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忆往”是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为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专门写的一篇文章，我想以此题目来纪念我们中国文化书院敬爱的创院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名誉主编，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儒藏》首席专家、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和创院导师李泽厚、庞朴、孙长江、乐黛云先生，以及仙逝远行的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朱伯崑先生等数十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我们的“大先生”。
2024年是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四十周年，作为新一届中国文化书院理事会监事会成员，我拟以问答访谈的方式，回忆过往，梳理工作，以激励自己、继往开来，以此献给我们“大先生”创建的推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三大团体之一“中国文化书院”四十周年华诞。
问答访谈循惯例拟以“哲学之问”——“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展开。
1.你现在中国文化书院任何职？具体做什么工作？此前任何职？
我现任中国文化书院监事，是敬爱的原院长王守常、副院长李中华老师，尤其陈越光院长暨新一届理事会给予了我的历史机遇与机会，可以说是恩师们的提携与培养。在换届大会以及正式履职之后，我具体跟随陈越光院长和秘书处协作实施了“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前几讲，目前负责陈越光院长主编、统筹的“导师名作丛书”的具体落地工作。此前在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时任院长王守常老师负责院务期间，担任秘书工作、院长助理等，具体负责汤一介先生名誉主编、王守常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2010——2020）十年间此四十卷的编辑出版执行工作，以及书院部分学术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2.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文化书院的？
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是因为看过北大“三角地”（曾经的北大文化地标）以及“大讲堂”（也是学三“大饭厅”）边上三角地柿子林露天售卖的“神州文化集成”（季羡林、汤一介、孙长江主编）的原因？还是看过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发起主持的《跨文化对话》《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的原因？
3.你认识的第一位书院人是谁？
应该是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老师。那时候他常来或者路过三角地和我谈天。此时我在北大校企性质的季羡林先生任职的东语系背景、曾经是《东方世界》杂志社旗下的北大东奥文化服务公司（北大书屋）任负责人。但是我个人关注的还是李老师北大哲学系老师的身份，且并不知道他在中国文化书院的任职。
4.第一次接触书院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1997年前后，我去治贝子园（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小院找人（东方学系一位老师），那次好像是书法笔会，原中直机关也写书法的张玉凤老师来了，具体是否北大书法笔会不记得了。门口一如旧例，并没有挂中国文化书院的牌子（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是汤先生暨书院的安排如此）。
5.第一次正式接触书院成员是哪一年，哪一位？
应该是2007年10月份左右，秋天，印象很深，是可以穿西装的时节。当时我在北大四院哲学系门口，第二体育馆边上，第一次见了时任院长的低调且安静的王守常老师。
6.什么背景以及原因？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守常老师笑言“五四青年”），因参与《散文世界》杂志工作，拟去参加甘肃天水市委宣传部孙周秦部长（后任职甘肃省文联）组织的甘肃天水文化公益活动。活动自然需要出席身份，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去活动，因此向乐黛云先生做了正式汇报。因为乐黛云先生主持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主编《跨文化对话》的原因，我且已经参与一些工作，主要是助理先生核对引文资料、寄赠交流《跨文化对话》工作，所以请示乐先生拟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成员身份出去。乐黛云先生的意思是，汤一介先生已交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以中国文化书院身份出去，要找时任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守常老师。因此去二体见了王老师汇报此事，他允诺我以“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助理”身份出去，我当时婉谢说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虚体成员身份即可，守常老师说也很好。这也是王守常老师第一次口头同意让我以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助理身份出去活动，虽然我当时还是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身份出去的（主要是那时候对于中国文化书院还没有什么概念）。
