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中，因生平事迹留传较少而致记载舛误、考证多歧的，首推刘长卿。从《新唐书•艺文志》到《唐才子传》到今人各种文学史，对刘长卿生平的叙述都存在许多问题。近三十年，台湾有陈晓蔷《刘长卿生平事迹初考》，大陆有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郁贤皓《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考》、刘乾《刘长卿三题》《独孤及〈送刘少府序〉的写作年代》、张君宝《刘长卿生平辨证》、杨世明《刘长卿行年考述》诸文考证长卿生平。陈文未见，傅文主要澄清长卿两次贬谪的经历，纠正了历来混淆两次贬谪的错误；郁、刘文考证长卿贬南巴、移使鄂州的年代及卒年；张文考定长卿贬睦州之时及生年；杨文则综合诸家之说，按年系述长卿生平。诸文各有发明，但意见分歧很大。傅文初出，推考未细，但立论严谨；郁文初刊未密，修订臻善；刘、张、杨之文，考索甚细，然论证偶有疏忽。如刘谓《赴宣州使院宴寂上人房留辞前苏州韦使君》诗“韦使君”为韦元甫、谓《同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诗作于长安、谓《和州留别穆郎中》作于大历六年穆宁任和州刺史时，杨谓此诗作于大历九年、谓重推在上元二年自南巴归苏州后、谓《夏口送徐郎中归期》为送徐浩，均轻率失察。通观现存文献及各家考证，对刘长卿生平的勾勒大体为若干确定点与不确定线之连接。长卿生平大节，傅文业已明了，困难在于细节。本文试图在诸家研究成果之上，对刘长卿生平作更深一层考索，弄清若干重大事件的具体过程与年代问题。
一
刘长卿的生年，史无明文。傅璇琮先生根据长卿天宝六年（747）后登进士的前提，推断他约生于开元十三年（725）前后。这个假设是认定长卿以弱冠之年中进士，但现有文献并无材料支持这种认定，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是当时的常谈，刘长卿完全有可能中年及第，所以认定刘长卿以弱冠之年及第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何况长卿及第之年并未落实，再由此推断生年，便不太可靠。张君宝先生据《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诗“绛老更能经几岁”一句，考定长卿应生于中宗神龙二年（706），他的根据是该诗作于大历十四年（779），而“绛老”用《左传•襄公三十年》之典，意味着七十三岁。张先生的考证是相当有力的，不过“绛老”是否真的确指七十三岁还令人怀疑。因为《罢摄官后将还旧居留辞李侍郎》（5.1551）有“潘郎悲白发”之句，若照潘岳《秋兴赋》“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的出典，那么至德三年（758）长卿才三十二岁，岂不又合于傅先生的推论了吗？这类用典作者往往只取其核心的一个意思，如绛老只取其老耄，潘郎只取其白发，据以推算年岁往往不可靠。相比之下，我认为储仲君先生的看法更有说服力。他根据长卿《奉饯郎中四兄罢余杭太守承恩加侍御史充行军司马赴汝南行营》诗，指出“郎中四兄”是刘晏（725-780），长卿称晏为兄，生年自当在开元十四年（726）之后，结合前诗用潘岳之典来看，刘长卿很可能即生于开元十四年。今按《同姜濬题裴式微余干东斋》（5.1534）云：“世路终成梦，生涯欲半过。”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或二年春待罪滞留江西时，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传统观念看，“生涯欲半过”当是三十四岁左右，与储先生所考生年正相吻合。然则刘长卿实为不折不扣的大历诗人，历来将他次于杜甫之前，可以说是极大的误会。
刘长卿青年时代的活动已不可考，诗集中保留下的乱前的作品大都与应科举考试有关，流露岀久试不第的举子常有的希冀与失意交织的心态。《温汤客舍》(5.1570)后半写道：“君门献赋谁相达，客舍无钱辄自安。且喜礼闱秦镜在，还将妍丑付春官。”这是未试前满怀希望的心情。而《客舍喜郑三见访》（5.1574)称“十年未称平生意，好得辛勤谩读书”，则又是落第后的失意和怨艾。据《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5.1553)诗“累幸忝宾荐，末路逢沙汰”一联可知，长卿曾久试不售，所以他决不是少年得意、可以假设弱冠举进士的。姚合《极玄集》明确记载，长卿开元二十一年(733)进士，这似乎不应该有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姚合虽去大历未久，但他对大历诗人的记载常是不正确的⑴，况且《落第赠杨侍御……》一诗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安禄山加御史大夫(《旧唐书》本传)的天宝六年(747)，刘长卿还未考取进士。那么，刘长卿是何年中进士的呢？我提出一个推断：刘长卿有首题目很长的《瓜州驿奉饯张侍御公拜膳部郎中欲复宪台充贺兰大夫留后使之岭南时侍御先在淮南幕府》(5.1554)诗写道；“畴昔偏殊眄，屯蒙独永叹。不才成拥肿，失计似邯郸。江国伤移律，家山忆考槃。