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五百年间，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史称春秋—战国。两个时段划分的依据是产生于当时的两部史书《春秋》和《战国策》。但事实上两书的记载并不连贯完整，尽管相传为左丘明作的《春秋左氏传》又补了十一年的史事，其间还是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无记载。而且，若以所载史料来说，更是远不止此。所以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说：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1]
历史的这片空白竟成了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断裂带，以至于各种历史著作对两个时代文化的更替只能作粗略的、片断的描述，显示不出有机联系和内在逻辑。这道沟堑分隔了孔子和孟子，他们分别成了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精神的化身，可是孔子的那辆马车是怎么跃过百年深堑而由孟子接着驱驰的呢？这至今还不是很清楚的。本文拟通过对《左传》和《战国策》说辞的比较，分析一下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各自的文化特点，并尽可能地对其背景略作描述。
一．两种风格的说辞
《左传》《战国策》两书文采斐然，各有千秋，古人有很多议论。我比较欣赏刘熙载的说法：“《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2]要说两书可作比较的方面，那是很多的，这里只想讨论说辞的异同。所谓说辞，我指的是书中所载的人物的对话，包括讽谏、辩难、说理、陈事等。《左传》、《战国策》两书中的说辞，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性质特点，这可以从方式、内容、态度、辞令四个方面来考量。
一、从陈说方式看，《左传》以情理服人，《战国策》则以声势夺人。以情理服人，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左传》在讽谏或陈事的场合，总是用逻辑推理的手段直截了当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其步骤是先确立论据，然后由这个逻辑起点导出结论和判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今姑举《闵公二年》一例：晋侯令太子申生帅师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道：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嫡），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3]
可以看出，里克这里完全是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来说服晋侯的：先据古制确定太子的职责，得出太子不宜帅军的结论；又假设太子帅师的情形，结果将不利于战；再由皋落氏预备迎战的姿态推测他们必已有充分准备；综合几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后导出“君其舍之”的结论，理由充分，逻辑严密。同时，告诫晋侯太子是“以朝夕视君膳”的人，担心他在皋落氏有备的情况下帅兵出征有危险，则又是动之以父子之情；最后“君其舍之”的委婉劝说更为献公保全了面子，给他一个就坡下驴的铺垫。入情入理，又十分入耳，这就是《左传》说辞的特点。
《战国策》则异于是，说者欲以声势夺人，常常要先造成一股压力，以便使对方顺从他的意志。所以战国的辩士常常耍许多花招，不是直截地表明白己的意思，或旁敲侧击，或欲擒故纵，最终让对方不知不觉地落入自己彀中。《齐策》三载孟尝君在薛遭楚人攻逼，托使楚还齐的淳于髡请援。我们来看淳于髡是如何用敲山震虎的策略使孟尝君如愿的：
（髡）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楚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譆！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4]
《战国策》的编者就此议论道：“颠撅之请，望拜之赐，虽得则薄；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5]这是说要造成一种势，使听者感到自己处于不利中，不用强迫，他自己就会顺着你的心思做了。要达到这一步必须准确抓对方心理上的薄弱环节，使说辞富有威慑性、诱惑性、刺激性和煽动性。战国策士很懂得这个道理，张仪说秦连横、苏秦说秦治武备，蔡泽说范雎归印，无不攻其所患，示所必行，词气纵横，有排山倒海之势。而最出色的，莫过于苏秦为赵说齐宣王合纵的一番话。苏秦一开口就投其所好，大大夸张了一番齐的殷富和强盛：“南有太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接着一句“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直听得齐宣王意气横生，踌躇满志，真个是天下霸主，非寡人谁属？然而正当他陶醉在自己的国家富强中得意忘形时，苏秦话锋一转：“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6]当头棒喝，像让那不穿衣服的国王在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形容，宣王简直要羞得无地自容。没容他缓过神来，苏秦又是一激，刚才已从齐的绝对势力来说不该事秦，现在再从相对势力来看，事秦就更可耻了。齐宣王脸上挂不住，终于发狠说：“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7]苏秦通过夸饰铺张造就了他的势，两次反激的遏止更增加了它的强度，足以使听者震惊、顺服。《左传》以情理服人，叫人心悦诚服，因为它示人客观的道理，使人理解事情确实是那样的，从而明白该怎样应付。而《战国策》以声势夺人，则使人惊悚不安，它给人的是一个主观感觉，感到事情确实如对方所说的那样，需要照对方的意见去应付。