7.你是如何认识乐黛云、汤一介先生的？
最早知道他们二位，很可能是因为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著作的原因。比如说，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乐黛云先生主编的《独角兽与龙》以及“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等。北京大学出版社适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出了很多大书、好书，如《十三经注疏》《全宋诗》获得国家图书奖，当时的总编辑是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温儒敏老师，社长是厉以宁先生的学生彭松建先生。
1997年北京大学首届“哲学文化节”在电教报告厅举行，第一次在电教见到了北大“哲学四代人”——张岱年、汤一介先生，李中华、王博老师（王博老师还是博士生在读），那一次是第一次见到汤一介先生，尤其“97’哲学文化节”《推荐书目》，是美学家、书法家杨辛先生题名，印象深刻，书目至今保留在我的书柜。
也曾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在人陪着自北大三角地走过。先生目视前方，头发凌然飘飘，很有气场，飘然有神仙之概。后自2003年，凭借机缘获得的汤一介先生的名片打通了家里的电话，乐黛云先生允诺见面。于是拿着我的《鲁迅报告》（编选，新世界出版社），《中国散文论坛：讲演、作品及评析》（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敲开朗润园13公寓104之门（我后来曾给朋友们说，那是“哲学之门”“跨文化之门”，曾记得多少海内外大家如汪德迈、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龚鹏程先生等在此门出入过）。
2004年，为了配合乐黛云先生核查《比较文学研究》引文资料，我多次去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核查所有注释以及原刊资料，第一次受到乐先生思想启蒙以及学术训练，并获得先生的认可，并陆续开始为乐黛云先生做《跨文化对话》的助理以及交流寄赠工作（每期预计百余册，寄赠港澳台以及海内外），进而对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跨文化研究以及海内外学术界有了一些印象。
2008年，乐黛云先生、温儒敏老师推荐我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修，做访问学者（时任系主任陈平原、副系主任兼党委书记蒋郎朗、副系主任陈跃红老师），乐黛云先生觉得我没有地方看书，就和汤一介先生商量，汤一介先生于是决定让我使用先生北京大学南门内24公寓正对门的第一间房间做书房，并且至此负责汤、乐先生24楼图书管理以及使用，以及郎润园公寓书刊整理、搬运、存放以及登记，同时负责汤、乐师书籍采买一些助理工作。
8.你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到书院具体工作中来的？
自2007年与王守常老师暨中国文化书院结识，我就开始渐渐脱离原来任职的北大校企性质的机构工作，并于2008年开始进入中文系进修，做访问学者（期间也曾在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在学校立项的，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进修班攻读）。此期间陆续开始接触文化书院的人和事。
一个基本的标识性的事件就是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召开了在汤、乐师支持的，守常老师、张云昌社长指导具体组织实施的“大家文丛”座谈会。
说起缘起，还要从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说起。自2003年进入汤、乐门，开始做一下助理方面如资料核对、书刊管理采买以及《跨文化对话》寄赠交流工作，其时工作并不忙。因此机缘，我就打算编几本书。
汤先生说，不忙编几本书也很好。于是就有了2007年“大家文丛”第一辑（汤一介、乐黛云、汪曾祺三卷）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时任社长为《中华读书报》创始人、总编辑，光明日报评论员梁刚建）出版；2009年“大家文丛”在汤先生指导下，增加了“西哲”张世英先生一卷，加上林非先生“鲁迅研究、散文”一卷，经济学家、诗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厉以宁先生“诗歌、散文”一卷，就又有了三卷在中国三峡出版社（时任社长为张云昌，卸任后担任水利部三峡司长、正司局级巡视员；以及副总编、1981级北大经济系校友肖玉平）出版。
因此我带了“大家文丛”第二辑（张世英、厉以宁、林非三卷），由王守常老师、张云昌社长主持，著名学者乐黛云、张世英先生，散文大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非先生，作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肖凤（赵凤翔）老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李中华老师，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老师，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张文定老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先生，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先生，《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爱思想网创始人郭琼虎，中国三峡出版社副总编肖玉平先生等专家学者参与，在治贝子园召开了温暖的座谈会。适逢9月10日，书院、出版社为“大家文丛”作者代表乐黛云先生、林非先生准备了美丽惊艳的鲜花，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发消息说：“北大，这样过教师节”。此次活动备受关注，这算是我正式进入书院的第一个项目吧。