一为鸥鸟误，三见露华团。”联系到另一首长题诗《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5.1555)的自述：“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可以看出，刘长卿在中进士后并未立即释褐授官，是后来经李侍郎提拔才入仕的。“一为鸥鸟误，三见露华团”，我以为就指及第至授官之间的闲居生活。诗题中贺兰大夫是贺兰进明，至德元年正月授岭南节度使未之任。诗作于同年春，称“三见露华团”，则长卿中进士在天宝十一年（752），即比张继、皇甫冉早一年。据他自称“昔忝登龙首”，似乎是当年的状元，《登科记考》于天宝十一年状元恰失载。李肇《国史补》卷下载天宝中刘长卿、袁咸用分为朋头。所谓“朋头”，照《封氏闻见记》（卷三）的说法就是“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这是两馆两监生联合起来对抗乡贡进士竞争科举的产物。刘长卿被推为棚头，可见是诸生的领袖，而他的《小鸟篇上裴尹》（5.1575）我以为正是寻求京兆尹支持的证据：“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翻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鹯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终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中略）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查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天宝年间裴姓京兆尹只有裴士淹，天宝十一年在任，郁先生疑士淹应为少尹，甚是。众所周知，京兆尹通榜对科举的影响是至巨的，刘长卿当年登第，以朋头得到裴士淹举荐的可能性极大。
如前所述，刘长卿中进士后并未立即入仕，至德元年春在瓜州送张侍御时称“回首青云里，应怜浊水澜。愧将生事托，羞向鬓毛看”，也还是蹭蹬失意的感伤。傅先生据长卿《祭阎使君文》“一命之末，三年伏事”之语，认为长卿在天宝后期已任长洲尉⑵，我看恐未必，《严州图经》载阎钦爱至德二年十一月由苏州别驾迁睦刺的记载容或有误，长卿本人诗文的记载是最可靠的。长卿有《客舍赠别韦九建赴任河南韦十七造赴任郑县就便觐省》（5.1549）诗，韦造任郑县尉见独孤及《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毘陵集》卷十四）：“夏五月，小暑至矣。吾兄方幕夜天，扫月榭，有酒如乳，醑我乎城隅，（中略）其谁同之？有若功曹陇西李华、参军荥阳郑洵、琅玡王休、河东裴贶、郑尉京兆韦造（下略）”独孤及天宝十三年冬任华阴尉⑶，序必作于天宝十四年夏。然则韦造官郑尉在天宝十四年前不久。长卿诗有“征马临素浐，离人倾浊醪”之句，可知是在京师送韦氏兄弟岀任。诗又云：“而我倦栖屑，别君良郁陶。春风亦未已，旅思空滔滔。拙分甘弃置，穷居长蓬蒿。人生未鹍化，物议如鸿毛。”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天宝末年，长卿是旅居长安的，其穷厄未通当与《小鸟篇上裴尹》结尾所写的“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惟怕金丸随后来”有关。作为朋头，他无疑会遭到乡贡进士的嫉恨，各种诬谤打击随之而来，所以他虽中进士，却也不一定能通过吏部试而授官。从前引至德三年春摄海盐令寄李侍郎的诗中可以看出，长卿释褐出于李侍郎的提拔。这位任浙西节度的李侍郎是礼部侍郎李希言，至德元年任苏州刺史、江东采访使，主江东进士试并选补官吏，顾况就是至德二年春在他知江东举时中进士的。长卿有《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5.1521），应是上李希言的行卷，诗咏幽琴、晚桃、疲马、春镜、古剑、旧井、白鹭、寒釭八物，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怀才不遇，希求汲引。其中《古剑》一首云；“龙泉闲古匣，苔鲜沦此地。何意久藏锋，翻令世人弃。铁衣今正涩，宝刃犹可试。傥遇拂试恩，应知剸犀利。”玩“何意久藏锋”一联，正是说自己中进士后未即得官，久被弃置。这组诗受到李希言赏识，长卿因此得选补长洲尉。两年后长卿寄李希言诗提到“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正是回顾李的这段旧恩。
