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作为一种事业的新闻传播起步于近代，新闻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然而，“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蔡元培），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史学著作，也正是我国现代新闻笔法和新闻思想的源泉。本文以《左传》为例，探讨其记史中蕴含的新闻性笔法及对今日之启迪。
历史与新闻都本源于事实，但形诸文字的历史和新闻分别是史家和记者对其的叙述，本文考察的笔法也正是这种叙述的取材、叙事、态度、立场和方法等。
《春秋》是史，但其对重大事件极简的叙述正似现代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如文公七年的“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短短16个字，便把一场战争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关键点交代的清清楚楚，可谓举重若轻。而注解《春秋》的《左传》相对而言更似新闻，而其本身又是更详尽的史。
一、记事：书与不书
今日看来，《春秋》所记大部分都可作为当时的新闻：内政外交、两国和战、君王嫁娶、自然灾害（如庄公六年“螟”），甚至今日常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些自然现象，也早有记载，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唯有祭祀一事，今日已不再成为新闻，但在当时，祭祀是国之重事。
《春秋》中还有一类情况，即某年某季度虽无大事，但仍记下四时与四季首月，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四时具备，以为编年。从新闻写作角度来看，这样的记录是没有新闻价值的，而《左传》则往往以事作补。
《左传》常以一字或几字交代《春秋》是否及为何记某事，在介绍记事缘由的同时即蕴评价。如：
夏四月，夏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
夏，城郎，书，不时也。（隐公九年）
同样是修筑郎地的城墙，《春秋》不记载前者是由于并非出自君命，而记载后者是因为并非夏季农业繁忙，并非修筑城墙的时节，此举妨碍农时。前者反映了古代记史为“君王之事”的传统，后者反映了古代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视。而时至今日，军国大事、政事臧否、农业生产依然是经久不衰的新闻素材。
总的来看，《春秋》的取材与今日新闻之取材有极大相通之处。如桓公五年“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日常性事务不书，有价值（可引以为戒或引以为范者）、有影响者书。又如庄公二十九年，经文记“秋，有蜚。”而传文进一步说明：“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甚至不乏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如所记“（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恰似今日媒体对皇室或明星的婚恋、八卦、丑闻的报道。但《左传》陈明：书，是为揭露奸情，而今日媒体之报道，若为抛噱头、博眼球，哗众取宠，则不仅从媒体专业而言不可取，对社会风气更有不良影响。
《春秋》叙事极简，《左传》为其加入背景信息、解释性信息，对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补充。此类信息往往以“初”字引出回顾。如：桓公十八年记载，鲁桓公去世一事，《春秋》只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左传》则更为详细：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交代了周公及难的原因。如果将经、传结合来看，则三段文字完全按照最重要事实、次要事实、背景信息的顺序排列，俨然今日新闻写作中的“倒金字塔体”。
事实上，这一点《左传》即使用很短的字数也能完成。如“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隐公十一年）”，此处不仅满足了现代新闻最基本的“5W1H”要素，且完整勾勒了整个战争的情况。又如“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桓公二年）”等等。
《春秋》惜字如金，每事只留骨架而无血肉，《左传》往往详尽地叙述出整个故事，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都极其生动。如：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寥寥数语，一场阴鸷、鬼祟、残酷的宫廷斗争跃然纸上，虽不见血，但字字惊心。
《春秋》措辞严谨，而《左传》则从其出发，对措辞加以解释、总结。如果说《春秋》是界定，那么《左传》就是说明界定之标准。如《春秋•隐公三年》记“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传》注为“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既解释了君氏其人是谁，又解释了称“君氏”的缘由。
又如“凡诸侯又名，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公十一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庄公二十九年），等等。
二、笔法：书之动人
正如前文所述，《春秋》之“粗”似断章残简，而《左传》之“粗中有细”正把这断章残简勾连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笔者认为，《左传》的语言有以下特点：
精练性。《左传》之用语可谓字字珠玑，写人、状物、言事无不精确入微，而往往能以最少的字数传达最丰富的意思。
