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绝佳代表的孔子有着多重身份，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今人讲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无论是其光辉博大的思想，还是其高尚的精神品格，都值得后人学习。在众多身份之中，孔子作为教师的这一身份深入人心。孔子在春秋末年开办私学，传承华夏文脉。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普通人的学习经验极易发生共鸣，具有穿越千古的典范意义，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启迪教育者与学习者。
孔子兴办私学有两大关键词：一是有教无类；二是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指的是“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行》），夫子以广阔的胸怀接纳天下向道求学者。孔子自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后所引《论语》仅出篇名），以此来保障民众的普遍受教育权。作为较早的私学兴办者，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将平民阶层纳入受教育者行列，打破了周代贵族子弟垄断的受教育特权。在此意义上，他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先行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可见弟子之众，教化之广。观察弟子籍贯可见，孔门弟子来自春秋列国之鲁、齐、卫、宋、陈等。分析弟子家庭可知，既有达官显贵子弟，也有普通平民子弟。孔子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且收费低廉。私学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酝酿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场文化盛宴。
因材施教指的是因应受教育者个性、禀赋、学习基础、接受程度等的差异而给予其不同方式与层次的教育，强调教育的个性化与接受度，以此来保障教学的有效性。孔子意识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的重要性，贯彻因材施教的理念、策略与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中身体力行。
透过《论语》《孔子家语》《荀子》《韩诗外传》《说苑》等典籍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而又万变不离其宗。其教学多以一对一的互动问答或一对多的小组讨论展开，属于问答式、探究式教学。通过梳理孔子与弟子的问与答，我们发现孔子并不预设标准答案，尽显学生回答的个性与风采。从教学效果来看，孔子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而是具有独特个性与特长的活生生的人。再现并反思孔子这些“同问不同答”的教学现场，对于今日的教育教学工作当大有启示。
一、同问不同答，反映弟子现状差异
《论语》一书是记述孔子回答门人弟子及时人问答的语录体著作。其中，问答涉及范围极广，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体言之，有为人、为学、为政三大向度，而尤其重视为人。所涉问题则有问孝、问仁、问智、问明、问行、问政、问友、问交、问耻、问诗、问社、问死、问阵、问津、问成人、问为邦、问好学、问君子、问事君、问为仁、问禘之说、问闻斯行诸、问礼之本、问事鬼神、问善人之道、问崇德辨惑等。不少问题由于问者比较集中，孔子因材施教，不以“标准答案”回应，采用了同问不同答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弟子提问的重视，对弟子个体差异的了解以及对教学规律的正确把握。
论题较为集中的要属问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曾向孔子问孝，孔子的回答皆不同。孟懿子问孝，孔子仅简答以“无违”二字。大约是孟懿子已经领会了“无违”之义，故没有进一步追问，孔子也没有作进一步申述。或是担心孟懿子没有领会“无违”深意，或是出于对另一弟子樊迟的教诲之意，或是兼而有之，孔子将这一问题抛给樊迟，并进一步阐发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孟懿子在父亲去世之后从孔子学礼。孟懿子问孝，孔子对父母之“生”以四字阐释，而对于“死”却以八字阐释，特意强调丧、祭之礼，当因孟懿子父亲已亡之故。