综上所述，刘长卿由李希言在江东选补长洲尉，当是无庸置疑的，准确时间虽尚难断定，但肯定在至德元年春以后。长卿集中有《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5.1569）云：“长安路绝鸟飞通，万里孤云西复东。旧业已应成茂草，余生只是任飘蓬。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此去行持一竿竹，等闲将狎钓鱼翁。“诸家都将此诗系于罢随州刺史任返江东时作，玩诗意，我认为作者先曾西上入京，值安史乱起而避地东下，时长安尚未沦陷。联系到前引瓜州驿送张侍卿一诗来看，我们有理由断定诗作于天宝十四年末或至德元年春，作者正东下至扬州，将渡江而南。诗题言避地江东而不是返回江东，显然他当时还未任长洲尉，赴江东只是避乱而非使还。他在扬州看来是小有逗留的，《冬夜宿扬州开元李烈公房送李侍御之江东》（5.1536）一诗表明他在天宝十四年冬即抵扬州。这位李侍御是诗人李嘉祐，当时正贬往江西。诗云：“迁客投百越，穷阴淮海凝。中原驰困兽，万里栖饥鹰。（中略）此去尔何恨，近名予未能。炉峰若便道，为访东林僧。”“近名予未能”是当时尚未得官又一证据。大约在瓜州驿送张侍御往岭南之时，也就是长卿渡江之际。《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尉召募兼别岑单父》（5.1549）一诗，傅先生系于至德二年，我认为它就是至德元年春渡江至丹阳作。“客心暮千里，回道烟花繁。楚水渡归梦，春江连故园。”“烟花繁”正是回望扬州之意，诗中所述“胡马暂为害，汉臣多负恩”，“绣衣从北来，汗马宣王言”，“南徐争赴难，发卒如云屯”，也是叛乱初起时的情形。同时所作的还有《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泛曲阿后湖简同游诸公》。至秋乃有《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之作，潼关失守是六月的事，传到吴中已是深秋。这时长卿已在长洲，从“择木将委质”一句看，他已有投李希言门下之意，或竟已授长洲尉。
二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载：“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这两次贬谪贯穿在他整个仕宦经历中，是影响他人生道路的重大事件，也波及他大部分诗作。傅先生的考证发千载之覆，已大体澄清了两次贬谪的年月，刘先生在此基础上又考定两次贬谪的具体过程与其间诗人的行踪，他们的结论都是很给人启发的，但在解释材料和确定年月等细节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由于牵涉到对具体材料的理解问题，我在此不打算对两位先生的考证一一核覆，而径述我自己对刘长卿这一段经历的认识。
长卿任长洲尉最多一年半时间，在至德二年冬忽因故系狱。今存《罪所上御史惟则》（5.1559）、《罪所留系每夜闻长洲军笛声》（5.1560）二诗表明他入狱是在长洲。前诗“误因微禄滞南昌”句用梅福的典故，说明他以长洲尉得罪；后诗“黄沙谁问冶长猜”句用《论语•公冶长》之典，言非其罪而遭株连。后来他在《罢摄官后将还旧居留辞李侍郎》（5.1551）说“去为焚玉石”（详后）也是这个意思，意谓自己无辜牵累，玉石俱焚。不久，十月克复洛阳的消息传来，他欣喜地写下了七律《狱中闻收东京有赦》（5.1570）。据《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诗有云“北虏传初解”、“关中贼垒平”、“天回万象庆”、“长安日更明”，则至迟在至德二年底或三年初长卿已闻收复东京的捷讯，并以十二月戊午朔的大赦（《旧唐书•肃宗纪》）岀狱。刘乾先生认为系狱在至德三年罢摄官后，以二月的改元大赦出狱，显然是不妥的。
长卿出狱后被李希言差摄海盐县令，他经过这次无妄之灾后，对宦途充满了失望，所以他年初到任后写的诗中满是落寞失意的情绪：“小邑沧州吏，新年白首翁。一官如远客，万里极飘蓬。”（《海盐官舍早春》，5.1509）这与任长洲尉期间作的《松江独宿》所表现的失意情调极为相似，因迟暮之感而萌隐退之意。摄官一般都是短期的临时代理，不出春天，长卿已罢摄官返回苏州，有《西庭夜燕喜评事兄拜会》（5.1511)诗抒发隐退之志。诗首云“犹是南州吏，江城又一春”，感叹自己久滞江东；中云“棘寺初衔命，梅仙已误身”，以评事兄得官之喜与已沉迹风尘之悲相对照，以而引出“无心羡荣禄，唯待却垂纶”的表态。此后不久长卿就回故居赋闲。《罢摄官后将还旧居留辞李侍郎》诗云“世难慵干谒，时闲喜放归”，“悠然独归去，回首望旌旗”，看来是临行留赠李希言之作，唯去往何地，旧居何所不详。以《谪官后却归故村将过虎丘怅然有作》诗观之，似在苏州近郊，即初避地来江南时所营之居，因此他能在“残春”预送刘晏罢杭州刺史赴汝南行营充行军司马的饯宴。
使诗人下狱的那件官司并未了结，他赋闲一年后又因前案遭到牵累。乾元二年(759)春，长卿在苏州参加送郑炅之罢浙西节度还京的饯宴。时隔不久，就接到贬潘州南巴尉的诏命。南巴在今广东电白县，滨临海边，诗人取道江西赴贬所。途中有《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5.1546)记他与当时谪官鄱阳令的李嘉祐的相聚，“清山独往路，芳草未归时”，“柳色迎高坞，荷衣照下帷”，写的是夏日的景致。再往南行，又有《赴巴南（二字乙)书情寄故人》(5.1493)云：“南过三湘去，巴人此路偏。谪居秋瘴里，归处夕阳边。”时已入秋季。看来他是由鄱阳经赣水转湘水，再泛武溪下岭南的，与戴叔伦赴容州的路线一样。长卿究竟抵达南巴与否，论者意见不一。我的看法是长卿已抵达贬所，不过居留的时间并不长。理由之一：《北归入至德州界偶逢洛阳邻家李光宰》（5.15O7)一诗云：“生涯心事已蹉跄，旧路依然此重过。近北始知黄叶落，向南空见白云多。炎州日日人将老，寒渚年年水自波。华发相逢俱若是，故园秋草复如何？”至德，宣州属县，诗应作于本年冬返苏州重推途经宣州界时。由第三、五句看，诗人显然是从南巴而不会是日后的从湖南或江西北归。