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业强国是“农业强的国家”之简称，在世界农业竞争中呈现规模化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北京市参与的目标定位和应该怎样参与的方案，需要科学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北京市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的市情农情和新时代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做好“三农”特别是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服务北京需求的文章；二是基于参与全国乃至全球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竞争合作的要求，找准北京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的着力点，力图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甚至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需要注意的战略导向和相关战略思路。即瞄准打造全国乃至全球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先锋城市的方向，推动普适型农业政策向专用型农业政策转型；引导北京农业发展更多聚焦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形成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圈层结构；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创新对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方式；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打造外埠农业合作发展基地和合作农业发展圈。此外，要注意加强农业中关村建设，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的空间布局。
关键词：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北京方案 战略研究 都市型现代农业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2年12月、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3年、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进行了具体部署。尤其是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实践已在全国蓬勃展开，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借此为建设农业强国做出北京贡献。本文旨在基于对北京的调研和分析，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进行战略思考。
一、若干研究基础
（一）农业强国
农业强国是“农业强的国家”之简称，在世界农业竞争中呈现规模化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具体表现为“一底三强一高一足”特征。即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底线，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强、国际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这是对农业强国内涵特征的简要概括。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农业强国的内涵特征进行了概括和分析，但基本上属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观察，就其对农业强国的本质认识而言，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相互之间有较好的对应相通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强国研究中讨论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时，不能只把农业当作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环节，应该更多地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视角，关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在讨论农业竞争力时，一方面，要关注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竞争力，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特征和较高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效率、经济效率和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协同衔接能力，支撑农产品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为抢占国际市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要关注农产品的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有些国家基于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等原因，农产品成本和价格的总体水平较高，甚至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净进口；但由于农产品及其关联产品质量高、品牌影响力强，或通过发展覆盖全程的涉农服务业，以及推进涉农产业融合、优化农产品消费场景和涉农消费体验，在当前消费结构日益升级和消费需求迅速分化的背景下，能够较好地抢占农业及其关联产品的高端市场、特色细分市场甚至农业服务市场，或通过形成对农产品知名品牌的控制力实现农产品品牌溢价，能够实现优质优价、特色高价和服务增效。现有研究往往较多关注提高农产品成本和价格竞争力，但对提高农产品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力关注不够。而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农业强国建设的推进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发展，增强农产品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力的重要性日趋凸显。
在研究农业强国建设问题时，要注意其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区别与联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包括“两大支柱”，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业强国是强国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建设农业强国对应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是对农业现代化的“高标准、严要求”，更加要求提升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民心所盼，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使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应农村发展，是对农村现代化的“高标准、严要求”，聚焦于通过激发乡村的多重功能价值、彰显乡村的独特魅力，提升广大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广泛认同感，将农村建成广大农民的美好幸福家园和能给市民带来美好体验的幸福乐园。从国际经验来看，基于需求拉动、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征，越是大城市的农业发展往往越具有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征，其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也越容易呈现耦合共生的趋势。因此，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高度重视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相融相长的关系。
（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以下简称“北京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北京市参与的目标定位和应该怎样参与的方案。因此，开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战略研究，首先需要科学把握当前甚至今后北京市参与全国农业强国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为此，首先需要基于对北京市情农情、资源禀赋特征的深刻把握和对新时代新征程北京乃至全国发展趋势、发展需求的科学分析，深入落实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找准北京市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践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推动北京市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更好地耦合共生、相融相长，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探索具有首都特点、更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将推进北京更好地参与农业强国建设与推进北京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协同实现为北京增光、为全国添彩。
因此，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需要科学回答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北京市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的市情农情和新时代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做好“三农”特别是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服务北京需求的文章；二是基于参与全国乃至全球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竞争合作的要求，找准北京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的着力点，力图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甚至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战略研究的要求
“战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两重意思，一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与“战术”相区别；二是泛指带全局性的指导方针。借用此意，本文开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战略研究”，旨在探讨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北京市参与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问题；重点关注如何认识当前北京市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的历史方位、北京市参与全国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定位、如何实现这种目标定位并培育北京独特的竞争优势等问题。鉴于战略的本质是创造差异化，培育新优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战略研究，要注意找准北京市在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的独特方位和目标定位、发展路径、实施机制，科学分析北京市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取胜方式。
就通常而言，“战略需要大思维、大格局、大架构”，但也要看得见、摸得着，体现清晰、统一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脉络、实施思路，并通过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和组织能力的支撑推动其实施落地。因此，好的战略意图不仅要给人带来方向感，还要能激发人们为之积极努力、创新探索的激情，唤起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命运感。战略制定更要有辩证思维、远景眼光，体现开放的时空观，将时间维度的纵深感和空间维度的延展性结合起来。战略制定的高度、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决定着在未来竞争中能否有效集聚优势，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性。
