻乐，或者是圆圆梦，照相对所有的顾客都一视同仁。上海花街柳巷的什么“七美”、“八美”，以及她们周围的一些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高手。
照相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一种时尚，一些时髦场合是不会缺少它的。在十九世纪末沪上著名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张园，照相已经充当了为前来游园的红男绿女们提供余兴的角色。熊月之先生在《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中曾经指出张园是最能体现上海时尚、最能反映上海人气质、听到上海人声音的地方，而照相就是这块宝地中的一个重头戏。
张园主人张叔和将光华楼照相馆引进园内，为游客们提供服务，明码标价，且价格亦不算便宜：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而用六角钱就可以在园内的酒楼叫上一斤黄酒、一盘狮子头、再来一碗汤面，一个人笃定混一顿醉饱；一元钱就能点洋酒加一碗鱼翅；二元钱则可以安排若干酒菜，朋友对酌了；四元钱这个数目有点尴尬，不要紧，再添上一块钱，厨房便可以为你置办一桌酒席，让你风风光光地宴客了。（注：熊月之：《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世纪中国”，2002年2月A期。）在张园内拍照娱乐或留念的还真有不少人，其中许多都是所谓“名花”，也就是当红的妓女。风和日丽，佳人游园，拍照留念，既可以增加乐趣，又可作为纪念礼品馈与情郎，也算是一大美事。
《图画日报》曾在“上海社会之现象”的栏目中，刊登过“妓女在张园拍照之高兴”的绘画，画中的两位女子身处楼台之中，一坐一立，神色恰然，面对她们的照相师却是头顶罩布，忙着摆弄被三脚架支起的相机。图画的上部有署名为“解虚”的一段说明文字，先将照相的来历、特性等做一简要说明，指出其“无不须眉毕肖”；接着谈到“沪上之业照相者、依最近调查、竟达四五十家、可谓盛矣”；然后描绘了妓女在张园拍照的情景：
而每当春秋佳日、青楼中人喜至张园摄影、取其风景优胜、足以贻寄情人、视为普通赠品。
最后还有四首“新四季相思”，借物抒情，大大地发挥了一通照片在传递情感方面的作用。（注：《图画日报》，第148号第7页。）《图画日报》在同一栏目中，还刊登过“妓女赠客小照之用”的绘图与说明文字，图中的“客官”长袍马褂，穿戴体画，正坐在“香闺”中细细地端详着“小影”，而身旁女子的服饰十分艳丽，表情暖昧，似乎正在偷偷地观察着“客官”的表情。说明文字写道：自泰西摄影法盛行后，妓女莫不摄有小影，而尤好以所摄小影赠客。并分析个中缘由：
ｊī＠①其用意，盖客获此小影之后，必时时展玩，可增无限爱情之故。海上繁华梦二集有句云，小照是相思之影，先赠郎看，窃谓深得三昧。（注：《图画日报》，第138号第7页。）
还有说得更为直白的，《图画日报》第二百七十号第七页刊登的“上海曲院之现象”，标题便是“菱镜也知移艳态”，内容更是直截了当：
自泰西照相之法，盛行于中国，能使人神情酷似，态度逼真，较胜画工奚啻十位。以是无论男女，每喜拍照，而以曲院中之妓女为尤甚，盖若辈本以色身示人，照片足以移赠狎客之故。
末尾还附一首颇具挖苦意味的打油诗：
摄影之法始自西人，别开生面映出全神。狡哉妓女共现色身，持赠狎客痴唤真真。（注：《图画日报》，第270号第7页。）
由此可见，沪上妓女之所以热热衷于照相，除了出于爱玩、爱美、追求时尚等女性普遍心理之外，或为了留念，或以物寄情，将自己的玉照赠与相好之人，或者是以照片宣传、推销自己。《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中曾经提到，在1897年之后的几年内，有“花国提调”大名的李伯元每逢星期天便会在张园内分送他主办的《游戏报》，数量多达数百份，这是一份以登载“花国”逸事，也就是妓女花边新闻为主小报，有时干脆就将妓女的照片夹在报纸内一起发送。上海妓女的照片甚至还会漂洋过海。晚清上海的名妓陆兰芬“秀色可餐，天然妩媚，西人曾摄其影寄归本国，称之为支那美妇人”，她也是张园的名角，曾经有人为了她争风吃醋，几乎要在园内大打出手。”（注：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20、421页。）
妓女喜欢拍照，各家照相馆自然会在招徕这个大主顾方面下大工夫。除了在服务上投其所好之外，提供优惠价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营销战略。耀华照相馆西号曾经推出过“倌人半价”的服务项目，以打对折的方式吸引妓女前往照相，由此可见各照相馆争夺客源的激烈程度。（注：《时报》，1905年2月18日，第2张第4页“倌人半价”。）
晚清上海妓女的照片，大多精心摄制，背景雅致、装扮入时，有的照片至今仍时常有所见，如《十美图》等。日本上海史研究会菊池敏夫在《上海的各种职业》一书中，披露了一张摄于清末的妓女生活照：妓女正被龟奴担在肩上去出局。（注：菊池敏夫：《上海的各种职业》，日本勤勉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这是清末上海妓女出局的一种常有方式，《点石斋画报》对此也有涉及。