当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问孝时，孔子却答以“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对于此语，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是父母忧子女之疾，还是子女忧父母之疾？莫衷一是。甚至有人将“疾”理解为“寡人有疾”之“疾”（缺点）。笔者以为，父母为子女的“缺点”发愁，此解着实不当。以《论语》中“问孝”之例推求之，当是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责任，此孝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疾病的关心上。由于历史记录缺乏，不知孟武伯的父母是否有身体不好的情况，但以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推测，此事大有可能。
子路与冉有同问“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也完全不同：子路听到一件事，当去询问父兄，而不是马上去做；冉有听到一件事，当马上去做。对此，弟子公西华大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子路因性情过于激进，做事易鲁莽冲动，为了压压他，所以答之以不可听到便去做，当先问父兄，然后行之；冉有因性情谦退，做事优柔寡断，所以孔子鼓励他，听到了就要马上去做，以调动其主动性。可见，孔子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对弟子性格整体把握的基础上，答案则是对弟子行为的有效指引。
孔子“同问不同答”背后的逻辑是问题与答案间当有具体的人与事的关联性。这也展现了弟子自身情况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以及孔子对弟子情况的熟稔。孔子的回答皆能切中问题要害，原因在于答案是从弟子性格之中得出，是深入到具体问题内部机理之中，且经过孔子综而合之、剖而析之、判而断之后的结果。唯其如此，才是切中肯綮的真答案，才是坐言起行的好答案。
二、同问不同答，凸显对现实的批判
社会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自古皆然。唯有批判，社会才有进步之可能。孔子对社会问题极其关注，问答之间亦展现其对现实批判的面向。
问孝之事，在《论语·为政》中尚载有子游与子夏之问。孔子批判、纠正了“今之孝者”对孝片面化、褊狭化的理解，体现了他对社会动向的关注与养老问题的关心。在对子游问孝的回答中，孔子挖掘出“敬”的含义，使其成为“孝敬”一词的语源。如果对于父母的孝仅视为“能养”的物质赡养层面，而没有达到“敬”的精神赡养层面，那么，赡养父母和养活犬马又有什么分别呢？
子夏问孝，孔子提出了“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难”的繁体是“難”，此处“難”当为“戁”之讹。“戁”有恭敬的意思，“色戁”是子女对父母态度要恭敬、和颜悦色之意。在回答中，孔子再次批判当时社会上对孝的偏颇认知：只是替父母做事，以饮食供养父母。孔子明显对孝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赡养要求。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的灵魂追问与其对子夏问孝的回答，让孝的意义升华了，奠定了中华孝文化的典范意义。
再如问政，在弟子之中，有子贡问政、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子路问事君、颜渊问为邦等。在非弟子之列，又有叶公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鲁哀公问政等。正因有如此多的素材，《韩非子·难三》才演绎出楚叶公、鲁哀公、齐景公接连问政的故事。因孔子对三人的回答各不相同，子贡问其故。孔子认为，三人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所以回答各异。叶邑都大而地小，老百姓有背叛之心，所以孔子对叶公的回答是“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三大臣障蔽君主，结党营私愚弄鲁君，排斥他国贤人来鲁国，所以孔子给哀公的答案是“政在选贤”。齐景公挥霍无度，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甚至一天中各以三百乘之家赏赐三人，所以孔子的建议是“政在节财”。
三、同问不同答，尊重弟子才性差异
孔门弟子才性不同，其中极为优秀的十个弟子各有胜场，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组成了“四科十哲”。其他弟子才性之间也存在差异，此通过所问问题及领悟孔子对答的程度，可见一斑。
子夏与子张对于“交”有不同的理解。子夏认为，可以交往的人才去交往，而不可结交的人就拒绝。子张则认为，自己听到的教诲与此不同：君子胸怀能容天下之人，既能尊敬贤人，也能接纳普通人。实际上，二人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相较而言，子夏的交友之道更加现实，子张的交友之道则偏向理想一端。
樊迟虽位列七十二贤弟子之中，但与子贡、子路、颜回等“四科十哲”相比，禀赋资质略逊一筹。他非常好学，有疑则问，曾多次问孔子。但某次樊迟竟向孔子“请学稼”，实属非所当学当问。所以孔子批评道：“小人哉，樊须也！”（《子路》）此章并非孔子鄙视劳动人民之证，反倒证明了樊迟所问非是。当他问知、问仁、问“崇德、修慝、辨惑”（《颜渊》）时，孔子则褒扬他问得好，并给予适切的回答。