在战略研究中，重视战略思维至关重要。因此，要科学处理战略与过去、战略与现实的关系。有效的战略往往是在未来与现实的“拉锯战”中不断完善的，正如王成在《战略罗盘》一书所说“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充满了无数的‘战略再设计’”。但从根本上说，战略研究的思维不是“以过去推导未来”，而是逆向思维，要“以未来推导现在”，从终局看当前和将来的布局。因为“战略是面向未来的，应该以未来的战略方向来决定现在该如何行动，该如何取舍”“从终局看布局就是有战略，从布局看终局就是没战略”。比如，到21世纪中叶，北京市参与全国的农业强国建设应该达到什么高度，按照现行政策和资源配置格局自然演进，到21世纪中叶会达到什么程度；二者之间有什么差距，如何通过政策和公共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来弥补这种差距？这样分析才是战略思维。至于有人主要基于“过去业绩+现实基础+不远将来的可用资源”作为制定战略的依据，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战略思维，充其量只能算战术安排、推算或可行性分析，很容易导致战略制定缺乏远见和高度。“可行性分析只能预测未来，却不能创造未来”。换句话说，重视战略思维更多地不是“按过去方针办”，而是要追求创新、突破和超越，根据未来的战略方向和发展定位决定当前如何行动；并为此科学把握“面向未来、吸收未来、扬弃以来”的关系，增强前瞻性。
建设农业强国“北京方案”的战略研究，关注北京市参与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践面临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问题，注意其与局部工作、当前问题和现象表现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在相关研究中，切忌以偏概全、以日常工作思维替代战略思维，甚至“用运营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更要注意摒弃“由内及外”“由现实看未来”的短视思维和战术眼光，增强“由外及内”“由未来看现在”的战略意识，更多考虑发展环境、发展需求变化对“北京方案”的影响，综合把握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新时代首都发展对北京的要求和北京发挥作用的比较优势。
当然，战略研究不能不考虑现实可行性，何况美好的战略未来往往是由当前的现实和基于现实的一个个将来铺就而成的，因此战略研究和战略制定必须关注为了实现未来的战略目标，当前和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也是与现实相关的。但是，战略研究和战略制定又不能过分迁就和照顾现实，否则战略的远见和战略定位的高度将难以体现。过分强调当前的困难和短期的制约，消极地认为“这不能干”“那很难办”，缺乏攻坚克难的积极进取心，再好的战略也会被以缺乏可行性为借口而束之高阁，甚至被视作无用。著名的企业战略研究专家王成在其《战略罗盘》一书中说，“战略就是要摆脱现有资源的限制，远大的战略抱负一定是与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对称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摆脱现有资源的束缚，要思考的战略行动就是如何去不断地弥补现有资源和战略目标两者之间的差距”“与其纠结于‘是否可行’，不如深入探讨‘如何实现’”。这句话在从战略上研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时，也是值得参考的。
（四）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是要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以下分别简称“四个城市”“四个服务”）；“落实城市战略定位，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升首都功能，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205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都、更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首都、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境良好、经济文化发达、社会和谐稳定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强调，要“坚持把政治中心安全保障放在突出位置”“抓实抓好文化中心建设”“前瞻性谋划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坚持‘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首都贡献”“把首都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深入实施新一版北京城市总规”。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战略研究，也要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服从和服务于加强“四个中心”建设、履行“四个服务”的要求；结合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找准北京在参与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的历史方位和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夯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首都贡献”的农业农村支撑。
二、当前北京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
研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北京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借此找准北京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方位。
（一）粮食、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止跌回升，主要农产品储备和流通能力不断加强
当前，北京市粮食、蔬菜、生猪自给率不高。2020年之前，在较长时期内，北京市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播种面积经历了一个较快下降的过程，推动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进而自给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2012年开始，北京市先后启动了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虽然大幅增加了北京市绿色生态空间，但也导致可用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的耕地面积大幅减少。这是推动这种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但自2020年以来，北京市逐步加强粮食、生猪、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超额完成耕地保有量任务，积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严守粮食安全底线，粮食、油料、蔬菜及食用菌、肉类、牛奶产量均呈现稳定回升或止跌回升态势，干鲜果品、禽蛋和水产品产量降幅趋缓（见表1、表2和案例1），带动粮食、蔬菜、猪肉自给率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案例1 以大兴区为例，2023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蔬菜和食用菌目标产量分别约占全市近1/5和1/3，现有永久基本农田25.81万亩、设施农业5.12万亩，均据全市首位，2022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产值分别较上年增长4.6%和12.4%，2023年粮食播种面积较上年增长10.3%，超过市级下达任务39%；粮食亩产较上年增长3%。2023年大兴区推进3.3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2024年还将启动新一轮1.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粮食、蔬菜和种苗等重要农产品实现产量、产能双稳定，质量效益双提升。
与此同时，北京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流通能力不断加强，为防控特殊时期大城市蔬菜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有效保障。近年来，北京市结合健全北方大城市冬春蔬菜储备制度，积极加强重要农产品储备能力建设，并将其同加强重要民生产品保供稳价应急机制建设结合起来。如2022年，建立了土豆、白萝卜、胡萝卜等8种耐储蔬菜的政府储备，储备量约5万吨；并在河北、天津建设130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总面积达10万亩；猪肉（生猪）政府储备约2.5万吨。结合加强应急运输保障能力和抓好环京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着力构建1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北京市部分农产品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固然原因很多，但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3》，2022年北京市中规模生猪、中规模蛋鸡、大规模奶牛、设施西红柿、设施黄瓜、设施茄子、露地大白菜每50公斤主产品平均出售价格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3.6%、10.3%、12.6%、22.9%、3.9%、15.4%和19.0%。
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以线上平台为新增长点，多层次、网络化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也对北京市农产品保供稳价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市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主渠道，北京已形成以新发地为主辐射华北乃至北方地区，以东南方向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西北方向昌平区南口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服务本地的空间布局。从蔬菜来看，新发地批发市场日均上市约2.1万吨，占全市的70%左右；从猪肉来看，主要由二商大红门、顺鑫鹏程等9家生猪屠宰企业，经大洋路、岳各庄和新发地批发市场供给超市、社区菜市场和企事业单位食堂；从鸡蛋来看，经大洋路、水屯等批发市场流通至超市、社区菜市场和企事业单位食堂；粮油流通则主要依靠八里桥农产品中心等重点批发市场以及物美、永辉等连锁超市。同时，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销售模式加快发展，全市生鲜电商主要由美团买菜、盒马生鲜、天猫生鲜、叮咚买菜、7Fresh等构成，活跃户数超过百万个。此外，线上电商平台积极布局线下门店，提供物流配送服务。如盒马鲜生布局线下实体门店，物美超市为顾客提供线上下单2小时送货上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加快形成。
（二）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且水平较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2017年全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0元，2022年、2023年分别增加到34754元和37358元；按当年价格计算，2018~2022年5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7.5%，增速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1.4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7.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个百分点。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全部脱低、低收入村全面消除，进一步夯实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虽然北京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更大。北京市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1.5%和80.5%，2022年分别高出70.5%和72.6%。2022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市和浙江省，位居全国第三位。在此基础上，2023年，北京市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1.1%和72.2%。与此同时，近年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7倍，2022年和2023年分别缩小到2.42倍和2.37倍；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2022和202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1倍、2.45倍和2.39倍。
（三）都市型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方向日趋鲜明，带动农业多功能性迅速凸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融合发展态势加快形成