9.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汤一介先生倡导、策划以及推动，王守常老师暨中国文化书院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
10.此事件有哪些让哪些难忘的事与细节？
从四个方面，一是汤先生的远见和谋划；二是汤先生的“辛苦”与“生气”；三是汤先生的投入和专心；四是书院老师们的团结和凝聚。
11.你能详细说一说吗？
可以的。记得2010年4月初的一天，汤先生说，我的文集（《汤一介集》10卷）已经有计划也有出版社安排了。我想到了一个选题，出版社一定会喜欢。你去通知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以及出版社，咱们商量一次。所以我就通知了如上几位老师以及出版社负责人（张云昌、肖玉平），汤先生说打算给九十岁以上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后来又延续到八十岁以上）每人出一卷选集，名之为“导师文集”（汤先生和守常老师以及我最后确定为“师道师说”），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发起，后因社领导人事调动原因，适逢汤一介先生召开“欢迎台湾孔德成先生长孙孔垂长一行座谈会暨两岸儒学讨论会”结识并落户在东方出版社）说好。中华老师也觉得现在“选集”太多，表达了担忧，但是先生提议，大家又都觉得该做，我把先生谈话，迅速做了《编辑出版计划方案》，汤先生改了一次，五月份正式开了会，就正式启动了。
此项目从2010年5月启动，“九秩导师文集”含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著名学者梁漱溟（思想家）、冯友兰（哲学家）、邓广铭（历史学家）、张岱年（哲学家）、虞愚（因明学家、书法家）、季羡林（东方学家、语言学家）、何兹全（历史学家）、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启功（书法家）、金克木（东方学家）、周一良（历史学家）、杨宪益（翻译家）、任继愈（哲学家）、牙含章（藏学家）、王元化（文学评论家、文心雕龙专家）等15位九十岁以上导师选集作品15卷。
到2020年，“八秩导师文集”含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著名学者汤一介（哲学家）、乐黛云（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家）、龚育之（理论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梁从诫（环保专家，自然之友创世会长）、陈可冀（中医学家、中科院院士）、苏叔阳（作家、编剧）、宁可（历史学家）、严绍璗（文献学家）、孙小礼（科技哲学专家）、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家）、金春峰（哲学家、人民出版社编审）、牟小东（佛学家、九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泽华（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资深教授）、许抗生（哲学家）、张晋藩（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终身教授）、钱逊（儒学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尧（藏学家、中央文史馆员）、杨辛（美学家、书法家）、饶宗颐（国学大家，香港学界泰斗）、沈昌文（出版家，三联书店出版人）、张立文（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萧萐父（哲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李泽厚（美学家、哲学家）、吴良镛（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庞朴（思想史家）等25位八十岁以上25位导师选集作品25卷，共计40卷。
“十年一剑”，汤先生倡议的此“导师文集”编辑出版工程，历时十年，可以说是第二代书院领导人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老师主持书院工作期间较大的一个项目，且没有经费，没有专职人员，大家团结一致，坚持下来，非常不易。从根本上讲，应该感谢汤先生的远见卓识与长远规划，没有汤先生，就没有“导师文集”。
如上说的第一点，第二点，让我想起杨立华老师回忆文章里说汤先生儒家风范，君子风度，平时对人如春风化雨、温文尔雅，没有生过气，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承认没有问题，可以说是共识。但是我们在“导师文集”启动会之前，确是看到也经历过汤先生因担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过度劳累、连续开会后极度疲劳下因为我们不作为的“生气”。
