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钱端升生前曾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政治学系。在西南联大的8年当中，他目睹处于十分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的西南联大师生，那种矢志求学、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以及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责任感，他为此振奋不已。因此，他一面努力教书育人，一面又编写专著， 同时还办刊物、写文章，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战后世界之重建。解放后，每逢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同事和同学说起联大时，他往往会津津乐道地讲一番那时候联大的精神。听到父亲的讲述，常常也会勾引起我对昆明和他在西南联大时的许多回忆。

1937年9月—1938年9月，由于父亲与胡适、张忠绂受国民政府委派，远赴美国和西欧宣传抗日战争，母亲只好在学校和友人的帮助下，于1938年只身拖着年幼的我和弟弟，从北京辗转经汉口、广州、香港、海防、河内抵达昆明。此时，北大、清华和南开已由北方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是年底，父亲也回国来到昆明，执教于西南联大。

早在西南联大初创之际，父亲就十分重视联大的存在和价值。他不仅身体力行投入学校的教学和建设，而且还努力动员亲属到联大就读。我的姑姑——他唯一的亲妹妹钱允仪，原来在燕京大学念书，他坚决地要姑姑转学到联大，后来姑姑果然就读于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我的小叔——他的堂弟钱端蒙，也在他动员下，从沦陷区上海出来，于1941年投考了联大经济系；我的姨妈——母亲的堂妹陈逸华中学毕业后，父亲也鼓励和支持她从福州报考了联大；此外，还有我的舅舅——母亲的小弟弟——当时正在上海读书，父亲、母亲也写信邀他到昆明看一看，并正言相告，热血青年不要留在沪上做(日寇)顺民。为什么父亲如此偏爱西南联大?我想其理由也许就是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表达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父亲的专长是研究“比较宪法”、“近代各国政治制度”、“中国的政府”等。在联大时期，他除了讲授以上诸门课程外，间或也讲授《国际公法》、《战后世界之改造》等课程或专题。此外，他在系里还领导过一个行政研究室，这一研究室是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延续下来的。战前，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时，曾经组织研究室同仁合作写成《民国政制史》两卷。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是组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学习、研究某些专门课题。父亲在联大时，或许也是借重研究室的力量，才促使他完成了一部重要著作——《战后世界之改造》。这本书从论述战争的起源、性质和近代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出发，着重研究了战后的经济损失和债务处理、国际组织的建设、国际法制的伸张、国际劳工组织与劳工立法、富国如何援助穷国、移民问题的公正处理、国际道德标准的建立等诸多方面，勾画了一幅二次世界大战后改造世界之蓝图。这本书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父亲比较务实的一种近代世界大同的观点。1938年—1942年，父亲还与联大政治学系王戆愚先生共同主编过刊物《今日评论》，发表了不少有关抗日和主张各国联合抗击法西斯独裁者的文章。

在西南联大后期，父亲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众所周知的“一二．一”运动的起因，就是因为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出动军警、特务开枪威吓四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25日在联大草坪举行时事晚会，事后《中央日报》还反诬“白泥坡发生匪警……”因此同学们义愤填膺地纷纷走上街头辟谣，而当局又出动军警、特务殴打学生……最后终于酿成了“一二·一”惨案。据父亲说，那天晚会学生邀请了四位教授讲演，草坪上及周围都是满满的人，他是第一个演讲者，主要讲反对打内战，呼吁当局尽速成立联合政府等内容。刚开讲不久，会场上电灯突然熄灭，接着就听到学校围墙外机关枪声响起，并有飞弹从头上掠过，这时他反而镇定自若，大声地继续往下讲……紧接着后面的三位教授也是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辞，直到晚会结束。过了几天，便发生了“一二·一”惨案，父亲更是积极支持“教授会”的罢课决议，支持学生罢课的正义行动。我还记得，有一位与父、母亲熟识的学生，在“一二·一”当天，头部被反动分子打伤后跑到我家来，母亲立刻为他包扎止血，让他好好休息。除“一二·一”运动外，父亲那时更多的活动，大致与张奚若、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楚图南等教授一样，时常出席各式的演讲会和时事座谈会，发表反对内战、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实施宪政、敦促成立联合政府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