近年来，北京市逐步明确了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方向，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文化和数字经济与农业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提档升级，培育发展了一批精品民宿和精品旅游线路（参见案例2）。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在提升农业乡村产业生产功能的同时，激活了其生活、生态、文化、科技等多重功能，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耦合共生、相得益彰；也拓展了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增加了农村就业机会，带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许多地方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渠道和引入城市资本、人才、要素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带动了农业农村发展理念的跃升和创新能力的培育。此外，自2012年以来，北京市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两轮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有效推动了绿色北京建设，为首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屏障。2017年以来实施的新一轮造林工程，同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联动，有效扩大了北京的绿色生态空间，厚植了美丽北京的生态底色，提升了绿色生态系统的品质、完整性和稳定性。从2012年到2022年，全市森林面积增加了23.8%，森林覆盖率由38.6%增加到44.8%。
案例2 延庆区作为北京远郊区，立足其区域“小气候”特色，面向北京“大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强化农业发展的绿色生态导向，促进农业设施提档升级，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已入选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区，已形成八达岭、康庄、大庄科、四季、张山营、旧县等6大休闲农业重点片区。毗邻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朝阳区黑庄户乡，正在着力打造以农业生态公园为统领，集农业生产、乡村生活、农耕文化体验、音乐艺术欣赏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和乡土文化农旅模式。
（四）科技农业、精品农业、品牌农业、智慧农业、设施农业发展亮点纷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涉农产业融合主体和新型产业发展载体作用凸显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打造“种业之都”，推动农业“中关村”建设走深走实，一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成为推进北京市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力军，也是发展科技农业的突出亮点（参见案例3、案例4）。到2023年，在京郊地区已经建立87个科技小院，辐射带动300余个村，累计解决5600多人就业问题，实现农民技术培训4万余人次，成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在全国现有524个“全国农业文化遗产”中，北京已有50个，接近1/10。2023年11月，平谷区已进入2023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公示名单。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代表，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涉农产业融合主体迅速成长，呈现了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带动能力、服务保障能力，成为探索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的开路先锋（参见案例5、案例6、案例7）。中电农创大兴基地、四季阳坤农业科技、老翟瓜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等在发展设施农业，延庆区康庄镇北菜园公司、禾亩润风生态农场等在发展有机蔬菜种植加工方面，可谓亮点纷呈。许多地方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很快，激活了农村闲置房屋等沉睡资源，带动了一部分农户通过房屋出租、农民务工和农产品销售增加收入，形成了大兴北臧村镇产业民宿、魏善庄镇半壁店村“红色剧本杀”沉浸产业基地、延庆隐居乡里•山楂小院等一批各有特色的精品民宿，延庆姚官岭民宿产业集群带动所在姚官岭成为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全国首批乙级旅游民宿和“金村级”景区村。到2023年9月，北京市已认定“北京优农”品牌180个，年销售额超过60亿元，带动就业10余万次。到2022年底，北京市已形成北京鸭、大兴西瓜、平谷大桃、延庆国光苹果等区域公用品牌15个。朝阳区小鲁店村依托本村宫廷金鱼养殖文化基础浓郁的优势，“小金鱼游出大产业”，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观赏鱼产销基地。
案例3 近年来，作为北京最大的平原区和传统农业大区，大兴区先后入选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2022年和2023年又相继入选首批全国100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近年来一直将建设首都“种苗核心区”和“华北瓜菜种苗产业基地”作为支撑北京打造“种业之都”的重要举措。到2023年9月，大兴区已形成农业标准化基地100家，取得“三品”认证基地110家，建成10个农业产业集群项目，新增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市和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各2家，有9家经营主体入选市级生态农场和绿色基地，2023年绿色有机农产品产量较上年增长42%，大兴西瓜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新增3个品牌入选“北京优农”。
案例4 丰台区将发展智慧农业作为促进农业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方向，引导智慧农业集聚发展、创新发展，依托花乡花木集团，打造花卉科研和数字化电子交易中心，并联花卉产业资源，推动“北京花卉”数字平台打造成智慧农业产业链示范平台，正在打造北京首个数字品种试验展示基地，培育“生活场景+鲜花”的生活体验新业态。
案例5 首农集团作为涉农大型市属国有企业，已拥有三元食品等7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三元种业、二商肉食等18家北京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形成了从育种、种植养殖到产品加工、贸易流通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涉及乳业、粮食、油脂、肉类和水产品、糖酒和副食调味品等领域，培育出一批知名品牌，在首都“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肉案子”保供中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北京首农集团入选品牌影响力10强。
案例6 位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德清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最大的蛋鸡养殖和蛋品生产企业，近年来通过将科技引入现代农业，形成了从鸡苗育种到饲料营养、蛋鸡养殖、蛋品生产、有机肥处理、质量追溯、蛋品销售的全产业链经济，近年来积极探索数字农业、智慧养殖管理等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并在全国14个省建成19个现代化农场。
案例7 大北农集团坚持科技铸就品质、服务体现价值，产业发展覆盖饲料科技、养殖科技、作物科技、疫苗动保科技、农业互联网科技、乳业科技等领域，在部分领域已经成为我国涉农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引领者。
（五）以改革促发展的态势加快形成，改革赋能、科技赋能、城乡融合赋能相得益彰
北京正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区”建设看似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不大，但也会从宏观环境和发展要求上对农业农村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带来经济社会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北京着力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正在不断产生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改革赋能、科技赋能、城乡融合赋能效应。从北京相关区域来看，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予大兴区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科技创新引领区、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的功能定位，大兴区承担了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住房质量提升和农村乱占耕地建住宅专项整治等试点任务，在全市率先开展的“党建引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一镇一村’创建”工作，入选北京市创新典型案例。位居北京中心城区的丰台区正在积极推动农村资金、资产、资源市场化改革，促进改革举措与产业生态圈建设有机衔接，探索推广项目带动型、资源盘活型、三产融合型、多元服务型集体产业发展模式，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丰台区一方面积极探索集体产业与创业社区融合发展模式，推进集体租赁房转型为优质众创空间，培育政府、集体、企业“发展合作伙伴”关系。远郊的延庆区正在东南部山区选择27条沟湾，统筹利用山林资源，盘活周边闲置宅基地和村集体闲置资产，打造新时代首都生态沟域绿色发展新模式。
三、当前北京参与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资源总量少且在不断减少，部分农业及关联产业总量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萎缩
根据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2009年北京市拥有耕地22.72万公顷，其中水田、水浇地和旱地分别为0.22万公顷、17.20万公顷和5.29万公顷；到2019年，北京市拥有耕地面积减少到9.35万公顷，水田、水浇地和旱地面积分别减少到0.06万公顷、7.66万公顷和1.64万公顷。2019年北京市还有园地12.63万公顷、林地96.76万公顷、草地1.45万公顷；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市耕地、园地、林地、草地面积分别位居第31位、第23位、第27位和第30位。2022年，全市农业用水2.6亿立方米，占全市用水总量的比重为6.5%，农业用水量仅为2017年的40%。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体系的质和量之间往往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或增长速度，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回旋空间就会收缩，提升经济质量、效益、竞争力的难度也会明显加大，甚至经济体系引入人才和创新要素的难度也会显著增加。北京市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的过程。但是，北京市由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资源总量少，甚至近年来还在不断减少；导致农业及其关联产业规模小，人均量更少，且自给率低（见表3），近年来部分产业规模还呈萎缩态势（见表4、表5）。这不仅表现在农林牧渔业发展上，在农业观光园、乡村旅游、种业和设施农业发展上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按当年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规模从2013年的162.0亿元持续下降到2020年110.7亿元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规模2021年、2022年略有增加，分别为113.4亿元和113.1亿元，2023年又回落到106.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以上年为100，则自2015年开始，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指数一直低于100，仅2021年为102.3。2022年，北京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13.1亿元，较2017年减少9.0%；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规模和占GDP比重仅略高于上海市。与2017年相比，2022年北京市干鲜水果、牛奶、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分别下降51.9%、29.9%、83.7%、44.6%和62.2%（见表2）。这对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提质增效升级，以及对于北京市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制约都在不断增加。因为没有一定的规模，推进品牌化、科技化和涉农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殊性、独特的资源禀赋特征和发展要求成为形成这种现象的主因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反映农业质量效率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本文所称农业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之简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比，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现代化相对于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差距。