记得那一天汤先生刚刚开完一天的儒藏的会议，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治贝子园，看得出来先生应该是非常非常疲劳。我作为具体负责项目的书院人员，忽然接到出版社合作方要修改会议标题这样的“大事”，作为院长的王守常老师恰恰在外地开会，我无人请示，自然认为请示创院院长，“导师文集”的总策划、名誉主编是顺理成章的事。结果我未加考虑就贸然问先生，先生用压得很低的声音说：这样的问题还要问我吗？我当时和先生还不是太熟悉（先生在我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当时就惊得楞在那里了。过了一会，先生在治贝子园书房休息了一会（直觉先生状态缓解了一些），就又主动过来问我，说改就改一下吧，我一下子如释重负，眼泪似乎不由自主的流了出来。事后我报告守常老师此事，还认真的说都怪您，老师不在家让我挨先生批评，守常老师还主动解释并安慰我。这是印象深刻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在各位导师的联系中也碰到了大难题，有的导师去世很多年，家属不联系，单位也联系不上了。22位导师也只落实了15位。当然也包含吴江（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育长、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李慎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阴法鲁（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学者，已逝）等先生，既有其时在出文集等原因不方便出的，也有石峻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资深学者，已逝）家属连其单位都联系不上的等等。
比如牙含章先生，是内蒙古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创始所长，他的孙女竟然在美国与汤先生探亲时相遇，先生就帮我联系上了牙含章先生的儿子牙萨宁（时任内蒙古工信委主任，后病逝）以及作为毛、周主席护送班禅进藏特使牙含章夫人鲁华老人（现在应该有百岁了吧）。后来自然很是顺利，守常老师和我一起去看了鲁华老人，牙萨宁兄也成为了我的兄长、好朋友，经常回京时一起约聚喝酒。
虞愚先生是因明学专家，书法家，厦门鼓浪屿很多寺院名山都有虞愚先生的书法墨宝，他和赵朴初先生都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早期成员。先生去世多年，二十多年和家属没有来往，如同神助，他的女儿虞琴老师主动电话联系汤先生，先生高兴的说，江力正在找你。在很多先生的联系上，如果没有汤先生，那是难以想象的。
又比如说吴良镛院士，他和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校长（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打过交道。据吴先生说，五十年代他时任清华大学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前面需要维修，汤用彤副校长（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副校长）就找了他。后来吴先生又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和汤一介先生就是有了两代人的交情，因此对于我上面约稿格外重视，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老人还要上一次厕所，然后继续和我谈编辑出版内容。
第四点是书院的团结。关于书院成员构成，因为发源于北大，创始人多为北大人，因此基本上还是“两位一体”的结构。汤先生是书院创院院长，北大中哲所创始所长，守常老师（书院负责人）、中华老师（北大中哲所负责人）自然是非常依赖先生的。
中国文化书院主要创始人、领导人基本上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比如“创院六君子”有四人，李中华、王守常、鲁军、魏常海老师（除了林娅老师是马哲专业，田志远是出版社），以及院务委员会首任主席梁漱溟先生，老哲学系的，名誉院长冯友兰、张岱年先生，院长汤一介先生，导师任继愈、朱伯崑先生，都是哲学系中哲室的。
可以说是“北大人”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因此中国文化书院注册地为北京大学农园（汤先生、陈鼓应先生专门为此修复的治贝子园），也是顺理成章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先生、陈鼓应先生，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老师发起，由学校批准新设立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与中国文化书院“两位一体”，平行运作，合二为一。
比如由中国文化书院发起并牵头主办的北京大学“蔡元培讲座”“汤用彤讲座”历经十八届、十九届，大部分都是在治贝子园落实，活动主办自然也是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等。后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学研究院成立，与哲学系一起列名进入。召集人为北大校长，汤一介先生，执行人就是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老师——大家传说中的哲学系“三老”，虽然年纪上看并不老。
具体落实配合的成员，体现出书院多元的结构。因为导师队伍含及海内外，国内高校除了北大，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以书院秘书处成员为例，有北大物理系的苑天舒、图书馆学系的张军，哲学系的陈少峰，以及中文系跨文化研究中心的江力，坐镇坐班专职的“大管家”就是陈越光副院长著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唯一专文描述的人大毕业的刘若邻，副院长还有北师大毕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林等等。
书院人不多，很团结，因为是同仁民间团体，也并非机关，依照汤先生例，所有领导都没有费用，不领钱。第二届书院班子坐班人员只有刘若邻算是专职，我算兼职，两个人领的也是很少的费用。在“导师文集”项目上，我算是书院的“专职”人员，日常刘若邻姐姐配合，外围苑天舒配合，比如买点书，有一次庞朴先生的稿件有问题，乐黛云先生帮我协调，苑天舒师兄陪同我处理此事，如此等等，事情很多，因为守常老师“无为而治”，大家都是理想主义，都出于公心，因此从来没有经济上的矛盾，非常团结，因此也保障了我们“导师文集”顺利进行。
12.除了“大家文丛”（六卷），“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四十卷）以外，你还参加过哪些有意思的工作，或者记忆深刻的工作呢.
