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书柜，偶然捡出一本《周海婴纪念集》，这才想到今年的4月7日是周海婴先生逝世10周年。记得在2011年4月7日早上八点半左右，我刚到所供职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就得知周海婴先生在早晨5点36分病逝的消息，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周海婴先生在1976年鲁迅研究室成立时就一直担任顾问，并从2009年6月10日开始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所以单位的领导就组织全馆职工筹备悼念周海婴先生的工作。4月11日，我和全馆职工一起赴八宝山送别周海婴先生。我当时考虑到周海婴先生逝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国内众多的媒体刊登了大量的纪念文章，所以想等一段时间再写一篇回忆文章。
我是在2000年7月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的。随着孙郁先生在2002年4月重回北京鲁迅博物馆担任业务副馆长并在2003年主持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全面工作，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周海婴先生也多次应孙郁先生之邀参加这些活动并发表讲话，我也因此在这些活动上多次见到过周海婴先生。但我真正与周海婴先生直接联系是在2003年初编选《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时。
200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鲁迅的图书，其中以倪墨炎先生和陈九英女士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和周海婴先生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一书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大，其中《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不仅引发了鲁迅研究界的一些学者之间的论争，而且也引发了党史界、电影界的人士参与论争。我在2001年曾经编选出版了《聚焦鲁迅事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网络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两本书，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因此就从2002年开始考虑编选一本围绕《鲁迅与许广平》和《鲁迅与我七十年》这两本书产生的论争的文章选集。我写了一个《鲁迅的五个未解之谜》选题策划书直接邮寄给人民出版社文化编辑室主任刘丽华女士，不料很快就收到刘老师的回信，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我并不认识刘老师，只是知道她是著名的出版人，所以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直接写信给她，根本没有想到她能看中这个选题，并且把书名修改为更精彩的《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我迅速搜集、整理了围绕这两本书所发生的论争的相关文章，确定了大致入选篇目，下一步就是联系各位作者取得授权。
我知道围绕这两本书的论争很激烈，其中的一些作者已经因为这次论争而断交、反目，因此很担心一些作者特别是周海婴先生不同意自己的论争文章编入这本书之中。我所拟定的“鲁迅的五个未解之谜”包括“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鲁迅死因之谜”“鲁迅的丧葬费用之谜”“‘鲁迅活着会如何’之谜”“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其中第一个“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虽是由《鲁迅与许广平》一书引发的，但是周海婴先生是引发这次论争的关键人物，并且涉及到鲁迅与许广平的个人隐私问题；后四个“谜”都是由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引发的。围绕这五大未解之谜，拟编入周海婴先生的10篇文章，可以说能否选入周海婴先生的文章是决定这本书编选成败的重要因素。
我首先给周海婴先生写信，考虑到周海婴先生估计对我没有印象，所以就在信的开头介绍了自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为了保存当代鲁迅论争的史料才决定编选这本书，然后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情况，以及拟编入书中的文章的目录，并列出选入周海婴先生撰写的这10篇文章的理由。因为听说周海婴先生不好打交道，所以我当时也考虑了万一周海婴先生不同意选用他的文章，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就只好采用从周海婴先生的文章中摘选部分语句的形式来补救的方法。不料没有多久我就收到了周海婴先生寄来的同意选编他这10篇文章的授权书。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士气。我于是通过师友的帮助又陆续征集到了何满子先生、严家炎先生、黄宗英女士、黄修己先生、倪墨炎先生、陈漱渝先生、周正章先生、陈锟先生、贺圣漠先生、陈晋先生、王锡荣先生、秋石先生、刘绪源先生、谢泳先生等人同意选编文章的授权书，至此《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所选用文章的版权问题都顺利解决了，可以交稿给出版社了。这本书在2003年10月出版之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我通过这本书的编选，不仅加深了对鲁迅生平研究中存在的五大疑难问题的了解，而且也奠定了我与著名出版人刘丽华老师继续合作的基础。
2005年10月，我注意到图书市场出现了一批文化史方面的图书，另外考虑到200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我因此萌发了撰写一本《鲁迅文化史》的设想，并写了一个选题策划书发给刘丽华老师。刘老师收到我的选题设想之后，专门让我到人民出版社的办公室面谈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并决定在2006年出版这本书。考虑到《鲁迅文化史》这本书主要描述从1906年到2006年这100年期间，鲁迅在国内外的社会反响，所以我和刘老师商量之后决定争取请周海婴先生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从而扩大这本书的社会影响。我在2006年9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海婴先生，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附上了全书的章节目录。
不久我就收到了周令飞先生发来的邮件，告知周海婴先生收到了我的来信，经过考虑，决定把《鲁迅是谁？》这篇文章作为《鲁迅文化史》一书的序言。在2006年，周海婴先生及周令飞先生作为鲁迅的家属多次发表题为《鲁迅是谁？》的演讲，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所以用这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演讲稿作为序言对于《鲁迅文化史》一书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些原因，这本书推迟到2007年5月才出版。在书终于出版之后，我特地写信给周海婴先生感谢他的提携，不久周海婴先生来信邀请我和刘丽华老师在某日上午到他家面谈半小时。于是我和刘老师就在约定的时间带着一些《鲁迅文化史》的样书拜访周海婴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拜访周海婴先生，记得他说作为鲁迅的后代，感谢东方出版社（《鲁迅文化史》当时用东方出版社的名称出版）出版了《鲁迅文化史》这样一本全面梳理百年以来鲁迅在国内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图书。