鉴于现行统计资料中仅有第一产业就业数据，缺农林牧渔业就业数据；而第一产业与农林牧渔业在统计范围上仅相差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活动，因此我们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代替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显示，2022年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为4.46万元/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0万元/人）；北京市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2.13%，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最低。从动态发展趋势看，在过去10年间，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经历了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为低于全国比较水平的转变过程，北京市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基本呈现在波动中走低趋势（见图1、图2和表6）。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背景下，北京市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全国较低，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近年来北京市以高精尖产业为龙头的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较快，有效带动了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位居全国最高水平。
那么，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低，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呢？我们的专题研究发现，在此方面虽有统计原因，如许多涉农产业融合的企业，其农业增加值往往难以进入农林牧渔业统计，而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增加值之中；但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1）作为超大城市，北京市农业发展具有典型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特征，而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一方面要将夯实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底线放在突出地位，但这会影响其按市场导向和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发展和结构选择；另一方面，北京农业发展要更加重视农业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开发，存在农业发展需要以部分增加值换“颜值”和“好玩度”的问题，甚至农业容易成为通过产业融合实现涉农产业链更大幅度提质增效升级的“托”。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农业增加值的形成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2）由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必须坚持“四个中心”、面向“四个服务”的特殊要求带来的。因此，相对于普通城市特别是非首都城市，北京农业发展要更加重视守住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底线，更加重视激发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多功能性，培育外地农业难以替代的本地化服务功能。这也是增强城市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要求。（3）由北京农业资源禀赋特征带来的特殊问题和困难造成的。如连片耕地规模小、布局散，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高。
（三）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发展的直接关联性明显减弱，完善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发展方式日趋紧迫
2017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占75.2%、8.8%、6.5%和9.5%。到2022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34754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占71.7%、5.3%、10.2%和12.7%。可见，近年来，在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北京郊区特别是近郊地区农村拆迁补偿费和农村房屋租金收入的增加，发展民宿经济并推进闲置农宅盘活利用、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和平原造林、农村土地流转、生态林补偿政策落地等，成为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福利养老金等标准的提高、发放煤改清洁能源补贴，农村低保、困难补助、特困和低收入家庭补助政策惠及范围的扩大，增强了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也助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加。
2022年，在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占42.0%、34.6%、2.5%和20.9%。相比之下，在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绝对水平来看，2022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2.6%，其中工资性收入特别是财产净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195.0%和598.6%；转移净收入只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2%），经营净收入则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3.5%（见表7）。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就业帮扶力度，推行城乡统一的就业促进政策，加之地处超大城市，非农就业机会本就较多；这是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
经营净收入包括农户从事农业家庭经营获得的经营净收入和在非农产业从事经营获得的净收入。北京市经营净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17年为8.8%，2022年仅为5.3%；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2017年为2140元，2022年为1850元。可见，近年来，北京市农村居民的人均经营净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其数量也呈减少趋势。就北京市总体而言，农户在农业从事家庭经营已经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结合近年来北京市农村土地流转数据，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到2019年底，全市家庭承包土地面积427.7万亩，土地经营权流转率接近70%，其中从流转面积来看，流转给企业的约占1/4，流转给农户的不足1/7，流转给专业合作社的不足5%，流转给村集体经济组织、乡联社、林业站等经营主体的接近3/5。尽管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包括一部分在农业就业的收入，但考虑到北京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迅速发展提供的庞大非农经营或就业机会，从这组数据仍可以看出，农业对北京市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已经明显减弱，完善农业发展和培育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动力结构日趋紧迫；促进农民增收也需要跳出农户农业和就农业论增收的局限，更加重视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城市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借此拓宽农民收入来源。
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结构相比，在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比更高，但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更低（详见表8）。讨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这种现象经常受到质疑。2022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位居全国前列。但将北京与同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相比，二者在转移净收入上的差距是导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2022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2倍（见图3）。从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来源结构看，北京与上海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各项构成上差别不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上也无明显差别，北京市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高出上海市2183.7元，但转移净收入较上海市低7080.9元（见表9）。考虑到政府对农户的经常性转移支付是转移净收入的重要来源。假设北京市能够通过政府对农户的经常性转移支付将其与上海市在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上的差距缩小一半或消除，则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将分别缩小到2.19倍和2.01倍，则北京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将分别略高于、略低于上海市的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北京市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较多，但农业农村发展依靠“输血”较多、“造血”机制形成不畅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全市农业农村投资超过2/3属于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带动能力不足；许多乡村振兴项目直接支持市场主体，但难以形成对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带动能力，甚至导致部分政府支持资金沉淀为企业资产甚至股东私产，或助长了乡村和农民的“等靠要”思想。2020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全市仍有超过四成的村收不抵支，约1/3的村人均从集体获得收益为零。部分农村改革创新的先进典型对前全国的影响力，也出现减弱现象。
（四）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农村技术、经营人才短缺问题凸显，龙头企业等新型涉农经营主体带动能力不足
北京市作为超大城市，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农村许多年青人都到城市打工了。由此导致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叠加出现，年富力强且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劳动力较为缺乏，甚至劳动力流失区与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区高度重合。从2015年开始，北京市乡村人口呈现新一轮持续减少趋势。2014年北京市乡村常住人口293.1万人，2022年减少到271.5万人，年均递减1%。从2014年到2022年，在北京市常住人口中，乡村人口占比由13.5%下降到12.4%；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由46.5万人减少到25.1万人，占常住就业人口数的比重由4.1%下降到2.2%。2014年，全市村民委员会个数、行政村常住户数、行政村常住人口、行政村从业人员数分别为3937个、225.2万户、606.9万人和357.0万人，2022年分别减少到3783个、217.7万户、559.6万人和333.3万人，分别减少了3.9%、3.3%、7.8%和6.6%（见图4）。2022年末，全市乡村人口数、乡村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分别为271万人、141万人和25万人，分别较2020年减少2万人、5万人和3万人。202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市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高于上海市（10.7%）；乡村人口数和乡村就业人员数（年末）仅多于上海、宁夏、青海、西藏和天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年末）仅多于上海市。