与《左传》的逻辑推理方式不同，《战国策》多用类比推理，这也可以说是造势的一种手段。如张仪对秦惠王谗陈轸贰楚，说“轸驰楚秦之间，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轸，然则是轸自为而不为国也”[8]。陈轸辩道：“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9]他不直接辩白自己是否背秦，而以孝己、子胥为例说明只有忠臣、孝子才为天下所爱重；再反过来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说卖给邻里的奴仆、嫁给乡党的女儿必是好的，以此类推，如果我不忠，楚国还会看重我吗？一番话说得秦王疑虑尽释。类比推理在前面引譬时已为听者的意念作了定向，到主题出现时，由于省略了通常逻辑的推论程序，前提和结论之间形成落差，故两者的相似能发生强烈的撞击，产生震撼人的力量。又如庄辛说秦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10]，先列述蜻岭、黄雀、黄鹄、蔡圣侯的下场，最后讲到襄王日与嬖臣游乐，“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时[11]，襄王顿时“颜色变作，身体颤慄”[12]，亟行其计。此外如《东周策》“周文君免士工师籍”章、《西周策》“宫他谓周君”章、《秦策》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章，《齐策》一“秦假道韩赵以攻齐”章、《赵策》三“郑同北见赵王”章、《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馀”章，都是成功地运用类比推理的例子。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类比推理的场合，相比较的两件事之间是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的，天下爱重孝子忠臣，并不能保证楚国必不欢迎背秦通楚的人，也不能说明陈轸必是忠臣。若按陈轸的类推，天下就不会有招亡纳叛的国家，也不会有叛徒贰臣了。这种推理当然是不够严谨的，妙就妙在昏庸的统治者还没回过味来，便已被游说者的气势所慑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战国时代的君主贵族，以气势征服他们往往比讲道理更有效。
二、在陈说内容上，《左传》多引古书旧闻，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显得严谨而郑重。《战国策》则未必，每每信口杜撰，或摭拾一些里巷俚谈，有着新鲜生动的气息。用逻辑方式以理服人，首先须有正确可靠的前提。春秋时代是崇古的，《左传》所载说辞每以古语古事为据，出言必有所本，罕见后世“臣以为”的那种口气。《左传》引书的体例，古人已有总结[13]，这里只从内容方面来考察一下《左传》说辞的征古，概括起来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形：（一）引书举出书名。如《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14]又云：“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15]（二）引书不称书名。如《文公六年》载臾骈言曰：“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16]所谓“前志”，大概是前代的史志一类。（三）引古语或前人言。如《文公十七年》载郑子家致赵宣子书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17]这里只举古人之言，而未说明出于何人何书，《襄公十四年》则加以说明：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扶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18]（四）引谚语。如《僖公七年》载，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19]《宣公十五年》伯宗阻止晋侯救宋，既引古人语又引谚：“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20]（五）用“臣闻之”的说法表示言之有据。如《文公七年》叔仲惠伯谏鲁文公许襄仲攻穆伯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21]“臣闻之”表明自己的说法是历来相传的道理，或是古书所载，或是闻之官师，并非信口雌黄，所以能成为立论的根据。《左传》说辞许多方面体现了尊重传统、言必征古的鲜明特点，而征引内容最常见的是《诗》，据劳孝舆《春秋诗话》统计、共“赋诗”三十二次，“解诗”三十四则，“引诗”七十五则。所谓“赋诗”是用以代言，“解诗”、“引诗”一〇九则才是征引《诗》句以为据，或以证立言，或以断行事，成为《左传》说辞的一个重要特色。
陈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立论根据和所使用材料的差异。《战国策》运用类比推理，重在事件与事件性质的相似，所以极少引用古书古语。有时讲些历史故事，用以对照时事的善恶是非。如苏厉用养由基之射说白起勿攻梁、司寇布用齐太公买剑事说周君善视周最（均见《西周策》）。有时又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来阐明自己的看法，如杜赫想要使周重用景翠，便用张罗捕雀的道理劝周用穷而无位者（《东周策》）；邹忌从朝服衣冠时妻妾的私谈来推论“王之蔽甚”（《齐策》一）。甚至连宫姬嬖臣也会用得大鱼弃小鱼的心理讽魏侯希求固宠（《魏策》）。在这方面《战国策》中最具特色的乃是寓言故事，与《左传》的引诗一样惹人注目。众所熟知的“画蛇添足”（《齐策》二）、“土偶桃梗”（《齐策》三）、“狐假虎威”（《楚策》一）、“惊弓之鸟”（《楚策》四）、“鹬蚌相争”（《燕策二）为代表的这些寄意深刻的寓言已成为《战国策》文学的神光所聚之处。在前引的陈轸与秦惠王的对话之后，轸因惠王听信张仪而疑自己贰楚，便欲离秦，他对惠王说：
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楚与不也。楚人有两妻者，人誂其长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输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楚与不。[22]