“炎州”唐人习指岭南⑷，“炎州日日人将老”意味着诗人曾在南巴度过一段时间。理由之二：上元元年（760）再赴南巴（留江西待进止）离苏州时所作的《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5.1495）诗说：“又过梅岭上，岁岁北枝寒。”此言又过，则前度已过梅岭可知。梅岭即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这里不必看得太实。诗人也许是从临武一带逾岭的，但唐人常以梅岭作为五岭的象征，言过梅岭意味着已进了岭南。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现存诗中还没有能确定是作于南巴的作品。《新年作》（5.1483）一首，刘乾先生据“岭猿同旦暮”一句断为在南巴作。我以为“岭猿”只是泛指，若必以为指五岭，那么南巴并无江，“江柳”指什么江呢？为何未及海景呢？而且诗末言“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表明诗人在贬地已度过三个年头，这与我们的考证结果是不符的。此诗又见宋之问诗中（2.657），很有可能是宋之问作，否则就是长卿贬睦州时的作品。实际上在秋冬间，长卿即因同案负谪者上诉鸣冤而被朝廷追赴苏州重推。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毘陵集》卷十四）云：“会同谴有叩阍者，天子命宪府杂鞫，且廷辩其滥，故有后命，俾除馆豫章，俟条奏也。”长卿集中《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5.1493）一诗，即其奉使牒返苏州重推时作。“天南一万里，谁料得生还！”诗人在庆幸之余又不禁倍感悲凉。从奉牒追赴苏州，杂鞫，廷辨，直到后命，这个过程是要相当时间的，到独孤及等人送刘长卿奉后命赴洪州俟条奏，已是上元年的初春了⑸。
据独孤及序，长卿启程时“春水方生”；长卿留别诸子的答诗《却赴南巴留别苏台知己》（5.1495）言“草色洞庭宽”，《赴江西湖上赠皇甫曾之宣州》（5.1519）言“流水通春谷”，都是在春间。面临去留未卜的前途，他在途中寄诗给任豫章釆访使的元载，诉说自己的沉冤。诗云：“却访巴人路，难期国士恩。白云从出岫，黄叶已辞根。大造功何薄，长年气尚冤。空令数行泪，来往落湘沅。”（《重推后却赴岭外待进止寄元侍郎》（5.1494）关于此诗有两点需要指岀：一是“黄叶”句并非写实而是暗喻，故与季节无关；二是题中元侍郎应为元郎中之误。元载于上元二年（761）十一月始由御史中丞迁户部侍郎（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三），乾元二年尚任户部郎中。《奉饯元侍郎加豫章采访兼赐章服》诗，元侍郎亦为元郎中之误，诗云“任重兼乌府”，指以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元载曾是李希言江东采访使判官，也算长卿的老上级，此时渐为肃宗倚重，长卿向他投诗，自然是希求他援手相救。
长卿行至余干，适遇流夜郎赦归的李白，彼此悲喜异境，长卿作《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5.1559）相赠：“江上花催问礼人，鄱阳莺报越乡春。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前两句指李白，后两句自况，对自己的境遇伤感不已⑹。所幸的是他最后并未再贬南巴。大约是元载为他斡旋起了作用，他先听到贬谪的传闻，结果诏命下达却是量移。《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5.1567）诗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悲喜交集的心情：“青青草色满江洲，万里伤心水自流。越鸟岂知南国远，江花独向北人愁。生涯已逐沧浪去，冤气初逢涣汗收。何事还邀迁客醉，春风日夜待归舟。”从诗中所述看，诏命是在春间下达的，不仅给他平反、收回成命，还给他迁了官。唐例，逐臣量移一般就近安置，长卿因此得在江西很可能是饶州弋阳县任职，具体职务不可考，反正是闲职。他有《归弋阳山居留别卢邵二侍御》（5.1518）云“久依鄱水住，频税越人田”，可见他曾在弋阳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集中《九日登李明府北楼》《同姜濬题裴式微余干东斋》《题王少府尧山隐处简陆鄱阳》《东湖送朱逸人归》等诗是当时所作。
