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百余年来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滋养下，形成了价值倾向、观点体系与方式方法迥异的研究范式。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及相应学术反思的深入，学者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体论把握及在知识论价值判断上出现了一定的观点争鸣，意见纷纷，但在总体上却又还没有达到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的充分展开和与时俱进却又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促进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反省，完善已有研究范式，促成新范式成长，而且还在结果上有利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彼此结合，共同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充分实现其在今天的知识论价值。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交叉学科性质，既决定了它在知识论上具有独到的科学价值，也造成了研究者对其知识论价值的迥然判断。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隶属于历史，因与现代化、现代性等没有渊源性内容关联，致使一些学者颇为怀疑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是否具有现代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在理论上主动面向和回应它的知识论价值问题，并借此促进不同价值倾向及方式方法、观点体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共同贡献有理论价值的知识成果。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体论释读分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活动虽然具有悠久历史，但它作为一个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却只能溯源到西学东渐后的“20世纪初”。在西方传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基础上，以救亡图存作为基本诉求，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开始就拥有较为明确的经世情怀，既要在批判传统旧政治、旧伦理及旧文化基础上面向世界，走向现代，也要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实现“古为今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有范式大多离不开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动机，并在知识论价值创造上表现出了较为浓郁的经世特质。经世动机作为一种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持久驱动力，固然有其积极价值，但只有或主要由经世动机驱动，也会使它的知识价值受到很大的限制，造成其知识产品在科学性方面的明显不足。

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背景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对自己的知识供给有着更为明确的定位，并对所供给的知识内容有着自觉的知识论价值审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行一番基于知识生产的本体论追问，既搞清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也搞清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知识目标。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质上就是今人和古人就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共同问题进行的对话，从中寻找古人政治观点中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或影响的内容。有的研究侧重政治哲学内容发掘，强调“揭示其背后隐匿的具有民族特征的政治思维”。有的则侧重于政治科学或制度、经验等内容的发掘，凸显“古为今用”。有的学者则颇为凸显当代研究者的学科视域与问题关照，追求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事实摆放在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架构中，在研究范式上表现出以论带史的明显特点。有些学者提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问题，“追求简明清晰的呈现方式”，“让读者一目了然地获得理解架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体论反思还表现在对其知识性质的判断上。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思想史作为一个过去了的思想事实，仅具有博物馆陈列物价值。这种观点在知识论上割裂了古今知识的连续性、传承性和联系性，进而否定了历史知识的科学价值。有的研究者尽管承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思想事实的呈现上有着积极价值，没有完全否认其知识论的价值，认为其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并不承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够产生学理意义上的理论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中也有在知识论价值反思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并取得相应成果的研究者，其内容主要聚焦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什么用”的议题上，或者偏重于揭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哲理层面上的理论价值，或者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完整认识历史、深刻认识国情。有的学者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保持知识面向，使其认识结果“汇入政治学的知识溪流，镶嵌于政治知识的逻辑大厦上”。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百余年的历程中产生了如梁启超、萧公权、萨孟武等一批学术名家及经典作品。前述名家及其经典作品都是运用了相应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产物，且也具有明显社会科学价值。刘泽华先生带领的王权主义学派被看作是“当代中国史坛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刘泽华先生对于历史研究进行了自觉的认识论及知识论思考，其观点和结论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完全适用。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刘泽华先生在前人史学理论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历史认识的特点及具体获得知识的方法。从知识论角度来看，刘泽华先生就历史认识所获得的不同知识进行了分类，区别了通过考辨史料获得的考实性知识，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类抽象、本质抽象及规律性抽象的抽象性知识，与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的评价性知识等的不同，并对历史研究中的是非性知识及通变性知识进行了简要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认识论及知识论在内容上与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没有区别。中国政治思想事实的理解和阐释以史料为基础，从史料中提取相关的思想事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加持下，获取抽象性知识、价值性知识及通变性知识。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论使命自觉

