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创新”二字变得非常走红。领导讲话说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各大学的校训里大多有“创新”二字，科学院大搞“创新工程”，报刊上文章连篇累牍谈创新，商品的说明书与广告上更是充满了“创新”。几乎人人处处讲创新。它说明中国人急切想摆脱缺乏创新的心情。

记得若干年前，我还没有退休，我跟我的研究生谈话时，为了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经常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今你们所享用的人类物质文明中，有哪几样是属于中国人的发明？”他们大多无言回答。

可不是吗，小到电灯、电话、电视、手表、缝纫机、热水瓶、眼镜，拉链，大到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发电厂、水泥、尼龙、等等等等。都是外国人发明的。在社会组织上，小到公司、交通的红绿灯、超级市场、物业管理，大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保险业、期货、股票、专利制、科学院、院士制、报纸、学报、期刊、乃至社会主义、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都是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至于中国人对外国的影响，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的确是对外国人影响很大，不过也仅仅是初期外国人吸取了中国的原始技术，后来的大量改进与发展还是外国人做得多，我们不得不再从外国引进。

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确是一个创造力枯萎了的国家。所以，各方面都在喊“创新”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创新毕竟不是喊出来的，不是喊的力度增加几分，创造力就会相应地增加几分。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创新所需要的环境，弄清楚创造力枯萎病症的根源在哪里。然后才能开出药方治疗创造力枯萎的病症。

首先，创新和犯错误都是对已有成规的背叛。要判别什么是犯错误什么是创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把无权无势的人的创新当作犯错误，而且这基本上是一种规律。因为一项改革或创新，刚出现时，理解它的人总是少数，总会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在一个没有宽容精神的社会里，创新就会被扼杀。远的不说，就我们所经历的，马寅初的人口论、黄万里的反对三门峡水坝、遇罗克的反对出身论，都曾经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批判、处分或迫害致死。一个人如果总是害怕犯错误，他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同样，对犯错误没有宽容精神的一个社会、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家庭，总是想要把自己成员的错误消灭在萌芽之中，总是对犯错误采取过分严厉的处罚措施，并且要依言治罪，它们的创造力也就会枯萎。“淘气的孩子有出息”，“淘气”实际上就是一种试探逾越成规的行为。

其次，好奇心人皆有之。好奇心实际上就是创造力的萌芽。也就是说，人人天生都是有创新能力的。不过，人又是社会的动物，而社会生活使人之间相互制约。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或集团，能够使多数人的创造力得以发展。而组织得不好的社会或集团，会使大多数人的创造力萎缩。

我们观察一个家庭，如果家长的个人意志很强，对孩子管束得过严，孩子就会过于循规蹈矩缺乏创造力。反之，家长过分放纵孩子，孩子的创造力会不适当地发挥，孩子会越轨犯错误。只有从小在民主氛围、不断与家长平等对话中成长的孩子，才会既有创造力又能够与社会和谐相处。

对于社会也一样，在专制制度之下，所有人的创造力都会被摧残掉。在“罢黜百家”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只要一个人思考问题就够了，只要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力就够了，其余的人只需抬头看路和低头拉车就行了。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的。纵观数千年中国社会，各种新思想繁荣的时期，恰好都是皇权统治相对薄弱的时期。专制下的强国盛世是不大出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高贵者的创新，与普通无权无势的人也并没有不同，高贵者的创新和犯错误也同样是难以区别的。可怕的是，高贵者往往利用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势把自己的错误当作是创新来推行，而当多数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又要把多数人当作犯错误来处治。在专制社会中，这样的悲剧总是在不断重复。

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莫过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它是伴随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逐渐走向成熟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S·韦斯特福尔在《近代科学的建构》一书中说，“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隐藏着的机制。”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代表的推理几何在世界上只有在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够诞生，其他国家和我国的早期社会，不存在诞生推理数学的土壤。机械论最早的进展是在观察与预测行星运动上所取得成功的。可悲的是，我国自古到清初，一直是禁止民间研习天文学的。研习天文学者有被杀头之豫，许多著名的天文著作因之而失传。一句话，专制制度扼杀广大人民的创造力是我国未能出现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科学是和民主共生的。

所以，只有营造适宜发挥群众创造力的民主氛围，才是肇发创造力的正途。民国初期，在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北大出现了一批新思想新学者。蔡元培所主张的“兼容并蓄”就是学术上的民主精神。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有些官员，误以为抓创新的规律是和抓产值一样，他们越抓得紧，会开得越多，给下面的条条框框越多，创新就越多，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压力越大就越有创新的回报。本来教师在讲堂上，怎样发挥创造力是教师自己的事。可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却要对教师开出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多的规定。要求教师写教案、做幻灯片、稿电化教学、还要用双语教学、要写有教材、考试又要求学生的成绩在某种规定之内、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等等等等。他们不给教师发挥创造力和主动性留有任何余地。每年为应付按照这类条条框框的检查与评估，又不知浪费掉各个学校多少经费与精力。

更可怕的是，在有些中小学里，名为搞“素质教育”，却大量搞各类课余班。对学生填塞得比以前还要多。学生在小学就不得不被迫参加所谓“奥数”一类的课外班，课外班上要讲排列组合这种在以前高中才讲授的内容。其他各种类如物理班、化学班、乐器班，美术班等等不一而足。学生的负担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可以想象，学生的创造力将在这些重负中被摧残掉。这就难怪，我们的中小学生大约有一半厌学。我们的孩子们如何才能在宽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啊。

其实，这样做，与其说是抓创新，不如说是抓“政绩”。是一种当权者的“创新”，是一种弄虚作假的“创新”，是一种口头上大喊大叫的“创新”，这种“创新”越多，群众的实际创新便会越少。

要知道，群众的创新从来不是领导“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而只有在宽松、民主、思想自由的氛围下才能够“冒”出来。哪里“抓”创新的力度越大，哪里就越没有创新，相反，哪里实行“无为而治”，哪里便说不定倒会“冒”出创新来。须知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伟大创新并不都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大喊大叫地为“创新”披红戴绿，不如扎扎实实改革我们的体制，制造一种宽松民主的环境。而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逐步推行民主，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营造一种和谐宽松的利于发挥每个人创造力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