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唯“成份”到重知识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因为这一举措开启了文革后中国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刚性制度，特别是废止了以出身和成份约束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习惯，所以高考制度的恢复，几乎是近三十年来唯一没有争议而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改革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由靠军功、举孝廉、重门阀再到科举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会精英间的流动秩序本来早已形成，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为社会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潘光旦、费孝通和何柄棣等人关于科举的研究都证明，至少明清以来，社会下层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基本是畅通的，历朝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相对较高。晚清新学制度建立后，现代精英的出身以学校毕业（包括留学）为基本标志，新学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但因为新学校制度以现代多学科制度为基本教育目标，事实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响。科举时代，读书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单一。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体是平等的，或者说读书的基本条件没有本质差异。但新学校制度建立后，城乡间读书人的差别立刻显现，而且越往后越大。到了1949年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对于平民来说，基本不可逾越。所以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表面的高考制度前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县级以下基本没有优质高中，这一现状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中国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追求知识是次要的。那时山西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借以鼓励乡村学生用功高考。
大体说来，197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份”社会。以“出身”和“成份”限制社会成员正常流动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一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血统的时候，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著名论文《血统论》就是对这一社会机制的反抗。
中国的“出身”和“成份”在高考制度恢复前，对社会成员的流动起着决定性制约作用，在农民和市民的差别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限制，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事实上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城乡户口壁垒的完成为界）。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对政治精英而言更为明显。
“出身”和“成份”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联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他们父母当时的社会角色，其中主要特点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后代愈不受“出身”影响。据说当时有规定，凡十三级以上干部，他们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亲）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就是说如果父亲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而他们的子女可以不延续原来的“成份”，而以父母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因为高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富有家庭，如果没有此规定，会影响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但高级干部的人数毕竟有限，在他们以下的虽然有革命经历的人也很难享受这一特权，级别越往下，他们的后代越要延续他们父母原来的“出身”，所以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后来的变革中，革命后代具有先天优势。中国社会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份”为社会成员流动的主要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四十年代，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中共党史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最终设计了一个以“出身”和“成份”决定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
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讲阶层间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文件。赵俪生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篱槿堂自叙》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二、由重政治到
1966年后，中国大学停止招生。但严格的说，主要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高考制度，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曾有“工农兵学员”制度出现，就是在现行的学历评价体系中，对“工农兵学员”也没有做完全的否定，通常是以“大专”学历看待。在“工农兵学员”中后来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人才，但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大学制度”，它的主要缺点是非常明显的。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观察，中国十七年大学制度中的缺点，引起了高层的反感，主要是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应试教育的发展，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嘲讽，主要表现在他和侄女王海蓉的几次谈话中。后来“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办学方式的出现，主要是这一教育思想的体现，在这一时期，“工农后学员”的出现，曾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间承担过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于历史评价，完全否定不符合历史事实。“工农兵学员”的来源是推荐，推荐的主要标准是“政治表现”。推荐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保障，这两条当时的中国社会都不具备。不能说“工农兵学员”的推荐中，丝毫没有体现公平，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中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在“工农兵学员”的构成中，有完全的“劳模”，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知青，更有当时处境稍好的干部子女。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文官制，也就没有制度化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因为重政治轻知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道主要依靠：1、参军。2、劳模（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3、领导的个人好恶（当时凡得到毛泽东认可的人都极快上升）。“劳模”、“参军”以及领导人的好恶，它的核心还是“出身”和“成份”。那个时期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劳模”之间，它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失。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制度变革，它的标志性意义体现在政治进步上。因为在没有文官制度的历史条件下，高考事实上承担的是教育和选拔的双重责任，由重政治到看知识的转变，它所要改变的其实是中国精英的基本构成方式，事实上恢复高考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革命传统中依靠“出身“和”“成份”上升的渠道，转向了以学历和知识为实现上升的基本前提，在不久后到来的“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浪潮中，精英构成的新模式完成了。
三、进步中的局限
恢复高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进步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这一制度的转变只是实现了当时“回到十七年教育”的理想，它的进步意义并不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独特魅力，它在瞬间完成了回到“十七年教育”的格局，这也不免为中国后来高等教育的深度变革留下了一些局限。
“十七年高等教育”中保留了以高考制度为基本形式的选拔机制，但是“出身”和“成份”在学生的录取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政审”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这个影响并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完全消失，至少在军校和法律专业学生的录取中，它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平的制度形式下，“政审”的阴影还在飘荡，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恢复高考制度的正当性而回避，同样道理，依赖《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心理的活儿献给华主席》等方式获得转变机遇，也再现了制度公平中的知识不平等，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竞争中（至少文科有这种局限），可能也影响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养成。
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77年级”时代已经到来，“77级”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级”，至少可以把“78、79级”甚至“80级”包括进来，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在获得相对公平竞争制度的同时，它们成长时代的知识局限如何避免？所以，反思这一历史时代局限的时代也同时到来，当“77年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角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这样发问：恢复高考制度中产生的时代精英，他们将引领时代之舟向何处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