孔子核心思想是仁，弟子问仁亦颇多。孔子大力掘发仁之内涵，使之成为一重要概念，成为极高境界的代名词。孔门问仁者，计有颜渊、子张、樊迟、仲弓、司马牛等，且樊迟问仁达三次。当樊迟问仁之时，孔子一次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一次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另一次则说：“爱人。”（《颜渊》）对樊迟一人之问尚且有三种不同的回答，可以想见，这应与樊迟的当下问题、学问进境与才性差异有关。
子贡是“言语”科高足弟子，其言语答问之间透露着语言天赋与灵气。当冉有想问“夫子为卫君乎”时，子贡却以伯夷、叔齐为何人，是否怨恨为问，孔子对以“古之贤人也”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由此推断，孔子不会帮助卫国国君（《述而》）。子贡不直接问某事而是借他事之问以探明被问者态度，实在高明。
《荀子·子道》《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共同记载了子路问孔子“鲁大夫练而床”是否符合礼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不知道。子路据此认为，孔子并非无所不知。当子贡问明缘由后，又重新问孔子这一问题，却将问题中的“鲁大夫”三字隐去，只问“练而床”是否符合礼。孔子回答说，不符合礼。子贡对子路说了答案，并解释说，之前夫子所以回答不知，是因为“居是邦，则不非其大夫”。由此可以看出，子贡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迂回的问术，且能推知其对孔子知之深，对礼知之深，对孔子回护之意之切。
但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并进一步回应了更加具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建议从克己复礼、视听言动的角度去提升个体修养，彰显自我，打通了仁礼关系与内外关系。这些建议均是从克己、日用德行处入手，颜渊才性如此，故作如是指点。
仲弓问仁。孔子答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以见大宾、承大祭来指点仲弓，包含着孔子由己到人的推展，发仁于政的思想，亦正合仲弓“也可使南面”（《雍也》）的政治才干。在另一处，当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孔子的回答是“恕”，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一步解释（《卫灵公》）。此正中“子贡方人”（《宪问》）之弊病。而当子张问仁时，孔子说：“能行五者（即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此时子张可能为政一方，故孔子以行政之事答之。司马牛问仁时，孔子考虑到司马牛是一“多言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人，以“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答之，实亦为对治之方。
四、同问不同答，彰显弟子境界差异
孔门弟子人才众多，但因禀赋与努力程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修为境界。同题问答尽显弟子境界差异。《荀子·子道》曾记录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师徒之间围绕“知（智）”“仁”的精彩问答。孔子问了“知者若何，仁者若何”这一问题，三人答案各有不同。子路说，智者使人知道自己，而仁者使人爱自己；子贡说，智者明白他人，仁者爱他人；颜渊却说，智者能够自知，仁者自够自爱。三人的回答依次从外而内，从人而己，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人格境界。
子路与子贡是从他者与自己间的关系入手，呈现出他人与自己的两种不同范式：他人知自己与自己知他人。颜渊则建立起自己照见自己的方式：自知与自爱。孔子的评价是，子路是士，子贡是士君子，颜渊是明君子。三种不同回答体现出三人不同的人格形态与境界。孔子并没有点出孰是孰非，而是给予评价，让他们得知自己达到了何等境界。对于这些弟子来说，重要的是保持自身优势，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提升自我。而孔子此问可谓大哉问，对于今日教师怎样提出问题、提出怎样的问题以及给予怎样的问答反馈具有启发意义。
《毛诗·素冠》《淮南子·缪称训》《说苑·修文》中记录了子夏、子骞三年之丧后，孔子对他们的小小考验：让他们弹琴。子夏弹奏乐曲时“衎衎而乐”，弹奏完毕之后向孔子坦陈，自己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先王制三年丧之礼，自己不能不执行。孔子评价他为君子。子骞弹奏乐曲则“切切而悲”，弹奏完毕之后向孔子说明，自己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先王制礼，自己不能过分。孔子亦评价他为君子。子贡对此不解，二人表现迥然不同，为何同为君子？孔子解释说，子夏余哀已尽，但能引导而达到礼的要求。子骞余哀未尽，但能以礼断之。三年之丧的制定让自觉之人及时切断悲哀，让不自觉之人也能勉力而为。