北京市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12年分别为13.9%和9.2%；2022年分别提高到21.3%和15.1%。2022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于同年全国平均水平1.5个和0.2个百分点。相对于城区，北京市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更为严重。根据我们对朝阳区的调研，许多农民已多年不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吸引本地人口就业的难度加大。在从事农业的农民中，65岁以上者占60%甚至70%以上。许多地方依托农户建设的大棚发展设施农业，但缺乏产业统筹规划，规模小、种植技术落后、集约化程度低，且设施老化等成为其突出问题。县乡两级农技队伍人员少、年龄大、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由于村干部、村合作社负责人年龄老化、观念陈旧，在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上缺乏开拓创新思路，导致许多地方乡村产业经营项目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依靠集体房屋出租和百万亩造林政策性养护补贴形成的收入；许多地方精品民宿发展较好，但主要依靠外来公司投资经营或专业公司运营，村集体、合作社只能获得租金收入或“租金+分红”收入。有些地方林地资源较多，但发展林下经济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近年来，精品民宿是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但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精细化程度低，伴手礼开发少，休闲配套、民宿配套设施和服务体验难以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也与缺乏相关经营管理和创新人才有关。
此外，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少，对当地农户和区域产业链带动力弱。虽然也有少数企业影响力较大，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如2023年5月18日农业农村部网站公布的1952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中，北京市46家，不足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数的2.4%。在2023年4月发布、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公布的2022年共1919个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单中，北京市仅15家，不足总数的0.8%。有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甚至多属飞地经济，以自营农场为主，对农户带动力和本土产业链带动力弱。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吸引优质企业和引进外来投资。近年来，北京市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但绝大多数属于住房投资，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农产品生产成本、机会成本高和耕地细碎化问题重，普适型农业政策对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日趋凸显
以2022年苹果和中规模生猪为例，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为351.70元和991.19元，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8.3%和20.7%。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2020年新生代农民工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月均收入水平分别为5195元、6017元、6587元、5888元、5668元、6489元；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高53.4%、46.9%、40.2%、66.7%、68.8%、34.8%。由自然资源部办公室印发的《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要求严格控制设施农业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但相对于全国多数地区，北京市永久基本农田比例明显偏高，因此发展设施农业和精品民宿受现行土地政策约束较重。如大兴区作为北京传统农业大区，现有耕地面积共28.6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及其储备区占比超过90%。在延庆区共22.7万亩耕地中，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占比更高。按照京规自发[2023]168号文件，中心城区应当执行绿化隔离地区政策，而点状用地政策在绿化隔离地区不再适用，这导致朝阳、海淀、丰台等中心城区的乡村地区发展休闲农业和精品民宿、推进农文旅融合，在获得用地保障方面难度陡增。
此外，北京许多地方耕地地块规模小且布局分散，细碎化问题严重。如连片农用地块面积通常仅为200-300亩甚至更小，加之耕地资源稀缺，早期以长期租约流转出去的土地难以回收，导致近年来多数农民倾向于短租，制约了土地整合和规模化种植生产，加大了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产品运销等困难，容易增加农技、农机服务成本和人工成本。而且，北京市部分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土壤质量不高。如朝阳区划定1.5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及储备区，其中近3年实施客土回填的田块整治地块较多，地力涵养至少需要4-5年；而且这些地块分布于12个乡、129块地，最小面积5.99亩。北京丰台区作为首都核心功能承载区，其北宫门镇农田利用仅限于完成耕地种植任务，但地块分散细碎，难以规模化利用，更难以在发展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上形成规模收益，也影响农文旅融合、互联网和农业融合内涵的丰富和层次的提升。此外，由于在建设用地指标上客观存在“城与农争地”现象，制约新建配套种养设施和休闲农业设施，特别是在减量发展背景下，涉农区普遍存在挤压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用于保障城镇产业园区发展的情况，导致许多地方农业和涉农产业发展往往面临缺乏大块晾晒用地、就近仓储和加工设施配套不足等问题，导致农产品收获后必须随行就市及时销售，缺乏议价权，不利于延伸涉农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此外，普适型农业政策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用地政策上，在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农业科技推广、劳动力培训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如北京部分地区土壤肥力偏弱，甚至涵养地力仍需若干年份积累，推进“良田工程”特别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将面临大量资金需求。由于科技推广、劳动力培训等政策针对性不足，科研院所特别是中央属科研院所涉及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成果，大部分不是在北京转移转化，而是到京外地区转移转化。此外，在现行农业中关村支持政策中，对于“博士农场”的身份认定与市属科研人员不能在职入股或创办企业的规定容易形成矛盾；采用后补助资助方式支持企业创新，也不利于发挥对初创企业的“雪中送炭”作用。
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北京方案”面临的条件、优势和潜力
（一）有利条件
1.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提供了其他地区难以模仿复制的比较优势
北京是我国首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必须明确“四个中心”战略定位，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因此，独特的区域优势和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决定了北京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应该面向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的需求。而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也可望赋能北京市更好地参与农业强国建设。此外，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有利于北京市更好地腾挪发展空间，高质量参与农业强国建设。
2.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且高收入人口集中，有利于形成培育高端市场、特色市场的优势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达程度高，2022年人均GDP达到190313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高出位居第二的上海市5.8%。2023年，北京市实现GDP4376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5.2%，较同期上海市GDP实际增速快0.2个百分点。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北京都是高收入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从常住人口来看，2022年北京市居民、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7414.4元、84023.1元和34753.8元，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9.9%、70.5%和72.6%；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北京市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略低于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略低于上海市和浙江省。2022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7997元、51884元、72830元、97129元和162630元，分别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同组别收入水平高225.5%、168.6%、138.0%、104.9%和80.5%。2023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752元，实际增长5.2%；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8650元和37358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5%和7.5%。作为首都，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将会带动国内外高端收入群体、特色消费群体加速向北京流动和汇聚，有利于北京发展品牌农业、特色农业、科技农业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北京正在扎实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借此也有利于培育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高端市场、特色市场优势。
3.北京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聚力抓好“两区”建设还将进一步激发发展动力和活力
按照《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市正在着力构建特色与活力兼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在率先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有效路径、全面激发“两区”新活力、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打造更具活力的高精尖产业、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方面聚焦发力。尤其是近年来北京正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积极开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再升级，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行动，争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数字贸易示范区”。这些将为北京发挥自身优势和独特作用，在参与农业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为，提供日趋良好的环境条件。长期以来，北京市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服务业占GDP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各省（市、自治区）。2022年，北京市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83.9%，高出位居全国第二的上海市9.8个百分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159593元，较上海市的133350元高19.7%。2023年，北京市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84.8%。在这里，跨国公司总部、央企总部、金融企业总部较为集中，金融、会展、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已经形成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都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这些条件不仅为北京市涉农产业发展在获得创新要素支持方面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北京市扬长避短，抢占涉农服务业发展先机，培育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打造农业会议会展等涉农服务业发展先锋城市和高端、精品、特色农业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发展的领航和辐射功能。