戏剧演出在上海很有市场，名演员是当时上海社会的明星，也是引领时尚的人物。各类名伶爱拍戏装照、便装照，他们的照片十分受人欢迎，成为票友珍藏的对象；他们在照片中的穿着打扮，一招一式，往往会成为社会时尚的发端。
许多社会名流也喜欢拍照以留作纪念。就在张园内，1898年4月2日前来游园的郑孝胥欣然留影以为纪念；张元济、夏曾佑、伍光建也曾在此合影留念。（注：熊月之：《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吴长邺在其所著的《我的祖父吴昌硕》中，回忆了祖父的许多生平活动，其中也不乏与照相有关的事例。
吴昌硕晚年颇喜拍照留念，民国初年的他虽年过七旬，但每逢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时，总忘不了照相。如1914年旧历三月上巳，参与九老会，摄影留念，并作诗以记之，时年七十一岁。他在七十五岁、七十九岁时都特意拍照留念。吴昌硕的名字与西泠印社不可分割，西泠印社的成员之间切磋技艺、交流学问的地点名曰题襟馆，于1922年迁至宁波路渭水坊内上海西泠印社的贴邻，坊内有一家雪怀照相馆，馆主林雪怀本是当时一位著名女影星的原夫，交际很广，爱好书画，与西泠印社诸人唱和甚欢，并且经常在一起拍照，留下了许多照片。吴长邺先生曾经保存过一幅集体合影，内中共有二十余人，除了他的祖父之外，还有当时上海滩的一些闻人，如王一亭等。
清末民初的一些有志之土往往喜欢在做出重大决定之际前往照相馆拍张照片，既为表明心志，又留作纪念。上海的一些著名人物也受这种风气影响，如张元济在1910年出发去环球旅行之前就拍照留念。
在一些特殊场合下拍摄的纪念照片，往往寓意深厚。胡适于1904年来到上海求学，经一番转辗后于1906年秋考入中国公学就读。1908年，学校的部分教师、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争执，另组“中国新公学”，胡适属于这一派。中国新公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年多，于1909年11月与中国公学达成了调解，宣布解散。胡适等人有感于这一年来的遭遇，遂集体拍照以作纪念，胡适还为此写了“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两首诗以抒发情怀。（注：胡适：《四十自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第72页。）
1916年，企图称帝失败的袁世凯死去，从二次革命之后一直被迫流亡日本的孙文回到国内。在上海的寓所内，他与在流亡生涯中结为伉俪的宋庆龄共摄一影，意味深长。
虽然照相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传入上海，但真正在社会上普及开来，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和时尚，却是在清末民初。《图画日报》曾经刊登过一幅标题为“最毒妇人心”的俗语画，批判那个时代出现的新型女性，画中的时髦女子戴着眼镜，对襟的外套敞开着，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面前有一照相师正在为其拍照。作者的意图究竟是想说明拍照是新女性的一种时尚，还是想替新女性立此存照，不得而知，有可能是两层意思兼而有之吧。
三 照相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运用
清末民初，照相在上海的社会管理领域有了用武之地。作为强化治安的一项措施，租界巡捕房开始给犯人拍照存档。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报纸上就有巡捕房将照片用于给犯人验明正身以及备案的消息。1886年1月11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镜中留影”的新闻：
昨晨，虹口捕房富捕头派捕，将满期应释之犯三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闻一犯系偷窃小车者，余皆因争殴判押云。（注：《申服》，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七日（1886年1月11日）。）
同年2月1日的《申报》又有“犯人留影”的消息：
前日虹口捕房将押期将满之犯人十一名带至老巡捕房，麦总巡查验之下，当将屡次肇事及犯窃之三人，各柏一照存留，遂送英公廨请黄太守分别取保开释。（注：《申报》，光绪十年十二月念八日（1886年2月1日）。）