上元二年（761）夏，避刘展乱来洪州的苏州刺史韦之晋被任命为婺州刺史，长卿有《赴宣州使院夜宴寂上人房留辞前苏州韦使君》《余干夜宴奉饯前苏州韦使君新除婺州作》二诗为当时所作。据前诗长卿时将使往宣州。长卿又有《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赠袁赞府》（5.1567）诗，题下注“时经刘展乱后”。诗云：“却见同官喜复悲，此生何幸有归期。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诗作于秋日，论者据题下小注均系于上元二年秋，而我以为它应作于宝应元年，我认为长卿是因上元三年（时去年号，称元年）建辰月（三月）的大赦北归的，这次赦令“诏左降官、流人一切放还”（《旧唐书•肃宗纪》），《江上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5.1563）似即离江西时所作：“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诗中所写为秋景，与前诗正相应。如果长卿归苏州是在上元二年秋，那宝应元年（762）春作《送宇文迁明府赴洪州张观察追摄丰城令》（5.1571）诗说“倘见主人论谪宦，尔来空有白头吟”，就不好解释了⑺。此诗题下注“时长卿亦在此州”。可见宝应元年春长卿尚在谪宦中。宇文迁是由杭州赴洪的，诗首联云：“送君不复远为心，余亦扁舟湘水阴。”这意味着长卿当时亦将有湘中之行，而送行则在杭州与洪州之间。皇甫冉有《归阳羡兼送刘八长卿》（8.2832）诗云；“湖上孤帆别，江南谪宦归。前程愁更远，临水泪沾衣。云梦春山遍，瀟湘过客稀。武陵招我隐，岁晚闭柴扉。”此诗疑即皇甫冉送刘长卿往湘中之作。皇甫冉乾元、宝应间在越中⑻，刘长卿上元二年夏岀使宣州，很可能便滞留未归，翌年春两人相遇及刘长卿送宇文迁要之是在江西一带。随后长卿漫游湘中，集中一部分湘行之作当为此行所作。如《湘中忆归》（5.1579）云：“终日空理棹，经年犹别家。顷来行已远，弥觉天无涯。白云意自深，沧海梦难隔。迢递万里帆，飘飙一行客。”如果此诗系年不误，那么“经年犹别家”即指去夏使宣州后便漫游未归。三月赦令下，及诗人奉诏北还已是秋日。
三
长卿《会赦后酬主簿所问》（5.1557）诗曾说；“重见太平身已老，桃源久住不能归。”意谓放逐既久，惯于闲散生活，已无心再入仕途。不料他归苏州闲居不到一年便被刘晏表奏为盐铁转运使判官，主淮南转运留后务。《更被奏留淮南送从弟罢使江东》（5.1501）诗云：“又作淮南客，还悲木叶声。寒潮落瓜步，秋色上芜城。”据诗题推之，长卿似先授他职，后再被表奏留于淮南的，时为秋日。随后不久他就被差往鄂州岀使。在道有《奉使鄂渚至乌江道中作》（5.1559）云：“沧州不复恋鱼竿，白发那堪戴铁冠。”两句表达的是老而复起的无奈之情，“铁冠”为御史所戴，由此可知《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监察御史一职是长卿入淮南使院时所授朝衔，而非至德中任。乌江在和州境内，长卿另有《和州留别穆郎中》（5.1486）诗，应是同时所作：“播迁悲远道，摇落感衰容”，仍是在秋季。刘乾先生系此诗于大历六年（771），认为是长卿移鄂岳转运途经和州所作，显然不妥。穆宁大历七年〈刘文误为六年）为和州刺史，而此诗题称穆郎中。考《旧唐书•穆宁传》：“宝应初，转侍御史，为河南转运租庸盐铁等副使。明年，迁户部员外郎。无几，加兼御史中丞，为河南、江南转运使。广德初，加库部郎中。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卷一六四，广德元年鄂州刺史为韦延安，则穆宁由库部郎中改刺鄂约在广德二年（永泰元年已在任），长卿在和州晤穆宁必是广德元年秋。此诗系年于长卿生平关系至大，必须明辨。
长卿由鄂州使还已是翌年春，这从《留辞》（5.1581）一诗可以知道；“南楚迢迢通汉口，西江淼淼去扬州。春风已遣归心促，纵复芳菲不可留。”诗作于返扬途中，大约是在江州一带。此后的几年，诗人是在淮南使院，而不是如刘乾先生说的赴京任职。刘文所举途次秋浦、至德、丰、沛诸作并无有力证据说明它们作于赴京途中⑼，前两首我认为是南巴返回时作；《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钱》《送青苗郑判官归江西》（广德二年作）、《送徐大夫赴广州》（大历二年作）等诗也看不出是作于京师；《奉和杜相公新移长兴宅呈元相公》完全可能是遥和；而《同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明言“沧州此会稀”，其作于越中无疑，刘文断为大历元年京中作，大误。总之，刘文断定广德元年秋至大历三年（768）间长卿入京任监察御史，证据是不充分的。相反，我倒有证据说明长卿这段时间是在淮南：
（1）《送蒋侍御入奏》（5.1501）云：“朝见及芳菲，恩荣出紫微。晚光临仗奏，春色共西归。”蒋侍御即蒋晁，淮南节度从事，其入京据储仲君先生考有两次：一是永泰元年（765）以检校殿中侍御史入朝，二是大历二年以侍御史入朝⑽。此称侍御而不称端公，当为蒋晁前一次入朝。（2）《送梁郎中赴吉州》《瓜州驿重送梁郎中赴吉州》二诗，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梁郎中名乘，永泰二年见任吉州刺史，则长卿送其赴任当在是年或前一年。（3）《同郭参谋咏崔仆射淮南节度使厅前竹》（5.1537）一诗，张君宝先生据“阮巷何人在，山阳几处残”两句及末联用任安之典，认为作于崔圆卒后，甚是。崔圆大历元年（766）六月检校右仆射，大历三年（768）六月卒，长卿诗必作于六月之后。（4）《廨中见桃花南枝已开北枝未发因寄杜副端》（5.1499）云：“何意同根本，开花每后时。应缘去日远，独自发春迟。结实恩难忘，无言恨岂知。年光不可待，空羡向南枝。”杜副端我以为是杜佑，也即李嘉祐《送杜御史还广陵》（6.2152）诗所送的杜御史，他是韦元甫浙西观察从事，随韦接任崔圆而为淮南节度从事。大历三年冬奉使入京，四年春归广陵，李嘉祐诗即送别之作⑾。杜佑在浙西幕时署衔司法参军，殿中侍御史当为转淮南后所授。时韦元甫对佑“深所委信”（《旧唐书》本传），长卿寄诗诉迟暮之叹，自有希冀引荐之意，应作于大历四年（769）春。由上述诸诗可证，刘长卿直到大历四年左右还在淮南，其间并无入京任职的经历。