这位陈轸是很会说寓言的，后来齐楚绝交时，他又对秦说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故事。同样的意思到了淳于髡的口中就成了韩子卢与东郭逡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的策士都善于用通俗的具有比喻性质的寓言表达抽象的意图，使之明白易懂。在纷繁复杂的交攻争战中，一场战争或一场外交斗争的利害得失有时会使人迷惑，无从判断，但寓言化了的日常生活片断和自然界的景象却是一目了然的。战国寓言可以说就是当时策士将复杂的国际斗争、人际斗争加以梳理和净化，使之通俗地再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因其易于接受和判断，说服力格外强大。黑格尔说“各民族各时代都用过寓言这个古老的创作方式”[23]，中国似乎是在战国开始的，《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例子，而《战国策》是运用得最为成功的。
三、在陈说态度上，《左传》极尽谦恭，彬彬有礼，任何时候都不失安详典雅的风度；而《战国策》或巧言令色，阿谀谄媚，或则威逼利诱，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试先举《左传》的事例。《左传》在同人之间，说者的态度总显得诚恳朴实，这从《襄公十五年》所载的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宋向戍聘鲁，见孟献子，觉得他的居室太豪侈，说，“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孟献并未就美室作辩解，只是说明：“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24]责者没有盛气凌人地教训，也没有兜圈子讽刺挖苦，只是委婉地表示了失望；被责者也不强词夺理，老实说明美室的来由和毁之重劳的无谓，双方都是以诚相见。在君臣之间，说者也是直切地用道理说动对方，虽然语气甚为平善，但内容相当坚实，自然就有很强的说服力。如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说晋文公用冀缺，宣公十五年伯宗说晋景公讨酆舒、襄公四年魏绛论和戎之利弊，十一年论安其乐而思其终、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议论卫人出君事，莫不据理陈情，既无危言耸听，也不虚辞矫饰。陈骙称《左传》的谏“和而直”，这是非常中肯的[25]。在敌国之际，说者同样也谦恭有礼，不卑不亢，保持一种高贵的气度。成公三年，晋人用公子穀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交换被楚俘获的知罃，楚共王在放还知罃前问他是怨恨自己还是感激自己，尽管知罃明知自己的命运还掌握在楚共王手中，但他并未低声下气地讨好共王，而是磊落地表明仍将与楚抗争，说自己若再能任职“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26]。话说得委婉客气，但骨子里却很顽强，透着不屈和不甘。共王感到了晋人这种“未可与争”的力量，只得“重为之礼而归之”。如果说知罃是表现了本身的人格力量和国家强有力的自信，那么僖公二十六年展僖犒齐师，责之以先王之命，则是以道义的力量迫使齐羞愧而退兵。面对那由坦诚和信任而生的从容，又被戴上一顶高帽子，任何人都会羞于背信弃义的。
《战国策》在这点上截然相反，战国辩士是全不讲道德的，也缺乏诚恳和谦恭。同人之间纯粹以利害相见，有时甚至到鲜廉寡耻的地步。《东周策》载周最对吕礼说：“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子以齐事秦，必无处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东重于齐，西贵于秦，秦、齐合，则子常重矣。”[27]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是这样挑动战争，玩天下于股掌之中，毫不顾忌战争对社会的祸害。这个例子是以利相诱，而甘罗为文信侯说张唐相燕则是逼之以威。在死的威胁面前，张唐只能乖乖就范于一个毛孩子。这里绝没有春秋时的仁义忠信可言，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讽谏的场合，《左传》开言直陈，没什么忌讳，到《战国策》便不那么爽快了：张仪说秦惠王，上来先是一通表白：“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28]范雎初抵秦国颇怨昭王不重视自己，可是当昭王亲自迎入后宫乃至长跪而请教时，他却只是“唯唯”地又大谈一番生死之节，其实都是故弄玄虚。至于敌国之间，策士们更是巧言令色，强词夺理，尽玩些尔虞我诈的勾当。《东周策》载：
严氏为贼，而阳坚与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坚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亦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29]
这不是狡辩是什么？张仪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贿楚怀王，使楚与齐绝交。事成后楚索地，张仪却说：“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30]公然摆出一副小人无赖的嘴脸！读过《战国策》的人，都不会忘记《魏策》四唐且对秦始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唐且说安陵君决不会交出先人所封的采邑时，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31]
君子不光动口，也要动手了，这在《左传》的报聘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里并不是指陈唐且的不是，而只是要说明两个时代的人物在陈说态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决定了辞令的风格。
