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初来中国
明代末年，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耶稣会是一个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的宗教组织，创建人罗耀拉是一个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组织严密，持续时间很长，至今犹在，它和梵蒂冈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
今天如果查字典，会发现“耶稣会”是一个不好的词，作为名词或形容词的时候都有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耶稣会在某些事情上表现不好。明末耶稣会在欧洲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到底怎么评价，也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有很多非常好的学校是耶稣会建立的。当时他们派往东方的耶稣会士，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所以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相当尊敬的。
今天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有三个最著名的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墓旁还有康熙题字的碑。这些耶稣会士都在中国去世，还是有点献身精神的。他们在欧洲受了良好教育，奉派到中国工作，不结婚，一直工作到死，最后埋葬在中国。以前极左的年代把这说成文化侵略，这个说法显然不妥，这些人在中国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好事倒是确实做过，所以至少得承认他们的献身精神。
耶稣会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上层社会打交道。他们穿上和尚的服装，结果他们在南中国的境遇很不好，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和尚的社会等级比较低，士大夫们看不起他们。后来他们开始向中国士大夫阶层看齐，穿上士大夫的服饰，学汉语，写汉文文章，跟士大夫们交往，于是他们被称为“西儒”，就是说从西方来的儒者，他们这才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
利玛窦亲自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600年，利玛窦获准进北京觐见皇帝，皇帝允许他在京师居留。因为他们必须住在教堂里，所以允许居留就等于允许他建立教堂，也就等于允许他传教。利玛窦从此就在北京城里住着再不出去，直到十年后去世。
明朝的改历之争
这十年里，利玛窦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明末正在发生的关于改历的争议。
改历在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都要出现。为什么要不停地改呢？
这是中国历法的基本结构决定的。中国古代历法本质上是一种数理天文学工具，用来计算在给定时刻和给定地点的日、月、五大行星位置——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天文学共同的终极问题。古代中国人用会合周期叠加的方法，来描述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并推算出它们在任意时刻的位置。由于会合周期的叠加会使误差积累，所以每部历法刚开始用的那些年往往很准确，用的时间久了，误差积累起来，就不准确了，接着就会有人提出要改历，所以中国历史上先后留下一百多部历法。明朝继承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稍微更新了一下参数，取名《大统历》，从明朝开国就一直使用，到明末已经用了两百多年，误差明显积累起来，所以就有不少人提出改历。
这时利玛窦从北京给他在罗马的耶稣会上级写信，说你们要快点派懂天文学的传教士来，因为这个国家对天文学家有特殊的尊敬。其实这是因为利玛窦开始理解到，在中国，天学与王权之间有着特殊关系。
明清时代钦天监作为一个皇家天学机构，实际上它和王权的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古代早期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天学是王权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到了明清时代，天学基本上就只是王权的象征了。但利玛窦认识到，即使只是象征，也仍然很重要。利玛窦向罗马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在改历，如果我们能够参与进去，我们就能够走通上层路线，直达中国社会的最高层。
耶稣会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了懂历法的人来，派来的人有好几个，但是现在留下名气比较大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利玛窦自己也懂一点天文学，但他掌握的只是欧洲的古典天文学，他自己觉得已经不够用了。