从两则新闻的内容以及发生时间来看，它们很有可能是对同一件事的先后报道。给犯人拍照备案能够被《申报》冠以标题、作为社会新闻加以报道，可见这在当时尚属罕见，而在十一名刑期将满的犯人中挑出三名来拍照备案，说明当时这种手段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人，只是针对一部分社会危害较大的盗贼和惯犯。
与中国传统的画影图形相比，用照片来对号入座，验明人物的身份，准确程度和办案效率都会大为提高，警察当局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也是大势所趋。
1909年前后，位于法租界大马路的昌大质铺发生一起窃案，伙计李赓轩等三人席卷店内的钱款、质物后潜逃，不久有两人被捉，但李赓轩仍携赃在逃。昌大质铺于是在上海各报上刊登了“悬赏缉贼”的启示，配有李赓轩的照片。（注：《申报》，1909年3月25日，第3张第8版。）
1914年冬天，位于法租界的蔡仁诚土栈被丹徒一家名为王泰记的商号骗去贷款一万五千五百大洋，商号主人王汇川于案发后逃遁。蔡仁诚土栈将王汇川的照片登报，悬赏四百大洋予以捉拿。（注：《申报》，1915年3月4日。）
同时期的《图画日报》刊登过一则社会新闻：一位在江浙一带贩卖丸药的日本人方奎，在杭州向人借了三十块大洋，然后一路继续往湖州贩药。途中他遭了贼手，身上的洋钱被偷得一干二净，方奎被逼得穷途末路，最后干脆在湖州的客栈里自缢。官方对这样的“涉外案件”不敢怠慢，乌程县正堂立刻派典史前去验尸，为了怕日本人日后找麻烦，还将尸身放在棺材盖上，拍了照片，以便日后尸亲前来认领。官员们从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留给友人的遗书，搞清楚了死因，才算松了口气。（注：《图画日报》，第69号第10页。）需要指出的是，《图画日报》报道这起刑事案件时并没有强调照相的作用，可见这在当时已经不是很少见了。
照片除了用于侦破刑事案件之外，还被政府用来缉拿政治犯。1898年9月23日，上海道台向英国驻沪代理领事白利南发去一封信函，要求他搜查所有从天津驶至上海的英国船只，协助捉拿已被清廷通缉的康有为。为了保证不出错，道台还特地送去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但是英国领事没有理会清政府的要求，设法帮助康有为逃脱。9月24日清晨，当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离吴淞口还有几英里时，便被英国领事派去的人截住，来人拿着道台提供的照片，很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帮助他逃往香港，等到道台衙门觉察到事情有变，已是一筹莫展了。（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533-535页。）
清末民初上海慈善事业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照相在这个领域中也发挥了作用。1893年11月7日的《申报》上有一篇题为“论照相认孩之善”（注：《申报》，1893年11月7日。）的记事，叙述福州一位名为卢善孙的善士于当年八月中旬在福建买下了一名大约六岁的男孩。在当时的福建，买卖儿童本是常有之事，卢善孙的举动因此也属平常。男孩对自己的身世等茫然无所知，卢善孙却听出这个男孩有点江浙口音，举止似乎带一点大户人家的味道，便怀疑他可能是被拐带出来的，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一面暂时收养这个孩子，一面设法使他的亲属前来认领。卢善孙认为江浙距福建道路遥远，孩子的亲属仅凭传闻、口信等不确实的消息，极有可能不会前来认领，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也就永远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于是他替孩子拍摄了大小二十余张照片，寄给了上海仁济善堂的施少卿，请他分别悬挂、招人识认。作者认为照相的功用至此，已经突破了玩具的领域，开始为社会服务，走上了“正用”的途径。
记事还列举了照相用于认领的其他一些事例：某轮船失事，死难者的尸体被救捞上岸后一时无人认领，但又不能长期搁置，于是施少卿提议先行收殓，为每一具尸体拍一幅照片，以备日后亲属前来认领。这一建议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交口称赞，死者亲属后来认尸时，由于有备案的照片，没有发生错认事件。1890年12月，太古公司的上海轮在长江失火，死难者达三百余人，仁济善堂雇佣救生船连日打捞，共捞上二百多具尸体，收殓后分别给尸身拍照存案。记事中提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件事。施少卿由此进而想到设置息影公所，专为从沿江捞上的浮尸拍照，以待其家属日后认领，这一创举同样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好评。施少卿是在仁济善堂从事慈善工作的善士，仁济善堂创立于1880年，是上海著名的慈善团体。施少卿将照相用于社会慈善事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社会舆论的称赞，并且声名远播，甚至外埠的人也会求助于他。