四、在辞令风格上，《左传》平实典重，委婉蕴藉，《战国策》则通俗明晰，铺张扬厉。《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有这样一件事：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32]
子罕没有一本正经地作道德教训，在人家的难堪上显示自己的清高，而是采用了一种富有幽默感的说法，既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又不伤人感情，实在是巧妙得很。《左传》这种聪明的陈说技巧和雅驯的辞令，无疑反映了说者对古代文化和典籍的修养，代表着当时的辞令风格。但《左传》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莫过于那些外交辞令了。在极尽谦恭文雅之中，往往内藏锋芒，显示着决心和力量。这种“美而敏”的应对[33]，春秋以后就永远成了绝响，只留下“寡人”“不穀”“执事”“敝邑”“敝国”这样一些谦词为后人所沿用。从书中在不同场合反复出现那种外交辞令来看，它绝不是一两个人所特有的修养，而是为整个社会共同遵用的、像赋诗那样使于四方可以专对的技巧。它们被运用得那么娴熟、自然、轻松，真可谓是炉火纯青！且看《僖公四年》所载齐侯与屈完的一段对话：齐桓公帅大军压楚境，对楚使者屈完说：“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屈完对：“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34]一个是“不穀”，一个是“寡君”，说得多谦恭。明明是大军压境，逼人订城下之盟，偏说继先君之好；明明面对来犯之敌，却偏说对方赐福于自己看得起自己。其实言外之意彼此心领神会，齐桓公气势汹汹：你还敢不就范吗？屈完也不示弱：你倒试试看，我等着呢！骨子里针锋相对，文辞却温情脉脉。与此相媲美的例子可举出《成公二年》鞌之战齐侯与晋人的对话：
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敞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35]
最强硬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语言表达出来，对耸着的戈矛上披了一层温文尔雅的面纱，就是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形成了《左传》外交辞令的独特风格。
《战国策》的辞令异于《左传》的首先是夸饰，如前面引过的苏秦对齐殷富的形容，状临淄人口之众说“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这种夸张的形容法与《诗・卫风・硕人》那种比喻的形容法截然不同，倒是和《登徒子好色赋》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艺术表现的时代特点和描写手法的发展。其次，战国策士的说辞节奏感强，气势充沛。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人的长篇说辞均多用排比句和四言短句，节奏紧凑，跌宕起伏。苏秦说秦惠王治武备一段共三百二十九字七十三句，其中四字句就达四十六句，三句字（不算逗字）有十二句，语短气促，如叠浪连山，气势磅礴，与《左传》温厚和平的自然节奏迥然异趣。另外，《战国策》的说辞语言较为浅显，有时还很俚俗。秦惠王对苏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东山之君，纵以欺秦”，颇有点忿然，又觉得可笑，于是哂道：“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36]这样的比喻从一国之君的口中说出，虽无伤大雅，毕竟不够典重。至于秦宣太后答靳尚求援时用的那个比喻简直就是下流了，难以想象春秋时会有一国太后在朝堂上当群臣面对外国使节说出这样的话来！秦宣太后也许胸无文墨，不足以代表当时她所属阶层的文化水平，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秦吧。这位辩士抵楚两天即告辞，怀王询其故，答道：“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37]这一讽刺真够辛辣的，同时也够俚俗。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很难断定《战国策》的说辞是否近于通行的口语，但像“危于累卵”、“轻于鸿毛”、“重于丘山”、“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九九八十一万人”、“三七二十一万人”这样的语句，想来大概是很通俗浅白的了，与满是书卷气的春秋士大夫的说辞明显有雅俗之分。这一明显的风格差异促使我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差异。
二．两种文化的更迭
通过以上分析，《左传》与《战国策》说辞的主要差异已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要进一步追问，这种针锋相对的差异难道是偶然的吗？通过考察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我相信《左传》、《战国策》两书说辞的不同风格代表着两种文化精神，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趣向和文化追求。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巨变，尽管史书上缺失若干年的记载，没有留下充分的史实，但通过考证和研究，历史裂变的过程大致还是被历史学者勾勒出来。总的来说，经济上是土地占有权层层下移，家族制替代了宗族制，农奴制的生产关系转化为封建生产关系。士与商人乘贵族腐化取得经济优势，提高了社会地位，甚至掌握政治权力。政治上，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和分封制开始并驾齐驱，世卿世禄日渐废除，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38]，建立起非世袭的官僚制度[39]。应该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变化大体已清楚，与此相应的文化精神有什么变化则还值得探讨。