明朝那个时候日子非常难过，关外有满清入侵的威胁，里面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武装叛乱，真正是内外交困。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怎么还有闲工夫在那里讨论改历这种不急之务呢？历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历法在古代和现代不一样，现在历法就是个纯粹的工具，但在中国古代，历法是政治上的大关节。以明朝为例，明朝每年要向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国家，例如朝鲜、琉球等国，颁赐历法。具体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派使臣到这里来领取，或者中国派使臣到那里去颁赐。这些国家用中国的历法，象征着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历法有重大政治含义，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具。比如那时中国每年向朝鲜颁赐一百部原版历法，同时授权他们在国内翻印。对他们的老百姓来说，肯定只能用翻印的版本，那一百部原版应该是王室、达官贵人用的，这也是一种特权。所以历法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以至于国家即使正逢内忧外患，讨论改历在政治上仍然不失为正确。
徐光启和《崇祯历书》
徐光启是明朝早期几个身任高官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自己都入天主教领洗的重要人物之一，徐光启做到大约相当于今天副总理级别的高级官员。徐光启等人和传教士接触之后，觉得传教士那套天文学方法确实先进，就上书皇帝，说应该把这些人引进来参与改历，这正是利玛窦当初所期望的。
明朝政府后来就同意徐光启来做这件事情，崇祯帝在位时，于1629年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徐光启召集四位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中国助手，着手编撰《崇祯历书》。这部被现代人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于1634年编成，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后面的工作由李天经负责继续完成。
历书编成之后，按理说就应该颁行，但是却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崇祯历书》不再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而是改用欧洲的天文学体系——第谷的体系。这一点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觉得历法一直是王权的象征，如今却要用西方人的东西来计算，这简直就是“用夷变夏”。他们强烈反对皇帝颁行这部历法，为此一直争论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崇祯历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至少进行过八次关于天象预推和实际观测的较量，这在《明史•历志》中都有记载。比如有日食，或者有某种行星天象，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历局就给出一个预测，坚持中国传统历法的钦天监守旧派也给出一个预测，然后到了时间，大家就一道来实际观测，看谁的预测准确。古代天文学的终极问题就是给出时间和地点，问日月和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在天空什么位置上，这八次较量都是在比哪一方给出的预测更准确。有时候某个天象在北京城里观测不到，还要专门派人到别的地方去观测，再向北京报告观测数据。
八次较量的结果，都是《崇祯历书》那一派的西方天文学胜出，精确度都比中国的传统方法要高。尽管谁也没有100%的精确，科学上也不存在100%精确的事情，观测也都只能是达到一定的精度。但在当时双方都同意的观测精度下，确实是西方天文学的方法更精确。所以争论了十年之后，崇祯帝终于相信西法优胜，下诏颁行，不料却已经晚了。
汤若望的科学政治学赌注
崇祯帝颁行历书的诏是1644年春天下的，下完没多久，李自成的军队攻进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了吊，整个国家陷入混乱，颁历之事自然不了了之。可是李自成的军队踌躇满志占领北京没多久，又在满清和吴三桂联军的进攻下退出北京向西逃窜，清兵随即进入北京。半年时间北京城换了三个主人，当此剧变，城里的汤若望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北中国沦陷之后，明朝残部在南方建立了南明政权，南明政权维持了好几十年，继续抵抗清军。当时在中国的不少耶稣会士选择跟南明政权合作。甚至有耶稣会士书生气十足地写信给教皇，要他出兵支援南明政权——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教皇哪有那样的力量去管遥远东方的事情。但是汤若望不一样，汤若望从一开始就决定和清政府合作。
从李自成进城，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日子里，汤若望争分夺秒地进行《崇祯历书》的改编工作。《崇祯历书》主要由四个耶稣会士修成，四个人里龙华民、罗雅谷死得早，邓玉函地位最高，他和伽利略都是山猫学院（现代意大利科学院的前身）院士，但是邓玉函死得更早，汤若望在四个人中活得最长。汤若望改编时添入了多种由他署名的小篇幅著作，这样就能够突出他的贡献。达官贵人不可能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全部看一遍——他们也看不懂，通常就是翻翻目录。在改编后的历书目录上一翻，汤若望的名字出现很多次，这确实会给人一个印象，以为这部书的作者中，汤若望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只是对《崇祯历书》的技术性处理，里面绝大部分内容仍然原封不动。