四
大历五、六年间，长卿似辞官隐居阳羡。皇甫冉《刘侍御朝命许停官归侍》（8.2820）诗我怀疑即为刘长卿作，长卿时带朝衔殿中侍御史。诗云“莱子复辞官”，“赐告承优诏”，又云“山中暑带寒”，知在夏间停职。皇甫冉又有《寄刘八山中》（8.2800）诗云：“东皋若近远，苦雨隔还期。闰岁风霜晚，山田收获迟。茅檐燕去后，樵路菊黄时。平子游都久，知君从见嗤。”首联表明作者故里与长卿隐居地相距不远，时将还归因雨阻程。皇甫冉故居在丹阳，然则诗题“山中”在丹阳附近可知。“闰岁风霜晚”应为大历六年，前一个闰年为大历三年，后一个闰年为大历八年，均与长卿事迹不合。长卿《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5.1525）题下自注“李公与予俱于阳羡山中新营别墅，以其同志，因有此作”。诗云：“满镜悲华发，空山寄此身。白云家自有，黄卷业长贫。”“幢盖方临郡，柴荆忝作邻。”李十六名幼卿，其牧滁在大历五年至九年（？）间⑿。此言“新营别墅”、“初临郡”，当在大历五年（770）。长卿隐居期间的作品，除《宿双峰寺寄卢七李十六》《自紫阳观至华阳洞宿侯尊师草堂简同游李延陵》两首外，余就不易确指了。
据现存材料来看，长卿于大历六年秋间又被征起，授鄂岳转运判官之职，带朝衔为检校祠部员外郎。这一点我同意刘乾先生的意见，但我与他的理由不一样。我的理由是：皇甫冉《寄刘八山中》诗所述已是秋景，长卿《移使鄂州次岘阳馆怀旧居》（5.1500）云：“多惭恩未报，敢问路何长。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仍是秋景，看来他在接到皇甫冉诗不久就动身了，没能与出使江南因顺便探家的皇甫相遇。皇甫冉抵丹阳后，有《和（一作同）樊润州秋日登城楼》诗。而长卿《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5.1564）却是在鄂州途和，观末联“王灿尚为南郡客，别来何处更销忧”二句自知。年内在鄂州所作的诗还有刘乾先生指岀的《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夏口送长宁杨明府归荆南因寄幕府诸公》二首；大历七年春在鄂州作的则有《汉阳献李相公》《送蔡侍御赴上都》二首，这些作品都表明长卿是在大历六年秋赴鄂州转运留后任。
刘长卿在鄂州期间较重要的事迹是岀使湖南，集中《陪辛大夫西亭宴观妓》《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奉酬辛大夫喜湖南腊月连日降雪见示之作》《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以及有关魏万成、郭夏的诸诗都是这次出使所作。诸家考证将这次出使定于大历六年冬至七年春，只能说是由辛京杲大历五年五月出任湖南观察而推出的想当然的结论。实际上，这次岀使的时间是有线索可考的。《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5.1535）首云：“王师劳近甸，兵食仰诸侯。”考《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九年五月乙丑诏：“四海之内，方协大宁，西戎无厌，独阻王命，不可忘战，尚劳边事。（中略）而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籴，以之馈军。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常人之数，岂齐倍余之收，其在方面荩臣，成兹大计，共佐公家之急，以资塞下之储。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岭南、浙东、浙西，亦合准例。恐路远往来增费，各委本道每年取当使诸色杂钱及回易利润、赃赎钱等，每人计二十贯，每道据合配防秋人数多少，都计钱数，市轻货送纳上都，以备和籴，仍以秋收送毕。”这就是所谓“兵食仰诸候”，也就是长卿岀使湖南的原因。他于大历九年秋赴湖南，办妥转运“轻货”之务后，于翌年春返回鄂州，留辞辛京杲的诗即当时所作。而回到鄂州不久，约在春间，就发生了吴仲孺欲截留财赋而诬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的事。《旧唐书•赵涓传》提到：“大历中，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仲孺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时止差监察御史苗伾就推。”今按长卿有《按覆后归睦州赠苗侍御》诗，可以断定他是由鄂州赴贬所睦州的。
五