如庆父之难背景：“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庄公三十二年）”。“筑”、“临”、“见”、“从”、“閟”、“言”、“许”、“割”、“盟”几个动词一气呵成，尤其是一个“閟”字之下，庄公之急切、孟任之躲避两种情态跃然纸上。而“割臂盟公”四字更是字字千钧，其力量更远胜今日男女间唧唧歪歪的无数情话，真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又如僖公九年，齐桓公见周天子，周天子赐祭肉，桓公下拜以受。“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老，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出彩处在最后四字，一字一动，将齐桓公的睿智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近性。桓公三年，周、郑互恶，交换人质。《左传》作者评论：“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即若有诚意，即使野草野菜、普通器皿、甚至流水都可贡于鬼神、进于王公，而无诚意，则即使互质，亦无济于事。此处以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十分熟悉的祭祀之事为喻，讲国家间取信的道理，具有说服力。
闵公二年，狄人伐卫，而卫懿公已失信于朝臣。这里只用一句“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便点出了卫懿公玩物丧志的程度。若只说“好鹤”，则读者并不会有具体而鲜明的印象，但在当时，“轩”是大夫以上官员所乘，这一接近性描述便使读者心中有数了。
而在对另一位君王卫文公的描写中，《左传》使用了另一种笔法：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注：即末年），乃三百乘。（闵公二年）
此处几乎就是艾丰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中所提出的八种新闻笔法中的“跨笔”，即以时间之跨度来精炼地概括一个人的事迹，以反映某种“变”或“不变”。而在这样的“变”中，读者对于前面所述卫文公的种种好处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感染力。僖公五年，晋有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被诬陷。“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申生被谗的惶恐，看事的敏锐，事父的至孝，自身的持重生动宛在眼前。这样的感染力来自对细节的关注，对典型语言的把握，更在于对人心的感悟和尊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新闻采写中的群众路线，并非机械地照搬照抄，而应是人民主体地位意识知道之下的对人性、人的行为和人的生活的真诚关注和记叙。
求“真”是客观、公正的“真”，但不可是无动于衷的“真”；求“善”并非放纵感情泛滥于作品，但大是大非之判断亦不能以此为借口而被掩盖；求“美”并非刻意渲染，也非扁平、脸谱化的“纸片人”，人物的全面、丰富的生活本身就拥有美的因素，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全景更是波澜壮阔、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人们往往强调了这三者细微的一面，而对于其另一面缺少关注，导致当代新闻作品越来越流于平庸，而缺少感动人心、引领社会风尚的佳作。然而这三者已非仅仅笔法的问题，更是态度和立场的问题，下文亦有讨论。
三、态度：书之立场
《春秋》本是春秋时期各国皆有，而《左传》所注则为鲁之《春秋》，因此在行文中，存在着一定的立场。如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注：即有理）也。”其口吻和立场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外交辞令也不为过。
然而，《左传》之所以为人称颂，乃在于其有立场更有“史德”。
《春秋》“据鲁亲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讳者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所掩饰。而《左传》则往往能将事实原原本本加以记叙。如隐公五年，经文为“五年春，公矢鱼于棠。”而《左传》则以一长段的篇幅讲述了臧僖伯进谏，僖公无动于衷，僖伯称疾不从的过程。诚如《左传》所指出：“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经文中固然对此间情由做出暗示，但相对而言，《左传》之记事对事实更为尊重。
又如庄公十八年，经文载“夏，公追戎于济西。”而传文则补充：“不言其来，讳之也。”一句“讳”的交代，体现《左传》相对《春秋》更有“不讳”的精神。
《左传》记事公正，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看待和分析，全面地记人、记事。今日我们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新闻真实，早在《左传》中就有所体现。仅以《左传》中一个争议性人物郑庄公为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伐许，败之。但他并没有占领许国，而是让许国在己威下自行治理。作者评论：“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识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对庄公此举称赞极高。然而，在该战中，郑之颍考叔被射死，《左传》紧接着写到庄公用仪式诅咒射死他的凶手。“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在连接极紧凑的上下文中，同时对庄公给予截然不同的一褒一贬，显示了《左传》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然而，《左传》的“不讳”是相对《春秋》而非纯粹的“直笔”而言的。正如僖公元年，经文只载“元年春王正月”，而《左传》补充说明：“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由此，《左传》相对《春秋》吸纳了更多史料，增添了更多内容，但“其所采事实并未超出《春秋》范围，褒贬基调亦不离《春秋》绳墨”。
事实上，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左传》与《春秋》一脉相承，都承担着一定的使命：不仅记史，更有社会教化之意，核心在于“复礼”，复的是君臣尊卑、长幼之序，更是整个社会赖以维持运行的一套秩序。正所谓“周礼，所以本也。……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闵公元年）。