贡献专业知识，回应社会需求，促进学术发展，就是研究者对自身研究工作的知识使命自觉。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提出了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求，并同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知识论使命自觉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虽然也根植于社会实践，但又超越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能够“古为今用”这一目标，不再满足于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世济用”经验性知识，而要求它能够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发挥积极的理论功能。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吸纳传统政治思想的知识精粹，以实现政治科学理论体系与知识内容的中国化，并向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论方面的使命自觉，在专业人才培养中有着一定程度的贯彻落实，但仍然缺乏提供政治学理论知识的使命自觉。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数量明显偏少，满足不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学术需求，不得不大量从临近学科获得人力方面的补充。这就加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队伍中出现的知识论使命意识不足的弊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供给上的科学性和学理性不充足，不能直接被纳入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工作序列中。所谓科学性不足，是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的知识不能较好满足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逻辑要求，不能与政治学理论知识创新进行很好的结合，未能提供普遍性的理论观点。所谓学理性不足，则是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所提供知识的学理性解释和理论命题建构不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论使命，已急迫地摆在了研究者面前，除了正面回应并自觉提高知识论使命自觉之外，别无其他更好回应方式。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在知识论价值上的瑕疵，主要是由非专业的研究者立足于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或政治学理论汲取中国智慧的需求指出来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本土化及科学化的双重趋势，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提出了明确的知识论价值要求，或者要求它提供政治思想事实的知识，并对政治思想事实知识的真实性负责，或者要求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能够提供社会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在政治学社会科学化中体现中国特色，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业研究者尽管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论及知识论反思，但在整体上仍没有达到可以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达到知识论使命自觉的程度，缺乏服务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识。绝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因为缺少专业性训练经历，且没有受到同行认识论及知识论反思研究成果的影响，并由此而在知识论上缺乏自觉的使命意识，且缺乏判断研究成果是否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知识论价值的能力，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非政治学专业的学科熏陶和学术训练。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知识论使命自觉，首先就是要贯彻“两个结合”的思想，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对政治学提出的诸多知识要求，在理解和阐释真实政治思想事实基础上，自觉提供有政治学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以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合理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面向全球政治学理论，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知识成果。其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知识论使命自觉也要求研究者具备提供政治学理论知识的理论视角、问题意识与知识创造，在准确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问题、议题、命题基础上，呈现古人的政治概念体系与政治知识架构，评价其基于知识论的学术价值。最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知识论使命自觉，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知识边界意识，既要知其可，也要知其不可。同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给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所提供的普遍性理论知识，“既不能搞拿来主义，也不能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望文生义，必须要进行辩证认识，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知识论价值的实现条件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有无或有多大的知识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其成果的科学程度，科学程度高则知识价值大，科学程度小则知识价值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获知识的科学性，主要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是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与范式建立起来的。虽然它既要求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也要求有一定的理论逻辑，但毕竟不能获得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证明。不过社会科学并没有放弃科学性的要求，坚持从客观对象中寻找规律性联系，追求逻辑性知识体系的目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获知识的科学性，是按照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予以测定的，其知识论价值的实现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并受到社会科学化程度的明显影响。所谓社会科学化，不是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相关思想事实摆放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博物架上，实现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的社会科学化架构，而是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生产过程中较为充分地应用社会科学的视域、方法与观点，在获得事实性知识基础上，进行抽象认识，获得本质性知识和规律性认识，进行是非对错的判断，获得价值性知识、是非性知识及通变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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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否贡献有知识价值的高质量成果，首先取决于研究者知识结构是否能够多学科协调以及在视域与研究方法上恰当融合。既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间接研究对象是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事实，直接研究对象则是传世或新发现的政治思想史料，考虑到政治思想事实所涉及的问题及命题等既可能是政治科学意义上的，也可能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那么它研究成果知识论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就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备了相应学科素养，能够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及哲学视域和方法。政治学学科视域、理论架构与知识给研究者提供分析研究对象的必要工具，发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问题，准确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议题及政治命题。历史学学科视域、方式方法等既提供了一个历史观意义上的宏观解释体系，历史地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的含义与意义，避免脱离历史环境及情境抽象解释研究对象；还提供史料处理和运用的必要支撑，避免政治思想事实失真。哲学视域和方法帮助研究者正确理解和解释政治思想史中的抽象部分。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知识论价值，固然与它是否反映了历史上政治思想的客观事实密不可分，但其知识论价值的大小却又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对知识的学科化积累与优化产生积极影响。这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需要自觉容身于学术共同体中，保持与同行及其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兴趣的临近学科学者的密切学术接触，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开展必要的学术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自觉汇入到学科化知识体系发展的洪流中，展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术分工体系中的独特贡献，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少研究成果更重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对话，而不太致力于与研究同行及其他临近学科研究者的对话。这导致研究成果更多擅长于个性化理解和解释，拙于在学科化知识积累和优化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要重视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保持学术批评的活力，认真且正确地对待学术评论及学术批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知识论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必定要依靠研究者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创新，而研究者的艰苦探索能否实现有知识论价值的学术创新，则又对研究者提出了认识论反思的要求。一方面，研究者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料要准确界定研究立意：究竟是理解优先，还是解释优先。所谓理解优先，就是强调研究目的在于理解史料和呈现事实；所谓解释优先，就是强调研究目的在于解释史料理论含义。另一方面，研究者对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内容，要保持理论自觉，既要确立脱离史料就不能获得任何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的警醒，也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获得的知识有一个理论架构，充分获得描述性知识、抽象性知识、价值性知识、是非性知识及通变性知识，形成一个知识体系，更要掌握获得上述不同知识的相应方法。研究者还要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在知识论价值上的局限性，把自己置身于学术研究分工体系中，以特定知识论价值贡献和服务于临近学科的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与知识体系建构，明确自己的作用与贡献是提供具有知识论价值的新知识。

结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论价值自觉，首先体现在研究者对研究活动的本体论解读中，研究者对研究进行的不同本体论解读，具体展现了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核心内容和理论目的的不同认知。其次体现在研究者对研究成果知识论价值的高度自觉，正确评价和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知识论价值，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此外，还需要研究者在社会科学理论素养和知识体系上进行较为深厚扎实的积累，进行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必要反思和反省，选择恰当的学科视域与方法，立足于一定的学术分工，践行时代学术使命。

作者：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

摘自：《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