长卿贬睦州的年月，诸家考证结论不一，有大历十一年秋（卞孝萱）、大历十年至十一年间（张君宝）、大历九年（杨世林）三种说法。其中杨先生的考证似嫌论据不足。他举《和州送人归复郢》《清溪口送人归岳州》《和州留别穆郎中》三诗作为长卿大历九年赴睦的证据，缺乏充分理由：仅凭“绿林行客少”、“江菼苍苍客去稀”两句就能断定它们作于大历九年初杨猷拥兵跋扈时吗？而《和州留别穆郎中》作于广德元年已见前考。《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诗，诚如杨所说作于大历十年夏四月，但这首赓和诗并不能说明长卿已在睦州，而只表明他在苏州。诗云“永怀姑苏下，遥寄建安作”，可见长卿是在苏州看到李涵原倡的。长卿另有《送少微上人游天台》诗，据独孤及《送少微上人之天台国清寺序》（《毗陵集》卷十六）：“岁次乙卯，（少微）自京持钵而来，给事中天水赵公涓赋诗抒别，卿大夫已下属而和者二十七章，既而飞锡济江，休于晋陵，又东至于姑苏，将涉震泽，逾会稽，上天台，至国清上方而止。”乙卯即大历十年，据序所言长卿送少微必在江东。再联系到《送耿拾遗归上都》（5.1564）—诗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刘长卿在大历十年春已离开鄂州，赴睦州贬所。耿湋岀使江东的时间，傅璇琮先生根据他与颜真卿的联句及梁肃《送耿拾遗归朝廷序》，定于大历八年（773）至十一年（776）之间〈《唐代诗人丛考•耿湋考》）。储仲君先生将刘长卿送耿湋还京诗系于大历十二年春⒀，是以刘长卿的行迹推断的。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这首诗本身提供的内证是足以系年的，刘长卿的行迹反要靠它来确定。诗云：“若为天畔独归秦，对水看山欲暮春。穷海别离无限路，隔河征战几归人？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想到邮亭愁驻马，不堪西望见风尘。”“欲暮春”应是三月，“穷海”“天畔”联系《奉和李大夫……》诗来看似乎指苏州（建德毕竟离海太远）。“隔河征战”一句告诉我们，这是大历十年春天。《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十年正月，“己酉，昭义牙将裴志清逐其帅薛㟧”；“癸丑，田承嗣盗取洺州，又破卫州”。二月丙子，“以华州刺史李承昭为相州刺史，知昭义兵马留后。时田承嗣尽盗入相、卫所管四州之地，自署长吏。是日河阳军乱，逐城使常休明，迫牙将王惟恭为留后，军士大掠数日，休明奔东都”。这就是当时黄河北岸发生的战事，所以诗说“隔河征战几归人”。在此前后一两年的春天，河北一带无战事。大历十一年三月戊子⒁，曾发生河阳军乱、大掠三日之事，但迅即平定。此事短暂，以时间计当月也未必传到江东，据此，断定刘诗作于大历十年春我想是没问题的。看来诗人在暮春已抵苏州，并稍作逗留。诗的颈联是个分叙，我以为是指两个人的前程：耿返上都，将长卿的苦情传达给亲故；长卿自己则将前往睦州，消磨贬谪的岁月。弄清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仅可以确定刘长卿贬睦州的年月，同时也使耿出使江东的时间有了一个准确的答案。
有一点必须澄清的是，储仲君先生曾举《按覆后归睦州赠苗侍御》（5.1539）一诗，认为长卿是在大历十一年（776）秋由鄂州江行赴睦州的。今按诗云；“年光销蹇步，秋气入衰情。建德知何在，长江问去程。孤舟百口渡，万里一猿声。”时间的确是在秋天，但题中“归睦州”值得注意。去往贬所不言“赴”而言“归”，说明他前此已在睦州，这次只不过是被追回重加推案。“按覆”我想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看来长卿贬睦州也有一个与贬南巴类似的过程，因诬吿案漏洞太多而被朝廷差使重推。
长卿贬睦州期间的生活比较清楚，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到他与严维、李嘉祐、包佶等人的交游，但他离开睦州赴随州刺史任的年月尚须考证。《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诗不是如张说作于大历十四年，而是作于十三年除夕，因为“若道平分四时气”一句指闰年（大历十四年闰五月）。“贾生何事又三年”一句说自己不幸又经历了三年贬谪生活，与前考长卿大历十年贬睦正合。傅璇琮先生又据《送秦侍御外甥张篆之福州谒鲍大夫秦侍御与大夫有旧》（5.1558）诗断定长卿大历十四年夏尚在睦州，其赴随当在大历末建中初（《唐才子传校笺》），今按长卿有《登迁仁楼酬子婿李穆》（5.1527）诗云：“临风敞丽谯，落日听吹铙。归路空回首，新章已在腰。非才受官谤，无政作人谣。俭岁安三户，余年寄六条。春芜生楚国，古树过隋朝。赖有东床客，池塘免寂寥。”据“寄六条”、“过隋朝”之语，知此诗作于赴任随州刺史途经扬州时，时为初春。长卿又有《闻虞沔州有替将归上都登汉东城寄赠》（5.1565）云：“淮南摇落客心悲，涢水悠悠怨别离。早雁初辞旧关塞，秋风先入古城池。”汉东即随州，诗作于早秋。考《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二年夏四月己酉朔省沔州，四年三月己卯复置。观长卿诗题言“有替”（即有人代任），则时沔州尚未省，知诗作于建中元年秋。据此推之，长卿赴随必在建中元年。
六
