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抢救历史

“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李安说。

我问的是，《色，戒》里老上海街景是如何拍出来的。他说，他的研究团队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上海制片厂也大手笔地重现了上海老街。

“建筑材料呢？”

“也是真的。”

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再追一句：“可是，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真的吗？”

“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李安说。

他提醒我，第二次再看时，注意看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民国时代的桌子，他找了很久，因为大陆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寻找。

“你有没有注意到易先生办公桌后侧有一个很大的雕像？”

啊？没有。

“是钟馗。搞特务的都会放个钟馗在办公室里。”

李安并非只是在忠实于张爱玲的原著，他是在设法忠实于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易先生进出的门禁森严的后巷，还真的就是当年76号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后巷。

香港又怎么拍的？香港的老街根本拆光了，大学生坐电车那些看起来像中环德辅道的镜头，怎么来的？

“那是槟城和怡保。那里的街屋和老香港一样，但是保留得很完整，只是马来西亚的屋顶是斜的，所以要作些计算机处理。”

“那电车怎么来的？”

“特别做的，真的电车。”

学生演戏的部分，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里头拍的。1910年代的建筑，立在山头，仍旧风姿绰约。拍学生演戏的那一段，李安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影片里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台北国立艺专第一次演话剧时所经历的：大学礼堂的舞台，纯真年轻的学生，从演戏里头发挥自己又找到自己的奇异经验，演完以后大伙兴奋地去吃宵夜，空空的街上下着小雨……

李安在叙述，我看着他的眼睛，很大的眼睛，温煦、诚恳，但是很深刻。这里有好几层的人生和故事交叉重叠了：20岁的李安和20岁的王佳芝、邝裕民，过去的年轻演员李安和现在的年轻演员汤唯。从前和此刻，戏里和戏外，剧本和人生，层层交织。

在寻找易先生的办公桌时，浮现在李安脑里的是“小时候爸爸会用的那种桌子”。《色，戒》在寻找的，是爸爸的时代会看的电影，会哼的歌，会穿的衣服，会摆在书架上的书，还有民国的口音。一口京腔普通话的汤唯得上课改学南方的国语。梁朝伟、王力宏、汤唯上了三个月的课，要读《未央歌》、《蓝与黑》，要看尤敏主演的《星星月亮太阳》，要听当时的流行音乐，要读戴笠和胡兰成的传记和作品，要熟悉张爱玲作品里的每一个字，要进入一个有纵深的、完整的历史情境。

很深地“浸泡”在那个历史情境里，李安说，拍到后来，几乎有点被“附身”的感觉。“是张爱玲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

“可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似乎说得口都干了，他喝了一口茶，继续，“我们这一代还知道一点点，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

我看着李安。这是香港中环的四季酒店，接近晚上11点，我突然发现了《色，戒》是什么。

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也许是张爱玲小说里人性的矛盾吸引了他，也许是张爱玲离经叛道的价值观触动了他，也许是小说的电影笔法启发了他，但是，真正拍起来，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四零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

“话剧团的部分在港大陆佑堂拍，你知道陆佑是什么人吗？”

他摇头。

“你记得民国五十三年，有架飞机因为劫机在台中附近掉下来，死了五六十个人，很多电影圈的重要人物，里面有个人叫陆运涛？”

“当然知道，”李安说，“他是电懋电影的创立人，《星星月亮太阳》就是他的。他那时先来花莲，还有雷震跟赵雷，我那时九岁，还跟他们一起照相，印象很深刻。”

“陆佑，就是陆运涛的父亲。”

啊……他不说话了，可是我们可能都在想一样的事情：历史的许多蛛丝马迹，看似互不相关，却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蓦然浮现，仿佛它找到了你。张爱玲在1939年拎着一只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许地山是她的系主任。战火开打时，她在陆佑堂的临时医院里作学生看护，外表清纯的女学生心里深藏着一个人性X光照相机，喀嚓喀嚓拍下人世的荒芜。二十几岁的港大女生张爱玲，是否料到70年后在陆佑堂，有个李安试图把她褪色的胶卷还原？

二、性在绝望里

床戏演得那样真实，那样彻底，使我对两位演员肃然起敬，但是，如果不是演员对导演有极度的信任，这样没有保留的演出是做不到的。李安是如何说服演员在这部电影里，激烈而直接的性是必要的呢？

我相信它的必要。

张爱玲的这篇“不好看”的小说，之所以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小说中违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一般的作者去处理女特工和汉奸的故事，难免要写女特工的壮烈和汉奸的可恶。张爱玲的女特工却因为私情而害了国事，张爱玲的汉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恶，长得“苍白清秀”，最贴近的描述，透露的倒有几分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更“严重”的是，女特工之所以动情，那情却也不是一般浪漫小说里的纯纯的爱，而是，性爱。“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纯的爱，她还可能被世俗谅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背叛大义，这，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就权力的掌控而言，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是“猎物”。

因为有如此浓烈的“色”，才会有危险而肃杀的“戒”。易先生把一枚“戒指”圈在王佳芝的手指上，究竟是易先生施“戒”于王，还是王是易先生的“戒”，恐怕是一个辩证关系、互为连环。“虎”和“伥”是什么关系？“伥”和“娼”又是什么关系？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仿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指示：“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是一个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对性爱的拿捏，非常精准。头一场床戏的暴虐或可被批评为缺乏创意，因为专家会指出，这种性的暴虐在纳粹电影里常会出现，用来凸显”权势就是春药“的主题。但是在其后的床戏中，两人身体之极尽缠绕交揉而神情之极尽控制紧绷，充分呈现了两人对自己、对命运的态度：易先生对战事早有坏的预感，知道自己前途堪虞。王佳芝更是走在火烫的刀山上，命提在手里。两人的表情，有绝望的神色，性爱，是亡命之徒的惟一救赎也是最后一搏；加上一张床外面的世界是狼犬和手枪，暗杀和刑求，阴雨绵绵，“色”与“戒”在这里做最尖锐的抵触对峙，李安把戏剧的张力拉到接近断裂边缘。

张爱玲曾经深爱胡兰成，胡兰成曾经伤害张爱玲。张爱玲对于“汉奸”胡兰成，有多么深的爱和恨？不敢说，但是在《色，戒》里，王佳芝身上有那么多张爱玲的影子，而易先生身上又无法不令人联想胡兰成。《色，戒》会让张爱玲涂涂写写30年，最后写出来，又是一个藏的比露的多得多的东西，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复杂的情感，太暧昧的态度，从上世纪四零年代她刚出道就被指控为“汉奸文人”这段历程来看，《色，戒》可能真是隐藏着最多张爱玲内心情感纠缠的一篇作品。

《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实际上，那幽微暗色的心理世界，那爱与恨、“猎人与猎物”、“虎与伥”的关系，那“终极的占有”，写的哪里是郑苹如和丁默邨呢？李安说，他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邨、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糅合在一起的。汤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张爱玲的重叠。

性爱可以演出这样一个艺术的深度，Bravo，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