汤若望把改编过的历书献给清政府。历书是一个王权的象征，一个新政权总要弄一部新的历书，清朝刚刚在中国建立，南明还在抵抗，清朝迫切需要一个正统性的象征。这时汤若望给它送来一部新的历书，这正是清朝想要的东西。而且从科学上说，这个历书也比原来明朝的历书更优越。顺治皇帝很快御笔亲题了新历书的名字：《西洋新法历书》，于1645年颁行，顺治还任命汤若望做钦天监的负责人。
汤若望极善于走上层路线。明朝时他在北京城里就跟王室成员及达官贵人打得火热，到了清朝，他甚至能让顺治皇帝叫他爷爷——因为顺治的母亲有一次犯疟疾，太医都治不好，汤若望因为有奎宁之类的药，替她治好了，皇太后一激动认他做了义父，顺治当然就得叫他爷爷了。汤若望和顺治处得很好，史料记载，顺治没事还爱到汤若望那儿走动走动，“欢若家人父子”，关系很融洽。汤若望使宫廷里很多达官贵人都领了洗，信了天主教。所以他把上层关系搞得非常好。
从汤若望开始，清朝近两百年都保持着由耶稣会士任钦天监负责人的传统。汤若望去世后由南怀仁接任。雍正时清廷和耶稣会之间闹出“礼仪”之争，几乎绝交，但是钦天监的负责人仍然是耶稣会士，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十年，情况才改变。
《崇祯历书》为何选用第谷体系
《崇祯历书》在1634年最后编完。那时的欧洲天文学界，托勒密所代表的古典天文学仍有市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于1543年，到那时也有九十年了。哥白尼学说当时已受教廷批判，但实际上教廷把《天体运行论》列入禁书目录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审判伽利略的那一段时间。
当时还有第谷的学说——这是《崇祯历书》所采纳的学说。第谷是丹麦天文学家，受到丹麦国王的资助，给他一个小岛，给他很多钱，他成为汶岛的主人，在岛上建了两个天文台，那里一度成为欧洲天文学的中心。第谷当时制作的天文仪器精度很高，被认为达到望远镜发明之前天文观测的巅峰。今天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还能看到有八件仪器，其中六件是南怀仁为康熙造的，这六件仪器完全是第谷仪器的拷贝。
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第谷体系，都是几何模型。第谷体系是日心和地心体系的折衷。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五大行星绕着太阳转。这些体系只要适当调整其中的参数，都可以相当准确地描述天体运行。第谷由于观测精度非常高，他的体系和实际情形的吻合程度也最高，所以当时在欧洲他的体系精度最高。而哥白尼本人不是一个优秀的观测者，他的体系在精度上比较差，在当时的欧洲连第三位都不一定排得到。
有一些例子可以表明哥白尼不精于天文观测。例如，哥白尼一辈子没见过水星。水星确实不容易观测到，但是作为创立了一个天文体系的人，连水星都没见过，这有点意外。又如，哥白尼的学生说，他老师观测的精度到10角分就满意了。而第谷的精度是在角秒的量级上，所以哥白尼的精度远远不如第谷。
在编《崇祯历书》时，耶稣会士选择第谷的体系而不选择哥白尼体系。以前的解读是因为教廷反对哥白尼，所以耶稣会士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政治是一个因素，但实际上被夸大了。因为中国人关心的是怎么把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计算出来，而不是太阳和地球哪个在中心。耶稣会士们对这一点也完全理解，他们知道当时中国人讲的是“密”——精密。当然第谷体系是最精密的，所以他们采用第谷体系，最能说服中国人。这是耶稣会士选择第谷体系的主要原因。
《崇祯历书》中大量的天文表都是根据第谷体系编算出来的，但耶稣会士也没有封锁哥白尼学说，《崇祯历书》里也介绍了哥白尼学说，对它的评价还很高。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
所谓“西学中源”是说，欧洲的天文学其实都是从中国古代源头上成长起来的，是中国古代学说传到西方以后重新发展起来的。这个说法最初从明朝遗民那里出现，比如王锡阐，后来康熙大力提倡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在明清两朝被很多中国士大夫所接受。这个说法在事实上无法成立。但是当时这么说，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方法和工具。既然本来就是老祖宗的东西，“礼失求诸野”，古代的那套东西一部分传到西方，他们把它发展了，但其实还是我们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能够给自己提供精神安慰，对于学习西方来说，思想上的障碍也可以消除。从明末开始，“私习天文”就合法化了，民间都可以学，民间的大部分人确实也都是学习《崇祯历书》中的欧洲天文学。
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虽是晚清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古代中国人一直是这样做的。西方天学不断输入中国，中国人一直是把西方传来的方法当作辅助工具。唐代将印度天文学方法“与大术相参供奉”，我们本土的方法是“大术”，正大之术，外来的东西是偏门，我们可以参考采纳。
“中学为体”的“体”其实不光是“主体”的意思，它又是一个性质问题。以钦天监为例，钦天监是皇家的天学机构，从顺治开始由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它有两个监正：满监正由满族人担任，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党委书记，管政治上的事情；耶稣会士担任的监正类似于天文台台长，是技术上的领导。但即使耶稣会士领导着钦天监，钦天监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钦天监继续编黄历——清朝叫《时宪书》，耶稣会士用欧洲天文学方法来编黄历，也仍然为皇家做各种择吉、算命的事。只是把天文学当作一个工具来用，工作性质是不变的。
载《新发现》杂志2017年第2期、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