另外，他还特地说东方出版社用《鲁迅是谁？》这篇演讲稿作为序言是有勇气的，因为这篇演讲稿在发表后曾经引起较大的争议，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最后，周海婴先生还勉励我多做鲁迅研究，并欢迎我把鲁迅研究文章寄给他阅读一下。我后来把自己在研究鲁迅生平时发现的许广平女士的谈话记录写成两篇文章寄给周海婴先生，其中一篇文章是利用新发现的许广平访问李立三的谈话记录，来证明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写到鲁迅与李立三会见时的谈话内容没有像朱正先生后来所批评的那样是造假，而是较为完整地引用了这份谈话记录的内容。我后来收到周海婴先生签名惠赠的许广平女士所著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时，注意到我新发现的许广平女士的谈话记录都收入该书的附录之中。这或许也可以算是周海婴先生对我研究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此后我也几次在鲁迅研究会议上见过周海婴先生，其中最值得记述的是在2009年11月16日举行的“鲁迅思想系统研究”项目讨论会上。2009年9月，周海婴先生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国家有关机构支持开展“鲁迅思想系统研究”项目，后来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将这一项目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进行研究。11月16日，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作为这个项目的承担单位召集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以及同济大学的有关专家举行了“鲁迅思想系统研究”项目的讨论会。周海婴先生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介绍了这个项目的背景及研究设想，希望将项目的研究成果作为2011年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献礼。
当时这个项目分为两个子课题：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牵头完成“鲁迅思想系统研究”子课题。上海鲁迅纪念馆牵头完成“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子课题。我得知“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子课题只研究鲁迅在国内的传播和研究情况，就结合自己撰写《鲁迅文化史》一书的体会，提出鲁迅是有着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因此建议“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子课题增加鲁迅在域外传播及研究的调查报告，并毛遂自荐说可以联系国外的鲁迅研究学者来承担这部分内容的撰写工作。周海婴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在这次会议之后就联系了韩国的朴宰雨教授撰写了鲁迅在韩国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并通过朴教授联系了捷克的高利克教授撰写了鲁迅在捷克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新加坡的王润华教授撰写了鲁迅在海外华文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日本的藤井省三教授撰写了鲁迅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美国的寇致铭教授撰写了鲁迅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瑞士的冯铁教授撰写了鲁迅在德语国家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俄罗斯的罗季奥诺夫教授撰写了鲁迅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我也联系了意大利的安娜·贝娅蒂教授撰写了鲁迅在意大利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埃及的哈赛宁教授撰写了鲁迅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以及曾经在法国留学的南京大学的高方教授撰写了鲁迅在法国的传播与研究的调查报告。这样就大致梳理出了鲁迅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与研究的概况。但在“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子课题基本完成的时候，周海婴先生却在2011年4月7日不幸病逝，没有能够实现把“鲁迅思想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献礼的愿望。
2011年9月，“鲁迅思想系统研究”项目子课题“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的研究成果《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一书由我帮助联系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另一子课题“鲁迅思想系统研究”研究成果《鲁迅思想系统研究》一书于2016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参加撰写鲁迅在域外传播与研究调查报告的安娜·贝娅蒂教授、王润华教授、朴宰雨教授、寇致铭教授、冯铁教授等外国学者也应邀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参加在9月25日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外国学者决定在撰写鲁迅在域外传播与研究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发起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并推选朴宰雨教授担任会长。在国内外鲁迅研究界同仁的支持下，国际鲁迅研究会陆续在亚洲、欧洲、美洲的多个国家举办了10次鲁迅研讨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鲁迅在域外的传播与研究工作。
记得在1996年10月，周海婴先生曾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40周年的会议上呼吁国内鲁迅研究界加强与国外鲁迅研究界的学术交流，但是他的这一呼吁当时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想，国际鲁迅研究会在2011年9月在绍兴正式成立并在国外陆续开展鲁迅研究学术活动，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周海婴先生的这一愿望吧！我也很欣慰能为推动鲁迅在域外的传播与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