长卿去随州任年月，傅璇琮先生考定在建中四年李希烈乱淮西时，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更考出随州在建中三年即已为李佐移守，则长卿去随应在建中三年（782）。离随后他返回阳羡旧居，有《早春》（5.1517）诗云；“微雨夜来歇，江南春色回。本惊时不住，还恐老相催。人好千场醉，花无百日开。岂堪沧海畔，为客十年来。”盖大历六年（771）赴鄂，至此已十一年也。还江东后诗作可考者有贞元二年（786）送朱放赴京的《喜朱拾遗承恩拜命赴任上都》《寄别朱拾遗》、同年送李嘉祐牧台州的《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⒂。刘长卿卒年不可确考。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梁二”条云：“《全（唐）诗》五函刘长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考梁肃以贞元五年由淮南幕征入台，长卿卒年虽不详，可能在五年至七年之间，颇信梁二即肃也。”此说今人均信从附和，实则其间尚有可议。梁二为梁肃，以诗中所叙殆无可疑。但梁肃此行是否即贞元五年（789）以监察御史征还台还值得推敲。诗云：“贾生年最少，儒行汉庭闻。拜手卷黄纸，回身谢白云。”明是初入仕光景。若贞元五年，梁肃已三十七岁，似不宜以贾谊作比（贾谊享寿三十三岁）。据我考证，梁肃在建中元年制科登第后即以校书郎告假觐省，滞留江东，建中三年（782）得萧复荐授右拾遗修史，应召赴京⒃。刘长卿送梁肃入朝当是这一次。时梁肃三十岁，比之贾谊正切。皎然有《送梁拾遗肃归朝》（23.9213）云：“明主重文谏，才臣岀江东。束书辞东山，改服临北风。”当为同时所作。长卿诗云：“故关无去客，春草独随君。淼淼长淮水，东西自此分。”送别时为春间⒄，旧地点是在泗州一带。看来长卿是在年初离随州的，顺淮水东下，至泗州逢入京的梁肃，故诗末云“东西自此分”。这个推断我想是可以成立的。而此事的系年既明，则岑说不攻自破。根据现有材料，我们仍然只能说，刘长卿的卒年在贞元二年至贞元七年春之间。但我相信刘长卿大约在贞元五年前即已下世。皎然在《诗式》卷四“齐梁诗”一条里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浸，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这段批评口气颇不客气，按理似不该在诸人生前发之，今观刘长卿之外余皆作古，我们有理由推断长卿时亦不在人世。《诗式》据自序是撰于贞元五年，这大致就是刘长卿卒年的下限。
长卿的生平事迹，由于缺乏起码的信史可征，不少地方都只能据作品推断；而作品本身因各人理解不同也会产生解释的歧异，研究者各自得出不同的考证结论是很正常的，但我们在操作上不能违反常识和形式逻辑，否则必将流于轻率和武断。本文力求根据可靠的论据谨慎推论，但对诗人生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年代考定来说，完美和精确恐怕是很难在这一篇文章中达到的，我期望得到批评。
注释
注释
⑴如称戴叔伦“大历间抚州刺史”、卢纶“大历初王缙奏为集贤学士”、李嘉祐“大历中泉州剌史”，均误；又称卢纶官终户部郎中、钱起官终太清宫使，亦甚可疑。
⑵此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刘长卿条。
⑶据罗联添《独孤及考证》（《大陆杂志》第四十八卷第三期）。
⑷刘长卿《江楼送太康郭主簿赴岭南》（中华书局标点25册本《全唐诗》，第5册，1574页）云“猿声不绝到炎州”，《送张司直赴岭南谒张尚书》（5.1489）云“诚惮炎州里，无如一顾何”，均其例也。
⑸独孤及时在江淮都统李峘幕中任掌书记，见罗联添《独孤及考证》（《大陆杂志》第四十八卷第三期）。
⑹李白上元元年春在余干遇刘长卿一事，参看郁贤皓《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一文，见《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⑺该诗系年详笔者《独孤及文系年补正》中关于《送宇文协律赴西江序》的考证（将刊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⑻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皇甫冉皇甫曾考》。
⑼丰、沛诸诗，杨世林认为是天宝中游梁宋一带时作，较刘说为可取。
⑽《李嘉祐诗疑年》，《唐代文学研究》第二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0）。
⑾详笔者《大历诗人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93.2）。
⑿郁贤皓先生《唐剌史考》据独孤及《琅玡溪述并序》，定李幼卿出牧在大历六年，然该文所署大历六年三月日期乃是作文之时，据文所述李之政绩，时李牧滁似已有时日，疑在五年始任。
⒀详储仲君《张继的行迹及其他》（《文学遗产》1991.3）。
⒁《旧唐书•代宗纪》“戊子”上脱“三月”二字，据《二十史朔闰表》推之。
⒂李嘉祐刺台州，傅璇琮先生定于上元二年，今从储仲君先生《李嘉祐诗疑年》之说，别详笔者《大历诗人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93.2）。
⒃详笔者《梁肃年谱》（将刊于《文史》）。
⒄皎然另有《答裴评事澄荻花间送梁肃拾遗》（23.9238）诗作于秋天，乃是别一次送行。据朱文长《吴兴送梁补阙归朝赋得荻花》诗，可知皎然诗题有误。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第2辑，收入蒋寅主编《刘长卿研究文存》，黄山书社202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