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读卖新闻》社编纂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读到这条新闻，如释重负，为终于看到这一天而喜不自胜！《读卖新闻》是日本和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发行一千多万份），以保守出名。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它毅然成立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将调查结果在该报连载一年，并集结成这部反思日本侵略罪行的书。这标志着战后肇始于少数左翼学者的日本国内清算战争罪行的学术研究，由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洪流。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右翼的历史观不会消失；但有了这个转折，假以时日，多数日本人对19、20世纪本国侵略罪行的认识必然越来越清醒。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交织、光明与黑暗并陈的。反思、揭露自身的污秽既是自信和智慧对愚昧的征战，又是前进的动力。同日本不同，1840—1945年间的中国是列强蹂躏的对象。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大清帝国和民国的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有没有过错？反思慈禧老佛爷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成就、过失乃至罪过，与离经叛道不搭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史学家应该有勇气揭示真相，从自身寻找创伤的根源。

中国最少从明代开始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水平，或者说不再是文明发展的领先者。1405年郑和初次下西洋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开端，就是社会机制存在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的表征。与当年西欧各国以重商主义为国策相反，明清两代奉行的主要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从事沿海和海外贸易的商人和居民被视为刁民，受到严格限制乃至打击。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些所谓萌芽——大商人和大工场先秦时期就有了）根本无法壮大成为支撑从宗法专制、自然经济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的推动器。

鸦片战争是屈辱的开端。请看一段战争前夕经过林则徐审阅的官方文件吧：

“洋奸（用今日习惯用语来说则是“汉奸”）名目，人所共闻，其在官者为洋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为通事（翻译），为买办，为引水；其在私者为马占（左边有：口；merchant十三行外从事中西贸易的商人或掮客），为沙文（servant仆人），此外慕羶逐臭之徒更不可枚举。” 如此界定“洋奸”，不是林则徐的发明，而是当时官方的共识。其实他们都是中国最为缺乏的对外贸易的中坚。把他们视为必须严密监控的敌对分子，等于打断了撬动社会转型的一支强大杠杆。

19世纪的朝鲜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历史上形成的两者的关系与列强对殖民地的盘剥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世纪下半叶的朝鲜是中、日、俄、英四大国的博弈场。1882、1884、1894年中国曾三度进军朝鲜，导火索都是他们内部的不同派别的政治纷争，背后则是不怀好意的日本。回首话当年，愚意以为我们应该有勇气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仔细考虑来自别的国家（比如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视角观察19世纪的中朝关系，大清帝国政府有几条看来是处置不当的：

1.打击了朝鲜内部的革新势力。

1882、1884中国两次派兵入朝，支持的都是他们内部的保守势力，而打击了冀图革新的开化派。韩国学者的主流意见认为，朴珪寿、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是把脱离清朝，建立完全独立的国家作为方向的。”他们发动的三日政变“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性质的一个初期的政变。” 早在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领袖宋教仁已经赞誉金玉均为“东亚之英雄”。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习惯称为“东学党之乱”的甲午变乱，在韩国史学界“并不只把它视为东学教徒的‘叛乱’，而把它理解为东学教团领导下的、农民大众参加的战争或革命，或把它理解为与东学集团几乎没有关系的、由农民主导而爆发的农民战争。”

2.眛于形势，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引火烧身，触发了甲午战争，带来巨大屈辱和罕见的损失。

3.没有调整过时的思维，不恰当地介入了藩属国的内政。

用著名思想家何启、胡礼垣的话来说是：“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 ，结果割地赔款，把大清帝国的主权、尊严和百姓的安宁都搭上去了！当时朝野上下民族主义的糊涂油蒙住了心窍，一心维护早已过时的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喊打的声音响彻四方，比较清醒的李鸿章则被目为“汉奸”！

政治和外交总是有斗争，也有妥协。极端无知之辈则只认得一个斗字，只顾宣泄情绪，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放到脑后。不幸，19世纪以降，此类蠢人并不少见。

胡适说得好：“凡是民族主义运动都带有保守性，而且排外的，他们总认为老祖宗的东西是应该保守的，这不仅是国民党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的。” 大清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更是极端保守愚昧。时至21世纪，不但国外不少政客冷战思维尚未褪色，肆意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围堵中国；国内一些少不更事的愤青与不愿更新观念的老左，客观上也与他们互相呼应，乱派“汉奸”、“卖国贼”帽子。以史为鉴，这些人该照照镜子了！

2007年8月6日星期一

原载《国家历史》2007年9月，成都，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