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是中华文明史上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于一身的杰出思想家。船山不独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深刻论述，对古今关系也作出了既“坐集千古之智”又别开生面的创造性论述，为中华文明既重连续性亦重统一性和创新性提供了内在的精神支撑和价值支持。船山古今观集中表现在“通古今而计之”“古今之通义”和“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三大核心命题上，凝结成“通古今之变”的精湛智慧。这三大核心命题主张将古今贯通起来综合化考虑，凸显了“古今会通”的必要性和内在价值，强调以“彻乎古今”的“通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来评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旨在建构一种“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的价值体系，凸显了中华文明“古而又新”“亘古亘今”的连续性及其内在的历史理性和伦理精神。
“通古今而计之”的价值主张
对古今的认识和态度，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抑或“古今一体”，集中反映出人们对古和今关系的不同看法和价值判断。王船山古今观区别于“厚古薄今”的古今观和“厚今薄古”的古今观的地方在于主张将古今贯通起来综合化考虑，坚持一种“古今会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主张，而其“通古今而计之”的核心命题则是这一价值立场和价值主张的结晶或集中体现。船山“通古今而计之”内含着对过去的“吾识”、现在的“吾思”和未来的“吾虑”等认知、反思和思考性要义，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时间三维作用于人之感知并使人生发起对此三维的深刻认知、理性思考和意义探寻的价值确证。船山指出：“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下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亹亹以此而生，其际不可紊，其备不可遗。”（《思问录内篇》）船山的古今观熔铸着吾人对过去时间的“识察”与观照，对现在时间的“思考”与应对，对未来时间的“思虑”与谋划，其中对过去的识察与观照构成对现在的思考的基础和前提，而其对过去的识察越系统越深刻，对现在的思考就越有助益。对过去的识察和对现在的思考越是深刻系统和全面，对未来的思虑和谋划就会越有前瞻性的价值。
船山提出并深刻论述了“通古今而计之”的价值主张。他在《读通鉴论》卷三中论述汉武帝开辟遐荒为天所牗时指出：“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开发某些蛮荒之地，往往借助圣人来成就此事；如果没有圣人出现，那么上天就会假手于当时的国君及有智谋和力量的人士来开启这一事业。倘如以一时的利害得失而言，则可能不利于天下，但是如果从古今会通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就是大有好处且使圣人之道得到了弘扬。“通古今而计之”的价值主张强调不能因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为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应当着眼于古今贯通意义上的利害得失，这样就会看得更远，把握得更全面，作出的判断更符合历史理性和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整体上考察，古今贯通意义上的大利往往是圣道所要认可和弘扬的。
船山“通古今而计之”的价值主张，既反对割裂古今关系，也反对混同古今关系，要求将古与今联系起来一体化思考，既尊重古代历史和古代文明的发展成就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很好地传承，又强调革故鼎新，与时偕行，创造能够赓续古代文明成果的今世文明，并将其推向未来。船山依据“通古今而计之”的价值主张，阐发了“贞来而善往”的文明价值观，认为文明价值观既要肯定和尊重古代文明的特有价值和所创造的独特成果，更要注重在传承古代文明基础上的文明新造，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今日之来，圣人之所珍也；他日之往，圣人之所慎也。因其来而善其往，安其往，所以善其来。”（《周易外传》卷六）通古今而计之内在地要求将古今会通起来予以一体化考虑，既要看到古今之间的差异和变化，又要认识到古今之间的联系和贯通，实质上关注的是古今会通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及其所蕴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古今之通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船山古今观的第二大核心命题是“古今之通义”，这是对“通古今而计之”价值主张的进一步提升和价值聚合。如果说“通古今而计之”注目的是古今历史的贯通和一体化思考，那么“古今之通义”则是贯穿古今历史的根本道义和核心价值，确证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自古及今一脉相承的恒常道义或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船山在“通古今而计之”的基础上提出了“古今之通义”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坚持认为“古今之通义”是相对于“一人之正义”和“一时之大义”而言的，是一种既超越“一人之正义”又超越“一时之大义”的至上境界的道义。虽然“一人之正义”和“一时之大义”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及其内在价值，但是相对于“古今之通义”而言，无论在合理性的程度上和境界上都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这里有一个轻重之衡、公私之辨的问题，就“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比较而言，很显然“一时之大义”为公，“一人之义私矣”。就“一时之大义”与“古今之通义”的关系而言，那么“一时之大义”为私，“古今之通义”为公。“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所以正确的原则和立场应该说也只能是“不可以一人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不可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读通鉴论》卷十四）船山“古今之通义”特别强调天下为公，坚持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的主体，都要尽到对天下的义务和责任。“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末）船山基于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变及其自己的总结提出了“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黄书》）的观点，凸显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和精湛智慧。
