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泰戈尔访华100周年。泰戈尔作为印度的文学巨匠与思想家，其文明观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价值。在泰戈尔80岁生日那天，请别人代他宣读的《文明的危机》中，关于西方文明的理解发人深省。他指出“我们把civilization翻译成‘绍破达’。其实，在孟加拉语中不容易找到与civilization完全对应的单词。”而印度古今使用的“绍破达”单词，其含义就是“善行”。
在泰戈尔的心目中，文明涵盖了人与人、家庭、邻里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个文明之人应举止得体、善良真诚且乐于助人；在家庭中，应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在邻里间，要与邻为善、守望相助；而在国与国的层面，践行文明意味着和平相处、互相尊重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互不侵犯。这种全面而深刻的文明观，体现了泰戈尔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期望，也为我们审视文明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他的观点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在不同层面践行文明，以实现人与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泰戈尔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泰戈尔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曾经历过显著的转变，历经了从最初的敬重到后来对其本质的深刻质疑。
在他的早期观念中，泰戈尔曾对西方文明抱有敬意，毫无迟疑地接受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泰戈尔在《文明的危机》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西方文明的阴暗面。他写道：“有一天，我走到书斋外面。我面前印度民众的极端贫困，是那样触目惊心。对于身心不可缺少的食品、衣服、饮用水和教育的严重匮乏，在世界上实行现代统治的任何国家，都是不会出现的。而正是印度，一百多年来不得不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财富。”这一现实让他深刻认识到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英国为了牟取暴利，用鸦片毒害像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并攫取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他回忆道：“当我渐渐淡忘昔日那种悲剧的时候，又看见日本在侵吞华北。”这些例子清晰地展示了西方文明下的殖民主义、剥削与战争的残酷现实。
在文明的真伪对比方面，泰戈尔坚定地认为真正的文明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他强调：“实际上，人与人的关系最为珍贵，堪称真正的文明。”然而，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倾向却严重违背了这一原则。他指出，西方文明已没有慎重对待民愤民怨的耐心，而是向世界展示武力。例如，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使得印度胸脯上压着英国文明统治的磐石，坠入一筹莫展的停滞困境。这种物质主义倾向不仅导致了对别国人民的冷漠和鄙夷，还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
泰戈尔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还体现在他对日本的态度上。1924年4月17日傍晚，他在出席驻上海的日本侨民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谴责了“一心追求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日本”，批评它“僵化、排外、多疑、缺乏人性”。他认为日本的行为是西方文明负面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进一步说明了西方文明在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真正的文明精神。
泰戈尔通过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揭示了其虚伪的本质和阴暗面。他以具体的事例，如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日本的侵略行为等，有力地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弊端。他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文明的真正含义，倡导一种更加关注人与人关系、尊重人性和追求精神价值的文明观念。他的观点对于我们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以及探索更加合理和可持续的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泰戈尔心中的东方文明
泰戈尔对东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知和崇高的赞誉，他认为东方文明具有独特的核心价值、丰富的表现形式以及重要的国际影响。
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好客、兼收并蓄、人性与精神信仰。泰戈尔高度赞美东方人的好客礼仪，他在北京金鱼胡同海军俱乐部的聚会上对中国朋友们说：“你们古老的文明滋养了这片心灵的沃土。它那富有人性的不断的轻轻触摸，生气盎然地影响了一切附属于它的一切事物。假如这一文明不是特别地富有人性，假如它不是充满精神的活力，它就不会延续得这么长久。……你们的文明，由于其深厚的土壤，而培育出伟大的生命之树，它产生殷勤好客的树荫和果实，供远道而来的异邦游子享用。”这段话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好客传统及其富有人性和精神活力的特点。此外，泰戈尔强调东方文明的兼收并蓄，他认为正是这种特质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孕育出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同时，他指出精神信仰是东方文明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对善良的信仰创造了光辉文明，古代印度人民的精神信仰也创造了印度古代文明，而大爱、友善、真诚、包容则是东方文明的核心精神。
东方文明的表现形式体现在中华文明中的好客传统和印度的宗教哲学上。中华文明的好客传统源远流长，如泰戈尔所感受到的，在中国，来自另一国度的人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包容。印度的宗教哲学也蕴含着对人性的关怀，它强调内心的修行和精神的追求，这种哲学思想在印度古代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样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包容。
泰戈尔倡导的东方文明精神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积极的应用和重要的国际影响。例如，中国和印度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后，继承了中印两国的文明精神，并与缅甸一同于1954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和平相处、互相尊重的理念，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它促进了国际间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东方文明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成功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这一重要理念的贯彻落实，不仅将为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人民共享美好生活发挥关键作用，更将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泰戈尔的文明观是其智慧的结晶，为我们审视文明提供了深刻视角。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只是让我们警醒物质主义对人性和道德的侵蚀，更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对其他文明的压迫和侵害，对扫除“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残余具有重要意义；他对东方文明的颂扬，既是对东方民族仁爱宽厚、兼收并蓄、人性关怀的价值认可，更浸透了对东方文明深层次的理解和热爱，也是他至今仍被世界各国人民热爱的根本原因所在。真正的文明应致力于促进人际和谐、家庭和睦、邻里互助以及国与国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命运与共，这是对文明本质的哲学探寻。从中印古老文明中汲取智慧，对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泰戈尔的文明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世界各国应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界限，着眼世界百年变局，以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