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中国大学的各种弊端，近些年来都有许多批判。但批判归批判，大学仍然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行。一些学校也曾试图进行改革，不过板子却常常打错地方，如2003年北大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改革。因此，至今下来，批判的人笔头都写得软了，读者们看也看得麻木了，但大学仍然是原来的大学：校长们仍然热衷于大兴土木，精神家园在富丽的楼堂馆所中间消失殆尽；教授们仍然疲于各种项目、课题，成为大师级优秀人才的潜质（如果有的话）流散在各种格式化、数量化的申报与评估之中；学生们仍然要面对各种无聊但必须的考试以及越来越紧迫的就业问题，哪有心情与时间去“经常地仰望天空”；官僚习气、裙带之风仍然盛行学校，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趋势有增无减；庞大的学术机构满足于日复一日地进行数量生产，各种失范、腐败行为仍然充斥在大量学术垃圾之中，……

那么：大学改革为什么这么难？阻碍改革的症结在哪里？这可能是那些批判者们需要切实思考的下一个问题。

依笔者愚见，大学迟迟没有真正改革的症结就在于：在大学改革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由当前体制而生，贪婪地从当前体制中吮吸大量的养分。大学“发展”所取得的“政绩”，由他们来享有；各种项目经费，优先流入他们的口袋；各种学术地位与荣誉，也优先与他们挂钩。他们的血肉甚至是整个身躯已经和当前这个大学体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在这个体制中变肥变大起来的，他们如果想要继续生存与壮大，其养分也只能来自于既有的体制。他们已经丧失了在这种体制之外获得生存的技能，或者是不愿去获得体制之外可以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技能，因为这种体制给予他们的利益实在过于庞大、过于丰厚，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改革它的愿望与动力。如果说他们有所期望的话，就是期望这种体制更大壮大、更加持久、为他们提供更多利益。

最关键的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把握着中国大学前进的“方向盘”。他们人数虽少却控制着大学及其相关部门的关键职位，上可以不理会最高决策当局的要求，下可以不理会广大师生的愿望与社会的期盼。当总理担忧我们的大学何时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时，他们的回答不是答非所问，就是直接为自己表功：以前高校是愁眉苦脸，现在高校兴高采烈。当学生就业日益困难时，他们不是反思现行体制弊病，而把要求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放在第一位。总之，有成绩都是他们的，有错误都是别人的；现行体制总是好的，要改革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其实当前大学体制并非不可改革，关键在于这些掌握着方向盘的人愿不愿意改革，有没有去踩改革油门的意愿？谢泳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曾说到：“在现行大学制度下，我们缺少的是创新冲动，而不是制度中就完全没有创新的合理因素。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校长，其实还是有相当的主动权力，如果他们想创新，总能找到机会。问题是创新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一般人不愿意冒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的个人理解是，这种风险既是个人风险，又是对整个利益集团的风险，而绝不是改革大学体制对于国家民族有什么风险！如果是后面这种风险，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可能是愿意去冒一冒的。

因此，当前中国大学的改革面临的难度实际上无异于一场革命，要取得成功，实际上就等于要“革”掉一个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这方面，单纯靠造点舆论是没有大用的。要掌握“方向盘”的人自己革自己的“命”大概也很难，即使其中有少数有良知的人试图进行改革，其结果要么是小打小闹（像打破学历限制聘谢泳为厦大教授之类），要么是“胳膊终难拧大腿”。或许，要使这场艰巨类似革命的大学改革取得成功，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最高决策层能够痛下决心，调整、更新这种利益体制，代之以能够给广大国民、教师、学生看到切实希望的新体制；二是这种体制进一步腐烂，直至到广大师生、学生、社会都感到极度不满的时候，掌握大学方向盘的那个利益集团也就难以为继了。不过，笔者内心真的不愿意第二种情况出现，那是一种“多输”之后才能赢的一个结果，代价太大了！

（2007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