船山“古今之通义”是道义在时间之流中的贯穿与实践，凸显出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和不朽价值，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价值凝聚、价值确证和道义证成，标揭出古今贯通意义上的道义的至上性和优先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因“古今之通义”而特别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团结力、创造力，从而完成并不断巩固和深化着自己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文明认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和亘古亘今的精神血脉。而“古今之通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是这一价值追求和精神血脉的价值确证。
“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的价值建构思想
船山古今观的第三大核心命题即是“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这是船山历史观、文明观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地要求建构融合往古来今为一体且纯粹而深刻、高明而久远的价值体系。船山的古今观不仅注重古今关系的关联与一体化思考，注重贯通古今关系中核心价值理念的坚守和弘扬，而且注重融合往古来今关系且能使其成就一纯粹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建设，凸显出了对终极价值的终极观照或价值眷注。王船山不仅具有“究天人之际”的深厚的哲学功底和素养，而且具有“通古今之变”的深度的历史自觉和价值观照，实现了将“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有机结合起来的治学目的和价值追求，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者也”的价值建构思想。“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是将往古来今有机地整合起来而成就一种纯粹而深刻、高明而久远的价值体系，建构一种“亘古亘今”的文明体系。
船山的古今观是与其天人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他的理势合一论是古今观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理势本身又是与“天”密切相关的。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又说：“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读通鉴论》卷三）天不仅具有理势合一的机理，而且也具有合往古来今而成就纯正广大之德的功能。王船山强调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要把它们放在天人关系中予以考察。在天人关系上，船山既反对“滥于物之天”“僭于天之天”的天人感应论，又强调圣人应该“不专于己之天”“不自矜其贤智”（《尚书引义》卷一），应当在统同于民的基础上用好“民之天”，并提出了“即民以见天”的思想命题。
船山古今观是与辩证地考察自然史及其进化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受其“道器合一”的哲学本体论的影响，而其“道莫盛于趋时”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命题及其“主动”的哲学立场，从宇宙观和本体论上奠定了古今之变的哲学基础。船山的古今观不仅以其道器观为立论的基础，而且始终灌注着道器观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旨趣，揭示了“道莫盛于趋时”和“道因时而万殊”的价值判断，赋予“古今之辨”一种精湛而深刻的哲学智慧。船山强调：“道莫盛于趋时……时驰于前，不知乘以有功，逮其失而后继之以悔，及其悔而当前之时有失矣。”（《思问录内篇》）时间飞快地消逝，人们不能老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而陷入后悔之中，必须追赶时代发展的步伐，力争站在时代前头并引领时代发展，做时代的弄潮儿。“道因时而万殊”决定了“道”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意义上的“道”，所以尊道贵德就是要与时偕行。
虽然船山是在论述天道自然意义上而提出“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这一命题的，但是如果从天人关系特别是天人合一或者是从“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周易外传》卷二）的角度而言，“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理应是正确历史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船山古今观致力于从古今之间的变化发展中发现并揭示运行其间的规律，是与其守正创新的思想品质和价值追求密切相关的，体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深刻认识，也与其探讨中华文明如何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启后开来有着最为内在的关联。
整体上考察，船山古今观因“通古今而计之”的核心命题凸显出将古今联系起来一体化考虑的综合性连续性智慧，因“古今之通义”的核心命题揭示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道义和核心价值，揭示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的价值共识和精神血脉，因“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的核心命题而要求建构一种会通往古来今而成就一种既纯粹且高远的价值体系和文明体系，凸显出了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的精神灌注于一体的博大智慧，标揭出其对中华文明如何在古今会通的基础上更好地慎终追远和启后开来的深度思考和卓越识见。
（作者：王泽应，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