我除了跟着汤先生、守常老师编书、出书，还配合李中华、王守常老师做一点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的机构服务工作，比如机构年检，治贝子园的保护、维修工作等等，这也算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吧。
其它就是活动类论坛、讲坛之类，如联合少林寺举办“一带一路中国佛教文化论坛”（代表王守常老师暨文化书院协调、出席并致辞）；联合山东济宁市委宣传部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讲堂”（市委理论中心学习组活动），王守常、钱逊、张耀南、苑天舒老师等专家学者讲授，出版《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报告集并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图书奖”；联合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山东曲阜）组委会，承担2015年《祭孔文》的组织撰写工作；联合青岛市即墨区在青岛即墨古城举办“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王守常、李中华、王小甫、王石、魏常海老师等专家学者讲授；联合总政治部歌舞团、国家大剧院举办“复兴之歌独唱音乐会”，汤一介先生作为文化顾问，我们作为承办方，落实部分执行工作；联合北京国家图书博览会，北京电视台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一带一路文化高峰论坛”，汉学家顾彬、作家苏叔阳、学者王守常老师等出席，汤一介先生以视频致辞的方式，最后一次出席公众活动。
应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组副组长、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之邀，在李中华老师、温儒敏老师指导下，我还承担了中国传媒大学“文史哲通识读本”艺考教材（四册）的策划统筹工作；应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系主任章红艳教授之邀，在王守常、李中华老师指导下，共同为中央音乐学院面向全校开设了“文史哲通识课”一个学期课程·，同时应章红艳教授“章红艳音乐文化讲堂”之邀为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邀请李中华、王守常教授讲课，并应邀承担了《汤一介、儒藏与中国文化》《北大老先生的“学术生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季羡林的如烟往事》三次讲座的主讲工作等。
当然还有每年一届的中国文化书院雅集，刘若邻老师始终代表书院，代表汤先生、守常老师操持，我跟着苑天舒、张军秘书长做一些配合邀请以及接待工作。媒体方面，除了书院活动的报道，中国文化书院院庆三十周年，负责统稿的撰写以及新闻媒体的邀约以及发布等等。
13.你回忆了很多，也做个小结吧。
出生在山东济宁孔子故里的我，幸运的来到“五四”的大本营北京大学，接受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洗礼，立志于追随先生们，服务学术、文化界，“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学术根基浅薄的我自1996年到北大服务，2002年与导师温儒敏、恩师曹文轩老师相遇，2003年与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结缘，2007年与王守常、李中华老师、陈越光老师（陈老师是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先生聘的研究员、《跨文化对话》副主编，我是中心联系人、秘书，因而更早结识）接触、相遇，以及扎根中国文化书院开始“服务”“工作”“学习”之旅，非常非常感恩，也非常非常感激，感恩北大给了我一次服务的机会，两次读书的机会，感恩书院给了我平台，给了我成长的家园，如果北大算是我的母校的话，书院就是我的“母院”，是我的家，我会用一生来尽心尽力报效我永远的精神家园，我的北大，我的中国文化书院——
感恩先生，感恩恩师，感恩北大，感恩中国文化书院！
江力，2024年6月18日于京西燕园邻近寓所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