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是诗和文，但今日研读过去作品的人都感到对于“文”最无兴趣。大学里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属于集部的大半是诗，而“历代文选”一课常常是教者最不容易讨好而学生也最感索然的课程。有的大学采取分期教授的办法，情形还比较好点，不然，便和高中或大一的国文教本没有甚么分别了。各期中先秦文的一段因为多属于经、子典籍的范围，情形还好，汉、魏、六朝文和唐、宋文两段因都是属于过去所谓词章的范围，这种情形最普遍严重。
普通研读古书的人，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种兴趣做他的心理支持，促使他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一）研究了解的兴趣。（二）模仿习作的兴趣。（三）作品欣赏的兴趣。这三种动机有时是单独的，有时是错综的；但学习的主要目的大概都不外乎此。以前人是这样，现在人也是如此，虽然在态度上有了变化。
以这三种动机来分析，大概研读经、子、史三部，或旧日所谓义理、考据的部分，主要都是第一种兴趣。虽然时代有了变化，譬如说以前人读《史》《汉》是存有模仿习作兴趣的，现在这方面却很淡漠了；又如现代人念《诗经》比以前增多了一些欣赏的兴趣，但大致还是如此的。现在有许多人常常攻击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过分注重考据，这有一部分也是事实，因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现在还正在变化中，许多方面都还是承继着清朝学者的传统。姑且粗浅地照旧日的说法，义理的部分现在归了哲学的范围，词章的部分归了新文学，研读古书自然偏重了考据。譬如说：看见一个大学生拿着一本《庄子》，如果是郭象注本，大概是哲学系的学生；如果是《庄子集解》或《集释》、《义证》之类的本子，那么这学生大概是中国文学系的。在一般大学还没有重视新文学的情形下（无论是因为主持者主观的不愿或客观环境的不许可），研读古书必然会偏重了考据；因为当模仿习作的兴趣落了空，欣赏的兴趣又打了折扣，所剩下来主要支持学习的，只有研究了解的兴趣，而这自然便沾染上了考据。无论校勘、笺注、训诂、考订，或对于某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都可说是考据。平心而论，考据并不是要不得的事情，要建立新的史学以及对于过去有正确的批判，都必须借重于精确的考据；不过以为天下学问惟有考据，鼓励人人去考据，才是要不得的事情。以研究了解的态度去读古书，是学者的态度，以前人也是有的；不过现在因为第二三种的兴趣减少了，所以这种兴趣特别多。经、子、史三部分的书籍因为时代比较古，理论和历史的价值比较高，不尽属于文学的范围，所以研读者的动机也多半是由于研究了解的兴趣。
诗和文的情形便不大同了，虽然现代也有完全用研究考证的态度去处理的人，但传统的研读诗文的动机却大半都是欣赏和模仿习作的兴趣。就诗来说，诗集中注本最多的是陶渊明和杜甫，就因为是历来喜欢和学习他们的人数很多的缘故。仇兆鳌以平生之力注杜诗，他自己便是学杜的。杜甫“熟精文选理”，是因为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们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亦会吟”，就是说明开始研读时即具有模仿的兴趣。所谓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都说明虽在现代，还有一部分人是以模仿和欣赏的两种兴趣来研读诗词的。新文学发展以后，模仿的兴趣大大减少，甚至消灭了；于是研读旧诗便只剩下了欣赏的兴趣。（虽然也有的逐渐加入了研究了解的兴趣。）但诗本来是抒情咏怀的作品居多，中国诗一般的时代背景又比较淡漠，而主要地诗里所表现的传统士大夫们的心境，也还能为今日的知识分子底胃口所接受；所以仅凭欣赏的兴趣支持，也还赢得了不少学习的人底爱好。