中国从西周以来就是宗法制的封建大一统帝国，国民因血缘结成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有共同的祖先崇拜、共同的宗教祭祀，奉行共同的典礼，使用共同的雅言和音乐，因此文化具有整一性的特点，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合贯穿着同一的精神。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文化精神也随之变异。
文化精神是一定的思想文化结构的体现，主要通过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价值尺度、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一定的思想文化结构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主体中，因此文化精神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承担者——社会主体的变化。我们知道，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文化，有着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由相应的社会阶层承担。承担核心的、主导层次的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人们，在中国古代就是士大夫知识阶层。马克思说：“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40]西周到春秋，知识阶层是贵族和巫史卜祝。贵族不用说是世袭的，而巫史卜祝则是子就父学，世为“畴官”[41]，所谓“学在官府”正显示了这样一种文化垄断状况。
春秋以前，贵族是文化的承担者，主导文化也可以说是贵族文化。到战国时代，情形发生了变化。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王子朝叛乱，四年后晋助周平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42]。周王的大批文物典籍流散各地，打破了文化积累高度集中的局面；像孔子这样的学者得以删订典籍，教授生徒，更大大促进了文化在民间的传播。列国的兼并战争，使大批贵族失去封地沦为平民；而宗法制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小宗”贵族在数世之后不得不降为士的命运。这样，士阶层在战国时期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他们没有爵禄，但有部分土地可作经济依靠（《国语・晋语》“士食田”），一般不事生产，以学为务（《左传・襄公九年》“士竞以教”），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贵族阶层的腐朽使他们自然地成为主导文化的承担者和保存者。章太炎说：“自老聃写书征藏，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43]这段话精辟揭示了文化下移和士势力上升的契机。王亚南也指出：“封建的混战，使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来重新划分阶级。”[44]在新的划分中，以士为主体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而成就他们的正是适合时代需要的智能和知识。“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而能“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45]，不就因为他刺股苦学，满腹经纶么？于是我们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形：“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王曰：‘中牟有士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46]就这样，士成了战国文化的承担者，反过来说，战国文化也就由春秋的贵族文化转型为士族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精神的转变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大到礼仪制度、价值观念，小到生活方式、日常习俗，说辞的差异只不过是一个侧面而已。可是，这个侧面与两种文化精神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在此只能试作初步的解释。
贵族文化和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区别可能有许多，但最基本的我以为有三点：（一）前者是道德的，后者是功利的；（二）前者是传统的，后者是现实的；（三）前者是典雅的，后者是通俗的。有了前面的对比分析，现在来论证这三点就比较容易了。春秋是世卿世禄的贵族社会，规定“刑不上大夫”，社会系统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道德来调节它的稳态，因此仁义礼智信这些调节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规范就被视为维护社会的纲常，作为永恒的准则来强调。人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用道德来衡量，做一件事先问是否合理，再论是否有利，所谓“德义，利之本也”[47]。襄公十九年，晋士匄率军攻齐，行至毂，闻齐值灵公丧，便引兵却还，《左传》称之“礼也”。趁人逢难而攻之是不义的，也就必然不合理。为了合理，士匄不惜放弃一个获胜立功的良机，显然他是将道德置于第一位的，换言之，利取决于义。而战国则不然，在动荡的时代，生存的竞争促使人将考虑问题的着眼点由道德转到功利上来，如清人郑鄤所说：“时至战国，人几不可理语矣。然其为策也，必审时势，切事情，较刻利害，析若须眉，而后能有当于缓急，故其书绝无诗书仁义之言。”[48]不但国与国之间纯粹是利害关系，就是君臣之间也绝不是什么道义上的结合，而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49]的相互利用，利已吞没了义。苏秦为自己的利益可以朝秦暮楚地合纵连横，没有任何道德可言。《齐策》三苏秦说薛公一段也是个有趣的例子：