4.涉农科技和创新资源富集，有利于促进涉农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北京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科院和众多央属科研机构所在地，国内著名高校密集，是我国国家级研发资源、涉农研发力量最为富集的地区。这里拥有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了国家涉农科技创新的多数顶尖人才和精锐力量，在部分涉农科技创新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的领跑者。北京农林科学院也是国内地方农科院的翘楚，在部分学科领域形成较强的国际影响。依托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北京市加速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旨在建成具有全国引领作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以平谷区为核心，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互利共促的总体布局。目前，农业中关村建设正在着力打造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引擎，基本建成功能实验室和奶业、果业、温室园艺业三个创新分中心示范园，积极探索建立“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金三角”模式，培育高端科技创新人才聚集地、新型科技创新机构和“头部企业”聚集地，并在现代种业、生物技术、智慧农业、智能装备、营养健康、食品安全6大领域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依托这些有利条件，北京不仅在聚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可以实现更大作为，在推进涉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涉农创新型产业集群、促进涉农科技型企业家成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也有潜力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有潜力成为全国涉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地，有利于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农业引领区、创新引领农业发展先行区。
（二）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需要重视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1.北京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能否转化为发展科技农业的优势存在较强不确定性，创新政策、完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打造更具活力的高精尖产业”，并将“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作为其重要内容。发展科技农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现代涉农科技向农业产业链全程渗透，推动涉农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建设现代涉农科技示范展示平台，培育其科教普及和旅游功能，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北京市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抓手。由于现代科技往往具有多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渗透等特征，科技农业往往存在“三高两大一协同两融合”的倾向，即科技含量、效益和风险高，投入和产出大，要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推进，产业之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现代种业、生物农业、智慧农业、精准农业、会展农业都是科技农业的重要业态，通过培育科技农业在北京打造新潮流农业发源地，是北京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增长极。但是，科技农业不仅要体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先进性，还要体现较高的质量效益、较强的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中看”也要“中用”。“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的科技农业不是北京科技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共同打造的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将会成为促进央属单位涉农科技在京试验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成为发展涉农“高精尖”产业的领航力量。
但是，当前北京市科技农业发展仍然面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投入不足等突出问题。由于涉农央地科技合作和产学研用金合作机制创新不足，北京对央属涉农科技资源“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仍在较大程度上存在，其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灯下黑”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由于科技成果孵化和转移转化的激励机制发育滞后，加之涉农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的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央属科技资源甚至选择到北京之外转移转化。由于涉农科技服务体系和科技型创新创业生态不健全，北京市还较多存在“涉农科学创新处于制高点、但技术创新较为一般”或科技创新“点上领先、面上一般”的问题，导致科技推广、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能力弱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影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更妨碍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制约推进创新链带动产业链的进展。此外，央属企业、央属科技机构对北京农业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不显著，也受到用地政策的影响。
2.北京或许有可能成为华北地区或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总部经济中心，但难以成为华北地区或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中心
北京少数农产品加工头部企业发达，具有引领全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但北京往往属于其企业总部所在地，其产业领域则多遍布北京市外，如三元集团、德清源集团、大北农集团等。况且，许多农产品加工业适合布局在产地，北京许多农产品原料规模小、产业布局散，加之人工成本、运输成本、机会成本高，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面临用地政策的局限性也较大，难以成为全国甚至京津冀地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况且，北京缺水，部分农产品加工业涉及用水较多，且容易形成水排放污染问题。水资源制约和对控制水排放污染的重视，也会约束其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导致其难以成为华北地区抑或京津冀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中心。至于北京的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要侧重于农产品营销、包装和创意设计、品牌推广等，把加工环节委托给其他地方的企业完成；这只能表明北京有可能成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总部经济中心或功能总部聚集区，不能表明北京可以成为实质上的农产品加工中心。况且，现行用地政策也会导致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在加工或分包车间、晾晒场、冷库和分级、包装等项目“落地”方面，容易面临更大限制。
五、构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北京方案”的战略导向
（一）面向和借力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
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全部要义，也应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北京方案”的行动准绳。做好新时代北京“三农”工作，构建农业强国建设的“北京方案”，应该更好地借力“四个中心”建设，面向加强“四个中心”、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的需求。
1.始终把服务保障全国政治中心摆在首要位置，要求北京农业农村发展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要更加重视农业的多重功能价值
要从提高政治站位、确保政治安全的高度，推动新时代“三农”工作更好地维护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如夯实食品安全、“米袋子”“菜篮子”保供底线、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应急物资储备基础，稳定并适度提高粮食、蔬菜和猪肉自给率，增强对首都民生、重大活动保障能力，这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北京方案”的底线要求。从保障社会安全来看，要引导“三农”工作持续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工作，同时加强农产品市场调控、强化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防范“米袋子”“菜篮子”产品出现价格超常波动和临时性、阶段性短缺。北京生态涵养区超过全市面积的2/3，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底蕴，是实施绿色北京战略的“压舱石”。北京生态涵养区的“绿水青山”，就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要坚持生态优先导向，鼓励生态涵养区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有机融合，发展适宜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
基于北京加强“四个中心”特别是全国政治中心建设的要求，北京农业发展固然需要注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竞争力，但北京农业具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是北京重要的生态屏障，这种作用更加值得重视。在激发农业多重功能价值、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北京农业固然需要像其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都市型现代农业那样，通过彰显生态、社会、文化、景观等多种功能价值和突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品质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宜居宜业和美的幸福家园，为城市居民享受休闲放松惬意的乡村生活提供幸福乐园。但仅有这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如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多是山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这方面的价值仅算经济账是远远不够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华盛顿特区和东京分别作为美国和日本的首都，农业发展都将重视农业多功能性放在突出地位。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都市农业兼具生活、生态、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甚至通过都市农业从华盛顿特区向华盛顿首都圈、“波士华”大都市群的延伸，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内部有机联系的农业网络和都市农业景观；城市独特的都市农业网络，也是加强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日本东京重视通过振兴农业，发挥其在首都区域生态保护、教育示范、休闲保健、甚至防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与其说东京都市农业是农业发展的独特形态，不如说它是稳定都市运行、拓展城市功能、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