但“文”便不同了。中国传统的文的意义，和现在新文学所说的散文不同。这只要看看旧日文体的分类法，便可以知道。无论章表、书记或论辩、序跋，他开始属文时的目的都是实用的，是为了办一件事而作的。文体的辨析和溯源向来是中国文学批评文献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各体的源或流都主要是属于应用性质的。因此学习属文的人，也多半是出于模仿习作的动机，单纯欣赏的兴趣比较少。无论宗骈宗散，桐城派或“文选”派，他们学习的主要动机都是模仿习作。我们不妨举两个例来说明，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言其编次乃为“少年或从问古文法”，谢应芝与胡念勤书中称美《古文辞类纂》亦云：“《类纂》自《战国策》、《离骚》以暨于方灵皋、刘才甫，其间可增损者，盖鲜矣。……所以为学之矩镬者，其意微矣。”以前人学“文”的主要动机既是为了模仿习作，所以必须熟读朗诵；现在人失去了这种兴趣，所以学校里每早都有许多大声念外国文的人，但绝没有念古文的；正因为学外国文的动机也是模仿习作。又古人属文时的动机既然大半是实用的，里边自必含有许多历史的因素；抒情描写的成分比较少，而叙事说理的成分比较多；而这些事和理却又都是现代人所不大能接受的。内容如此，而形式上的美如裁对、隶事、文气、义法等，也都和现代的要求脱了节；所以仅凭作品欣赏的兴趣，是很难维系学习者底爱好的。先秦文多半采自经、子典籍，需要研究了解的兴趣，所以情形不大相同。汉、魏、六朝文和唐、宋文两段，这种情形最普遍；因为支持学习者的三种兴趣都落空了，所以学的人自然会感觉到索然无味。
我们并不在这里提倡古文，因此也并不要求学习的人恢复模仿习作兴趣。历代所流传下来的文篇，非常之多，一个课程所能讲授的，最多不过几十篇，因此学习的人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我们不希望连这一点儿效果也落了空。以前人认为学习属文是每个读书人都必须的，因为有它的实用价值；《古文观止》和《六朝文絜》之类书的流行，就可说明这现象。现在人并不需要工于古文辞，所以愿意学习的人自然应该改换态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学习的话，应该要培养一种历史的兴趣；这样才可以使他有研读的心理支持，不至于索然无味。所谓历史的兴趣其实就是研究了解的兴趣和欣赏作品的兴趣底综合。
我们可以举闻一多先生的研究讲授唐诗为例。他反对旧诗，自己也从不作旧诗，自然谈不到模拟习作的兴趣。他有一个唐诗选本，但讲授时也并不过分注重技巧以及意境的欣赏；更重要的，他把选本中的诗当做文学史的例证来阐明文学史的发展；考订作者所遭遇的史实，和在历史中的关系及地位。这些都清楚了，再念作者的两首诗，便会令人感觉到非常亲切，欣赏的兴趣也因之提高了。我想，用这样的办法来研读“文”，也许更加适合。因为一般地说，文和历史的关系更牵连得多，有些著名文篇本身便是最重要的史料。如果我们先把作者和作品在历史中的关系和地位弄清楚，再把当时文章的一般风格和倾向注意到，然后将所读的文篇作为例证来了解，那么不但可以增加欣赏的能力和兴味，而且可以对历史发展提高了认识和研究了解的诱惑。因为在今日而研究过去的文献，不论经、史、子、集，或注重在哪一方面，其基本点必须注重在时代历史的发展。所以一个人在研读古代作品时，一定要培养一种历史的兴趣，对古人有客观的了解。这样，自然可以欣赏他们的作品，而且并不只是字句辞藻的形式的欣赏，于是也自然便不会感到索然无味了。其实这仍不过是上面所谓研究了解和作品欣赏的两种兴趣底综合，但这样就可恢复学习者底心理支持了。
这些话都只是为愿意研读古书的大学生说的，对一般人这并不是急需的事情。
（民国三十六年秋，笔者在清华大学授“汉、魏、六朝文”一课；讲课之初，首述此意，爰记之成篇。）
（原载1948年3月2日北京《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第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