如果将《左传》视为今日新闻作品或报告文学，则可以看到，它整体上以正面报道为主，对负面报道的处理十分审慎。正如曹刿所言：“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庄公二十三年）这既有舆论监督的性质，又有舆论导向的性质。“君举必书”，今日犹是，但其报道往往流于肤浅；而“书而不法”之风气却占领了部分新闻界，揭黑固然是好事，而捕风捉影、风闻言事者亦不在少数。仅以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为例，十余年来媒体科学素养的不足和对发行量、收视率的追求导致乌龙事件、乌龙报道层出不穷，其直接后果正是整个社会信心流失、风声鹤唳。相对于此，《左传》用笔之审慎更值得今日新闻工作者俯仰反思。
在取材上，《左传》同时选取遵礼者和违礼者，但在叙述中有明显的褒贬。如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出六羽，始用六佾也。”这并非君臣间一次简单的对话，春秋后期，礼崩乐坏，此处借众仲之口说出了礼乐的准则。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左传》不仅是记叙，更是传达一种态度。这种正面的记叙与孔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反面评价所指向的效果是相通的，而其方式更为温和，效果也更入人心。
桓公五年，繻葛之战，郑军大败周天子军。“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青葱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又如僖公四年“许穆公卒于师，藏之以候，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不尊周天子之行为在春秋后期普遍存在，但无论《春秋》还是《左传》，往往选取此类尊周天子之言行。
《左传》一向被认为是春秋笔法的典范。关于春秋笔法的内涵，历来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正是寓论断于叙事，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是为“《春秋》五例”。
《左传》之起始即为《郑伯克段于鄢》一篇，经文只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字，而传文则详述了此间种种故事，所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郑伯与弟弟的决裂其实折射出春秋时期大义之衰微，而《左传》记此事却“以简古明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对共叔不弟是直写，对庄公虚伪阴狠是侧写，前者是明贬，后者是暗讽，而最终以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谓之乎？”给出最终的褒贬，并树立榜样以为仿效。
僖公六年，晋假途于虞，灭虢，归途灭虞。经文只言“冬，晋人执虞公”，而《左传》则解释晋献公“而修虞祀，而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一个“执”字，肯定了晋人修虞祀、尊宗周的行为，怪罪虞国，同时又表明晋败虞之轻易。一字而蕴三重意义，正是寓褒贬于叙述的典范。
事实上，史与新闻共有的一点功能是，它们既体现当时社会所共同接受的一套价值体系，又塑造着当时和未来社会的价值体系，或可称为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例如，僖公十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啥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女子是跟从夫家这一论断，在今日自会被诟病，但在当时却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可以说，超脱春秋时代背景后，《春秋》与《左传》在史学、文学价值之外，最有价值的一条，正是其重建“信”的努力。反观今日，属于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普遍的“信”正在中国社会流失，而某些新闻媒体，甚至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话语权者，反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亦痛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今日我国并没有那一重重被认为繁琐的“礼”，但很多社会成员也对国家缺少这一重“敬”意。昔日“不敬，则礼不行”，今日则是不敬，则政令不通，法度不畅，严重者，苏东剧变已为前车之鉴，思之如何不令人毛骨悚然？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优秀史学家应具有“才”、“学”、“识”，而清代章学诚又补充以“德”一条。才为记史之文笔，学为记史之鉴别，识为记史之视野，德为记史之是非判断。四者综合起来，对一人一事的记载背后，是史学家对其生活的时间、空间的宏观认识。历史如此，新闻犹然。《左传》对今日新闻写作之启示，不仅仅在于其记事之擘画，用笔之斟酌，更在于其立场的内向化。由《尚书》开始，及至《左传》，以至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宣传工作、舆论工作讲的是寓言，走的是人心。左传之微言大义，与秉笔直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家笔法的两股脉络，而其把价值判断寄寓于对“事实”的提炼和选择这一点却是内在相通的。这也正契合了传统中国人含蓄、内敛、蕴藉的审美追求。即使在延安时代的新闻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新闻效果。反观今日，新闻业生态的浮躁、新闻写作的浮夸和新闻立场盲目的外向化确实需要反思。
今日的历史是昨日之新闻，而今日之新闻正是明日之历史。由此，揣一支笔以记时代的新闻记者，责任不亦重乎？道路不亦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