当他人问弟子才能与品行时，孔子对他们的评价皆中肯恰当。孟武伯曾问子路、冉求、公西华是否具有仁的品德。仁是一种极高境界，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但他认为，子路可以负责千乘之国的兵役与军政，冉求可以当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总管，公西华可以立于朝廷，担任外宾接待、交涉事务，至于仁否则未知。这皆可以与子路好勇、冉求为季氏宰、子华使于齐等史实相印证，足见孔子对弟子的深刻了解。
《韩诗外传》卷九载子路、子贡、颜回对人善与不善而有不同的回答，遂求证于孔子。“人善我，我亦善之”对于三人来讲，没有异议。而对于“人不善我”当持何态度，三人观点各异。子路的答案是：“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的答案是：“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回的答案是：“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评价三人之言分别是蛮貊之言、朋友之言与亲属之言。由孔子的评价，亦可见三子的精神境界不同。
《韩诗外传》卷七记录了子路、子贡、颜回与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孔子兴发了“登高而赋”之感，要求弟子谈“愿”。另在同书卷九记载了他们同游戎山言“志”，而《说苑·指武》中则记作师徒四人北游农山言“志”。此三处所记载的地点虽然不同，但所记的故事内容极其类似，当属同一个故事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润色而成的不同版本。孔子主动提问弟子，鼓励、启发三人谈理想，并在他们回答完毕后进行了即时点评。孔子依三人所言，将他们分为勇士、辩士与圣士三种不同的境界。这与后世对三人的认知基本相符，与三人的性格、禀赋高度一致。正因孔子在课堂中开展了大量且开放的讨论，所以其培养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士人，更是一颗颗传播教育的火种，以及有思想的大家。
五、同问不同答，展现师徒间的坦诚
孔子的课堂不同于今日“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而是问答式、互动式的课堂。孔门师徒间从来都是真诚相对，互不隐瞒。孔子曾对学生说过：“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师徒间对同一件事情会因有不同的观点、立场而相互辩难。比如子贡认为，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可能并不恰当，孔子则进行了详细说明以解答子贡疑惑。（《孔子家语·始诛》）孔子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悦。孔子为了自证清白而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孔子与弟子间的关系，借用孔子的话说是“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仁德与正义面前，在真理面前，没有师徒之分，人人平等地表达甚至辩难。当弟子侍坐之时，孔子给弟子以如坐春风之感，如《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问对即体现出弟子与老师间的坦诚交流。
孔子作为一位教育家，其问答是开放式的，秉持有教无类之宗旨、因材施教之原则，有问必有答，所答与提问者自身的认知、面临的问题等具有相当大的契合性，能够给予提问者合宜而高效的建议。作为一位思想家，孔子的回答往往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值得今人深思。此类问题是跨越时空的大问题，从中亦可观察到师生间问答互动之频繁与真切。小到对某问题的看法，大到国家民族之命运前途，绝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一种可能。也许回到先秦就是一种回到原初的冲动，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结语
孔子兴办私学，打破教育垄断，具有平民教育的理念。孔子基于弟子的行事作风、性格特点等综合考量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回答，助力学生成长。孔子高超的教学艺术至今引领着我们，时时给予后学以持续不断的启发。所以，孔子足为至圣先师，堪当万世师表。
孔子以一个教育家、思想家的胸怀来办教育，删述六经，以六艺为教，对于中华经典谱系的形成、文脉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以“文学”著称的子夏来到魏国，创立了“西河之学”，教授弟子李悝、吴起、魏文侯等，启法家一脉。以“鲁”而得孔子真传的曾子在鲁国传承学脉，启思孟学派。“行不由径”的澹台灭明将孔子之学带到南方，儒学得以南传。可以说，孔子具备了文脉传承的视野，而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所培育的弟子群体谱系，即为中华文脉之传承谱系。
幸运的是，《论语》仍在，孔子精神仍在。时至今日，其依然与我们同行。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教授，兼任孔子学堂主讲教师、青岛市城阳区党史地方志工作专家、儒家荀子学园公众号主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