楚王死，太子在齐质。苏秦谓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则是我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苏秦曰：“不然。”郢中立正，君因谓其新王曰：“与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吾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下东国必可得也。”[50]
对这件事《战国策》的编者列出了十种不同的结果和处理方式：“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人说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51]书中一一加以演绎，于是读者看到了十种结果的变化图。道德是有一定之规的，以道德处事只能有一种结果。而以功利处事，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却会产生出多种结果。这正是因为前者的标准是客观的，后者则是主观的。
春秋—战国时人都一样面对着现实问题，但理解和判断问题的方式大不相同。春秋时人们处于大一统的宗法社会的封闭系统中，思维具有封闭性和单线性的特点，遇到问题首先是回溯往古，习惯于从既有经验中筛取有价值的知识来指导现实，乐于接受传统而懒于作新的思考。只要合于传统，心理上便获得一种平稳感，因此古人古书当然地就成了立论的根据。《左传》是法先王的，动辄搬出祖宗典故来衡量时事，言必称诗书，事必援古例，不免有失于拘泥。战国时期，分裂割据兼并打破了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和封闭性，纷纭复杂的天下形势要求人们从广阔的视野多角度地把握现实，所以战国策士都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熟悉天下的人情物貌，洞察国际关系和人际矛盾，有深刻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眼光。刘熙载说得好：“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52]所谓先立地步，实际上就是能高瞻远瞩，有成竹在胸。《战国策》的说辞从内容到形式全都是现实的，尽管也引用些历史故事做类比，但决不削足适履，一切从现实条件出发，着眼点始终是在现时。吴师道序《战国策》云：“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53]这正说明《战国策》有着不同于重传统的儒家经典《左传》的纵横家精神。
陈骙《文则》卷下指出：“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摹。”他“考诸左氏，摘其精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二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书；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可以说，整个《左传》的文辞和风度都是温文尔雅的，显出良好的文化修养。而在《战国策》中，我们却常看到要挟恫吓、花言巧语等各种缺少君子风范的花招。这不仅是个人素养，也是整个社会风尚的问题。说辞是对别人的陈说，效果的实现取决于说服力和理解力即主客两方面的因素。春秋时士大夫“不学诗，无以言”，尤其在外交场合，赋诗作为一种隐喻式的文雅表达，如果赋得不当即所谓“不类”，轻则为人耻笑，重则甚至引起战争[54]，所以他们都必须精通诗书。晋文公重耳出之秦国，宴享之际，赋《河水》“义取河水朝宗于海”（杜注），秦穆公答以《六月》，赵衰马上呼“重耳拜赐”，因为穆公借诗表示愿助重耳还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襄公十六年，齐侵鲁，穆叔赴晋求援，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看得出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对《诗》都是很熟悉的，互相默契，一点即通。而这放在礼崩乐坏的战国就行不通了，魏文侯一听古乐便昏昏欲睡，贵族早已丢掉了传统文化，缺乏古典的修养，对他们只能用些通俗的比喻来劝诱，不是使之明白客观真理，而是使之产生一种主观意愿，这通常是在通俗的寓言故事和历史传说中得到认同的。《战国策》的说辞基本上做到了这点，因此大都能获得成功。不仅《战国策》，就是儒家的《孟子》、法家的《韩非子》，乃至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或多或少都有类似倾向，机智加通俗成了战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机智成就了主体，通俗适应了对象，春秋时代那华美而典雅的高贵风度终于为世俗的机智泼辣的姿态所取代。
三．两种理想的追求
《左传》《战国策》两书作为文化现象，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客观反映，而作为两个时代的精神生产的创造，同时又是当时人对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的主观追求。