从清末开始，照片开始运用在人事管理方面。光绪末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改革学制。宣统年间，学部作出规定，凡参加各类考试的考生必须在考前拍照，否则不准参加考试。外务部在录用人员时要求持照片前往面试。主管全国官员人事的吏部在人事管理方面也作出了必须使用照片的规定。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照相的实用化，使得照片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上海的照相业也因之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 顾客群体的普及
照相在社会上普及，意味着照相业的顾客群体已经比较广泛和成熟，市场化已经完成。清末民初的上海，到照相馆或者请摄影师到家中、聚会场所拍照，已不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专利”，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做的事。
形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五点：一、上海的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00年达到约100万人，1915年更是上升到约200万人。这在客观上为照相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上海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对外贸易口岸，购买照相用的材料、器具比较方便。照相馆可以通过洋行代理进口，也可以直接从国外购买，从欧美到日本的产品，尽可挑选。在中国还不能制造照相器材的时代，这对于上海照相业实现市场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三、上海城市的开放性造成了兼容性很强的城市文化和开放的社会氛围，对于照相的传播和普及极为有利。四、各家照相馆为了招徕顾客，竞相改良技艺，优化服务，降低价格。这些措施，特别是最后一点，对于顾客群体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五、随着社会的发展，照片成为个人身份的重要标识，在一些场合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带有强制性的举措大大增加了顾客群体的人数。
妓女是当时照相馆顾客群体中尤为重要的一支。她们人数众多，而且需要经常到照相馆拍照，当时人称“勾栏中人必各照一象，悬之壁间”，（注：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0页。）“十万名花留小影，他年恐俭旧时妆”。妓女拍的照片，大多赠与相好之人，拍照实质上是其谋生手段的延展。照相能够在上海社会普及，与妓女群体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照相对于演员来说也非常重要。清末民初之际，上海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戏剧演出市场，戏院、戏园林立，海派京剧、改良新剧等纷纷上演，观客如潮。名角在社会上的明星效应十分突出，他们的戏装照、便服照被许多人奉为至宝，成为模仿的对象。当时的名伶如王鸿寿、汪笑侬、夏月珊、冯子和等都精心拍过照片。演员群体对照相的普及也是功不可没的。
许多其他社会名流也是照相馆的重要客源，他们有的意识到照相对于传播自己名声所起的作用，有的的确喜欢照相，许多人在不同场合均摄有照片。
社会富裕阶层中的许多人也喜欢照相，他们将拍照作为享受生活的一种手段。展示家庭亲情、自娱自乐，是这些人所拍照片的主要内容。
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如各类新式学堂的学生等，平时生活中也少不了照相。清末学制改革后，学校在入学考试时往往要求考生提供照片以确认身份；学生们意气风发，志同道合者常相率前往照相馆合影以为纪念。
许多普通市民也到照相馆去拍照，包括一些闺阁中的妇女。对于她们而言，虽然拍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偶而为之还是可行的。
总之，清末民初之际，上海照相业的顾客群体已经形成，拍照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市场化已经成熟。
《史林》20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