2.北京农业农村发展与大多数省份难以比规模、比自然资源、比范围品类，但依托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等建设，仍然可以彰显燕风京韵的独特魅力和优势
农业农村是推进人文北京建设的重要窗口。北京围绕“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其中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主体在乡村。近年来，北京市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在此背景下，与全国大多数省份相比，依托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农业农村在比文化内涵、比创意设计、比科技含量和发展理念方面，有基础、有潜力，也应该有勇气、有担当、有作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应该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创新引领”导向，推动北京农业农村更好地建成农耕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交融激荡的平台，推进北京精品、特色农产品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更好地体现燕风京韵。借此，更好地实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为激发乡村多重功能价值，为吸引资源、要素、人才向农业农村流动发挥“催化剂”作用，推动北京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更好地彰显燕风京韵的独特魅力和竞争优势。
3.持续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有利于北京打造新潮流农业发源地，建设涉农服务业发展枢纽城市，并抢占国内外涉农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制高点
北京持续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有利于培育北京在全国涉农国际交往、涉农服务贸易中的领航功能，推动北京打造世界农业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交融展示的枢纽城市。结合北京市高标准推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培育北京作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国际交流合作先锋城市、国际精品农业消费中心城市功能，提升涉农国际文化节庆、展会展览和品牌赛事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国际精品农业（农资）博览会、世界种业大会、涉农行业组织或商会联盟论坛、国际康养农业论坛、国际创意农业设计周等会议会展品牌，鼓励国内外精品农业、品牌农业展销与国际电影节、国际音乐节、国际旅游节、国际时装周等文化节庆、品牌文化活动融合发展，培育在国内外富有影响力的农业总部经济中心、涉农创意设计中心等特色功能区。这有利于提升北京在国内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中的领航功能。
4.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利于北京打造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农业产业链科技协同创新和集成转化引领区、农业科技成果试验示范和转化先行区，并打造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密集区
北京涉农科技、人才等智力资源和科研大院大所、著名高校密集，正着力实施科技北京战略，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将打造农业中关村等作为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努力强化国家涉农创新战略力量的牵引作用和成果就地转化能力。这为科技赋能北京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环境，也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更加重视以科技为底色和靓丽名片，推动打造富有首都特色的中国农业科技强市，强化在智慧农业、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精品农业、数字农业发展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结合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也可以打造在国内外富有影响的创意农业优势区、科技沉浸式旅游和体验式农业先行区，形成科技农业、创意农业和都市型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二）推动“以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创新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北京市城镇化率高，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全国高收入人口和高端人才较为集中、国内外高收入人口和高端人才流动较为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是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央企总部、跨国公司总部、各类金融企业总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较为密集的地区。
1.坚持“以大城市带动大京郊”要求更加重视产业融合，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发展服务型农业先锋城市，培育都市型现代农业标杆城市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必须放宽视野，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农村抓农村，结合北京大国首都的市情农情，统筹考虑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优势，发挥大城市需求引领和服务带动作用。如面向高收入人口对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对绿色生态空间和农业农村提供生活、生态、科教、文化、景观、休闲体验功能不断增长的需求，引领农业绿色化、设施化、园区化、融合化和数字化发展，培育高端农业、精品农业、特色农业新增长点，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文化或数字技术与农业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共生。发挥城市需求引领、城市服务业对农村服务业甚至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推进会展经济、文化旅游、创意设计、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创新友好型金融与农业产业链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引领农业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城乡涉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耦合的发展格局。农业农村是北京旅游景点的重要载体，要结合发展北京旅游，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区打造乡村旅游会客厅，带动北京农产品、乡村特色工艺品向旅游商品、文化礼品转化。借助这些方式，不仅可以带动北京农业由生产型农业向服务型农业转型，提升农业和乡村产业链附加值；还可以更好地培育北京对全国农业转型升级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引领带动功能，带动北京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和服务化转型先行区。
2.坚持“大京郊服务大城市”要求更加重视发展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引导农业发展加快实现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服务导向转变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要求面向大都市运行发展需求，结合北京超过六成山区和打造生态沟域等有利条件，将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同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结合起来，以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北京农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将夯实“米袋子”“菜篮子”稳产保供底线与顺应城乡消费结构升级需求结合起来，重视消费需求分化和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不断增长的趋势。2023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北京市GDP的比重仅0.2%，但农业占GDP的比重越低，越要注重夯实农业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底线作用，加强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支持。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都市农业作为一种地域形态的农业，服务于城市居民需求，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稳定的地方食物系统和都市农业景观，在提升食物供应系统的韧性和灵活性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日本东京也注意通过都市农业邻近市场的供应优势，满足市民对新鲜时令农产品的需求。
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要注意跳出北京看北京，鼓励打造京津冀涉农协同创新共同体，培育“米袋子”“菜篮子”稳产保供共同体
近年来，我国打造首都经济圈积极推进，加快构建京津冀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不断取得进展。扎实推进环京周边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增强首都市场蔬菜保供能力，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从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战略全局出发，要注意引导京津冀涉农产业链供应链梯次分布、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鼓励跨区域涉农产业联盟发挥作用。加强环北京肉蛋菜奶产品自控基地和重要农产品应急储备基地建设，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稳定可控的环北京生猪养殖和屠宰加工基地。疏通农产品内外物流渠道、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布局，对于增强北京“米袋子”“菜篮子”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构建农业强国建设的“北京方案”未必要北京成为其他省（市、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样板，但最好能推动北京走出一条别具一格的、具有新时代大国首都特点的超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基于北京市情农情和在全国农业中所处方位，构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可能更多地不是要求北京在推进全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先行一步，成为普通省份提升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先行样板；而是要推动北京走出一条别具一格且具有大国首都特点的超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最终建成全国乃至全球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先锋城市，并在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和提升其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形成鲜明的大国首都特色。与此同时，要利用北京在科技创新、市场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培育在相关领域对全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引擎”作用和领航功能。
六、构建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的战略思路和建议
（一）廓清打造全国乃至全球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先锋城市的方向，推动普适型农业政策向专用型农业政策转型