稍加留心，即会发现《左传》和《战国策》两书中衡量人才的价值尺度是不同的，《左传》突出一个“文”字，《战国策》则着眼于一个“辩”字。孔子曾说过“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55]，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56]。周人是尚文的，也是尚礼的，虽然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春秋时代实际上大体还保存着周人文质彬彬的馀风。《左传》“文辞以行礼也”[57]一句正可以借来标志它自身的性格。刘熙载说“左氏尚礼故文”[58]，一语中的。《左传》在许多方面明显表现出对“文”的兴趣。从大处说，“文”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僖公二十七年》称晋国“出毂戍，释宗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59]；从小处说，“文”是重要的个人素质和外交手段，主要表现为有文辞：《襄公二十五年》赵文子执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认为“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60]。两年后宋向戍召诸侯开弭兵大会，孔子使人记录前后经过，“以为多文辞”。所谓“文辞”就是文雅而得体的说辞。子产克陈献捷，与晋人辩对。赵文子觉得“其辞顺，犯顺不祥”，乃优容受之。孔子就此发表评论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61]这里所引称的《志》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书，但在孔子之前说辞已有“文”的要求则是毫无疑问的。春秋时期，人的能文是格外被重视的。《僖公二十年》称晋文公“文而有礼”，《襄公三十一年》赞郑子大叔“秀美而文”，甚至僖公二十七年晋国选择引兵解宋国的元帅时，赵衰保举郤毂的理由也是“说礼乐而敦诗书”——能文。赵衰本人也是个有文者；《僖公二十三年》载众卿随晋文公出奔，秦伯享之，在确定谁陪文公赴宴时，地位较高的狐偃却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62]杜预注：“有文辞也。”[63]“有文辞”或又称“有辞”（《襄公三十一年》），相反相成的一个例子是宣公十二年楚少宰如晋师说的“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凡此诸例，足以说明《左传》反映了春秋时人对“文”的欣赏和追求。后人于此也有会心，唐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里论学《春秋》三传时便说“于左氏取其文”[64]，敏锐地抓住了《左传》的特点。
与《左传》重文相类似，《战国策》对“辩”字的强调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时人认定“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但战国时人却不管什么德不德，一味以“辩士”称人：前周相工师籍称吕仓介绍的客是“辩士”（《东周策》），秦惠王称陈轸为“天下之辩士”（《秦策》一），范雎荐蔡泽于秦昭王说：“客新有从山东来者蔡泽，其人辩士”（《秦策》三），申不害说赵卓、韩晃“皆国之辩士”（《韩策》一），又《齐策》三云：“今苏秦天下之辩士也”，《秦策》三云：“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赵策》三赵武灵王称赞周绍“为辩足以道人”，实际是也等于是称他为“辩士”。“辩”是与博学、才智分不开的，所以《战国策》中又常将“辩”与“智”、“博”对举。李兑舍人谓李兑曰：“臣窃观君与苏公谈也，其辩过君，其博过君”（《赵策》一），赵王称郑同为“博士”（《赵策》三），《齐策》四“辩知并进，莫不来语”的说法，都是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辩才和辩士在当时是多么受人尊崇，有时这种尊崇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石行秦谓大梁造曰：‘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谓周君曰：‘君不如令辩知之士，为君争于秦。’”[65]在他看来，辩知之士的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似乎在任何场合都能当诸侯的坚甲利兵而制胜！
尽管人们对所谓“曲学多辩”、“甘言好辩”有所不满，孟子甚至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辩术[66]，但“孟子七篇之书，叙战国诸侯之事与夫梁齐君臣之语，其辞极于辩博，若无以异乎战国之文也”[67]。这实在是时世使然。孟子自己不也说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68]。《荀子・非相》也说“君子必辩”，又指出“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再联系到重视逻辑的墨家“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墨子・修身》）、绝圣去智的道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第八十章）、“辩者若默”（《庄子・知北游》）的宗旨，以及韩非对“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其用”（《韩非子・五蠹》）的现实的批判，甚至他本人也被桓宽斥为“不通大道而小辩”来看[69]，“辩”确实是战国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文人士君子的说辞所刻意追求的目标，它与春秋时人重文的审美观表现出不同的趣向。此风一直延续到汉代，东汉荀悦《前汉纪》提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这三游中，游侠尚恩义，游说尚智辩，游行尚道义，第二类游说显然就是指战国以来的辩士。荀悦追溯此辈的由来，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而其中“游说之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于为诈绐徒众矣。”[70]足见到东汉年间，人们对周秦之际亦即战国时代社会阶层出现的变动——主要是游士的活跃，已有很清楚的认识。本文要进一步发明的是，这种以游士为代表的文化类型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立，它们各自表现出的不同趣向恰好演示了《左传》与《战国策》两书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我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观点。
