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先生前几天发表文章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被历史宣告失败。合理的处理办法是“与其体用，孰若并置”。具体而言，就是“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在私人生活中，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指其治理之道。

这样的说法看似新奇，但似乎并未出张之洞的范围―――假如人们正确地理解了张之洞的话。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确实是近代思想史上引起最多争论的话题。不过，至少可以确认一点：张之洞从来没有肤浅得以君主专制为中学之体，仅辅之西方的坚船利炮之用，即告万事大吉。事实上，不论是“中体”，还是“西用”，张氏本人的意思或许与主流解释正好相反。

《劝学篇》中说得很明白：“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1901年，张之洞在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函札中的说法可视为对“西用”进一步解释：“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张氏所说的西学为用，实为“西政为用”，倾向于引入宪政主义的君主制，而绝不限于西方的技术。

至于中学之体，张之洞所说的当然是“三纲五常”。很多人据此断定，张之洞是反动的。但是，假如对此予以抽象的理解，则此处之体，实即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及建立于其上的生活方式、各种社会组织及其结构，比如特定的信仰、具体的家庭组织方式及社区治理模式等。

如此一来，张之洞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其实质是“文化、社会为体，制度为用”。人的健全生活本身是出发点，同时也是目的，而制度安排是工具。文化价值及立基于其上的社会是“体”，这个体不应当也不可能予以强制性改变，而政治、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为“用”，可以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变。

这一观点可以说极具见地。而人们一直以来对“中体西用论”多加指责，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这一点。人们认为，张之洞所维护的传统纲常名教是“落后的”、“专制的”、“愚昧的”，而现代化过程要求“全方位的”转型，不仅要引进先进技术，改变旧制度，同时也要改变生活方式，引进“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这正是后来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奋斗目标。这场运动把一个人的身体当成了可以随意抛弃的衣服，要改变人们的思想、精神、心灵，要全盘改造社会。

然而，抛却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人们不免会问：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价值、生活方式是先进的？哪样的又是落后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变法的纲领中，是否应当包含改变社会及其文化价值的内容？是否应当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趣味，改变家庭的模式及其内部组织方式？即便从公正的旁观者立场上看，中国固有的价值不合乎现代理性的尺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够“科学”，这是否应当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批评中体西用论的人士，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经历了几近一个世纪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狂风暴雨，中国人又得到了什么？除了废墟，什么也没有。

相对而言，邵建先生承认中学至少可以为私，比起启蒙的激进主义已经明智多了。但其实，中体西用论还蕴藏着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一个社会只有维系基本健全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方有可能从事制度方面的变革。在道德与社会的废墟上，既不可能生成，当然也不可能维系优良的制度。

基于此，罗建先生评论、补充邵建先生的文章，就大有可商榷之处。这篇文章说，西学与中学，“与其并置，孰若条件”。须有西学为公为必要条件，才有中学为私之必然结果。简而言之，制度才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教科书，只要按照西学的蓝图建立优良的制度，中学才有发育的条件。但人们会问：这样的好制度又从何而来呢？难道是它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假如人们没有基本的善恶是非之感，何以产生改变不合理规则的愿望？假如没有一定的道德感、责任心支撑，人们又何以甘冒风险改变不合理规则的行为？这样看来，所谓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是偏颇的。没有健全的为私之道，又何以有优良的制度？

归根到底，本土价值、文化、社会秩序这个“体”，与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个“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用王焱先生的话说，两者“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这恐怕才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