作为超大城市，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殊性；以及作为首都，北京坚持“四个中心”、面向“四个服务”的特殊要求，决定了简单套用对多数省份适用的普适型农业政策，难以有效支持北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也难以支撑高质量的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运行。从前述北京参与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面临的条件、优势和潜力，特别是构建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的战略导向可见，过于强调普适性农业政策难以有效支撑高质量的农业强国建设“北京方案”。从国际经验和北京发展的战略需求来看，北京市要聚焦打造在全国乃至全球富有影响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先锋城市，单靠北京或其相关区县自身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其中相当一部分问题，带有都市型甚至超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殊性。如前述北京许多地方耕地地块规模小且布局散，细碎化问题严重；东京都市圈的都市农业往往也在城市内部形成“插花式”“零星式”分布。可见，这属于超大城市特别是作为首都的超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面临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对于这类特殊地区，简单套用对多数省份、多数地区普遍适用的普适型农业政策，容易导致政策失灵，影响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竞争力。如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必要的，但考虑到在北京现有耕地中永久基本农田占比明显偏高，在此背景下，如果严格执行“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和“禁止以设施农用地为名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休闲旅游、仓储厂房等设施”“临时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原则上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等政策，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选择空间将不是很大，推进其高质量发展难度更大。
因此，构建农业强国建设的“北京方案”，亟待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门支持，在推进北京市涉农政策创新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上加大力度，借此增强其对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考虑到深入落实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优化提升首都功能，要求坚持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情况更是如此。简单套用对多数省份普遍适用的农业政策，有可能导致北京等超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相对于普通省份的农业更容易面临“负重前行”问题。建议遵循“试点先行、局部探索、稳中求进”原则，鼓励北京或其相关县区、功能区开展改革试验，在土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索同常规农业有所不同的支持政策体系。考虑到北京经济发达，创新对北京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建议更多采取“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资金”的方式，允许北京在自愿前提下自费开展不同类型地区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改革试验，适度放松对涉农土地政策等要求，支持北京市为其他大城市、超大城市探索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发挥经验借鉴和改革引领作用。
鉴于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政策设计上要注意跳出农业看农业，将关注重点从农业劳动生产率转向涉农产业链覆盖全程的劳动生产率上；观察农业价值和功能作用也应在重视生产功能和直接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多关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生活、生态、科教、文化甚至美学价值，更多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特别是生态涵养和北京地区生态屏障功能。
（二）引导北京农业发展更多聚焦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形成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圈层结构
基于前文分析，在北京按其他地区的常规方式发展农业，难以形成较高的质量效益竞争力。北京农业发展应结合夯实重要农产品保供底线要求，明确超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并将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加强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前提下，构建农业强国建设的“北京方案”应注意引导北京农业更多聚焦于发展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农业，并提升涉农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所谓精品农业，注重农业的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和农业特色、小众细分市场开发。所谓短链农业，有别于常规农业追求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发展方式，通过缩短农产品运输过程以减少碳排放，通过增加农产品生产流通过程对消费者的透明度以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所谓科技农业，强调强化科技对现代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引领支撑带动作用。结合发展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农业，并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附加值，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在北京具有消费市场优势，又有利于化解农产品生产、流通成本高的难题。要鼓励北京市结合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激发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多重功能价值，发挥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农业难以替代的本地化服务功能。
要结合创新政策，引导形成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圈层结构。在现有基础上，引导不同圈层农业探索不同的发展方向。建议研究以下方案的可行性。即：（1）在朝阳、海淀、丰台等中心城区，鼓励发展市民农园、会展农业和涉农展会经济等，鼓励加强都市型现代农业创新平台和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谨慎考虑是否要设置或在多大程度上设置粮食、蔬菜生产考核任务。借鉴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验，鼓励市民利用边际耕地或零碎、耕地、插花地兴办银发族农园、社区农园和耕种社区等，甚至建设屋顶农场。（2）在近郊农业发展圈，鼓励结合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创办科技农场、农耕体验和农业科普、亲子教育等，支持建设镶嵌于城市社区的区域农贸市场。鼓励因地制宜地发展蔬菜、花卉和地方特色水果种植和特色水产养殖，鼓励发展设施农业，兴办垂直农场等。（3）在平原农业发展圈，适当放松对粮食生产的考核要求，稳定蔬菜生产任务，鼓励发展特色蔬菜、花卉种植和设施农业、涉农创意产业等。（4）在生态涵养区：鼓励发展特色农业、全域有机农业和林下经济。
（三）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创新对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方式
建议：（1）实施都市型现代农业带头人提升工程，提升涉农企业家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同提升科技创新、业态创新、产业带动和服务保障能力。（2）引导科技人员向科技特派员或科技创业带头人转型，鼓励协同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产业链联合品牌和产学研用金合作平台。实施都市型现代农业创业计划、科技人员进农村创业计划等方式，鼓励科技人员向涉农科技型企业家转型，加大对科技型创业的支持力度。（3）优先支持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探索服务引领、需求导向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方式。（4）打造科技创业孵化基地。以平谷农业中关村为龙头，以现代农业科技园、农业产业化示范园为节点，完善支持措施，鼓励提升涉农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和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功能，培育融科技示范、技术集成、成果转化、融资孵化、创新创业、平台服务于一体的涉农众创空间——星创基地，形成有利于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涉农高精尖产业孵化培育的创新创业生态。鼓励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支持其发挥引领作用，形成涉农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创新共同体。鼓励风险投资等创新友好型金融，加强对小微科技型初创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创业的支持。（5）实施央智惠京计划。加大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鼓励央属科技资源面向北京涉农产业进行科技成果孵化和转化，建立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建议实施央属科技惠京银发工程，争取中央相关部门支持开展改革试验，允许甚至鼓励央属科技机构退休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北京开展科技型创业。
（四）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打造外埠农业合作发展基地和合作农业发展圈
基于北京坚持“四个中心”、面向“四个服务”的特殊要求，北京市要注意稳定并适度提高重要农产品自给率，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应急保障基地建设。鉴于北京市实际上处于河北省环绕之中，应结合加快构建京津冀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来考虑这一问题。建议进一步支持北京市在河北省甚至邻近的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外埠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强“米袋子”“菜篮子”产品保供或应急保供基地建设，拓展夯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底线的选择空间。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深化同周边地区合作，建议在严格执行首都规划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前提下，鼓励北京和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周边省份在双方自愿协商基础上，开展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改革探索；或依据“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探讨北京同周边省份加强合作，建立耕地补充特别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在此前提下，探索可否有限放松对北京市利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粮食、蔬菜等任务要求，有条件允许其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在其需要综合整治和涵养地力的永久基本农田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耕地发展设施农业或作为农业、农村产业融合配套设施用地。
此外，加强农业中关村建设，对于发挥北京涉农科技和创新资源密集优势，增强北京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发展的领航和辐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从中长期来看，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的空间布局，引导乡村人口、经济甚至涉农关联产业向中心镇、中心村或区县城适度集中，对于高质量推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北京方案”也有重要意义。要从战略上注意这一问题。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转自:《乡村治理评论》2024年第1期）