【注释】
[1]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1005页。
[2]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3]《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226页。
[4]《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6-377页。
[5]《战国策》，第377页。
[6]《战国策》，第337页。
[7]《战国策·齐策一》，第342页。
[8]《战国策·秦策一》，第127页
[9]《战国策·秦策一》，第131页
[10]《战国策·楚策四》，第555页。
[11]《战国策·楚策四》，第560页。
[12]《战国策·楚策四》，第561页。
[13]参看陈骙《文则》，《文则 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春秋左传集解》，第559页。
[15]《春秋左传集解》，第560页。
[16]《春秋左传集解》，第451页。
[17]《春秋左传集解》，第515页。
[18]《春秋左传集解》，第919页。
[19]《春秋左传集解》，第261页。
[20]《春秋左传集解》，第615页。
[21]《春秋左传集解》，第459页。
[22]《战国策·秦策一》，第129页。
[23]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8页。
[24]《春秋左传集解》，第921页。
[25]陈骙《文则》辛，《文则 文章精义》，第37页。
[26]《春秋左传集解》，第667页。
[27]《战国策》，第13页。
[28]《战国策·秦策一》，第95页。
[29]《战国策》，第40页。
[30]《战国策·秦策二》，第137页。
[31]《战国策》，第922-923页。
[32]《春秋左传集解》，第925页。
[33]陈骙《文则》辛，《文则 文章精义》，第37页。
[34]《春秋左传集解》，第244页。
[35]《春秋左传集解》，第641页。
[36]《战国策·秦策一》，第92页。
[37]《战国策·楚策三》，第538页。
[38]《战国策·秦策三》，第181页。
[39]参看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有关论述。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5页。
[41]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42]《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二十六年》，第1541页。
[43]章太炎《检论·订孔上》，《章氏丛书》，民国间上海右文社排印本。
[4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45]《战国策·秦策一》，第88页。
[4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0页。
[47]《春秋左传集解·僖公二十七年》，第365页。
[48]郑鄤《战国策钞序》，《峚阳草堂文集》卷四，民国二十年刊本。
[49]《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参看周勋初老师《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韩非子论君臣关系》一篇。
[50]《战国策》，第365页。
[51]《战国策》，第366页。
[52]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53]《战国策》，第1212页。
[54]《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戍、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春秋左传集解》，第929页。
[55]孙希旦《礼记集解·表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1页。
[56]《论语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页。
[57]《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二十六年》，第1542页。
[58]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59]《春秋左传集解》，第367页。
[60]《春秋左传集解》，第1033页。
[61]《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二十五年》，第1036页。
[62]《春秋左传集解》，第334页。
[63]《春秋左传集解》，第338页。
[6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2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78页。
[65]《战国策·东周一》，第20页。
[66]《孟子集注·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2-233页。
[67]王正德《馀师录》卷三引汪藻语，《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383页。
[68]《孟子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1页。
[69]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十《刑德》，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页。
[70]荀悦《两汉纪》卷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159页。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收入《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